不到一公克樣本便可監測冠狀病毒蹤跡,「廢水流行病學」如何防患未然?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早期的WWS發展涵蓋藥物、清潔劑、工業汙染物或病原體中的抗生素抗藥性細菌等,以及人類傳染病病原體。在COVID-19大流行後,透過WWS研究COVID-19和新變異株的技術變得愈來愈成熟,廢水也成為監測呼吸道傳播病原體的有效潛在應用。
文:黃韋菁(A.H.)
Take Home Message
- 冠狀病毒具高流行潛力,因此1970年代科學家進行「廢水監測」,監測地表水、廢水、泥漿、生物體以了解這類病毒。
- 病毒RNA會在患者發病前排入廢水。因此在COVID-19高度流行後,廢水監測能讓各部門提早執行公共衛生措施、緩解病毒爆發。
- 長期來看,廢水監測是追蹤病毒譜系動態的重要工具,但仍有回收率低和處理時間長等缺點。
美國下水道冠狀病毒警報網(Sewer Coronavirus Alert Network, SCAN)團隊領導人之一的傳染病學家沃爾夫(Marlene Wolfe)在接受《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訪問時曾提到 :「從全國各地社區採集不到一公克的廢水固體樣本,這個小樣本在某些情況下可代表多達400萬人。」這意味著追蹤廢水,或許就能了解人類生活的痕跡。
去(2022)年年末,全球至少70個國家、超過3800監測站期望從不到一公克廢水樣本中,觀察到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的蹤跡。
廢水科學的歷史
檢測廢水起源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54年倫敦蘇活區(Soho)的寬街霍亂爆發事件。當時,調查單位在一間多人因霍亂而死亡的房屋附近,發現已有病原體洩漏進該區公井和汙水池的糞便中,進而汙染泵的供水系統並引發流行病。
流行病學家在1950年代中期針對非州大蝸牛(AchatinAfulica)的血吸蟲感染(schistosome infection)進行調查,他們在追蹤病例起源時發現廢水汙染了附近水庫,因而確定此公共衛生問題的來源。
在目前已知的公共衛生文獻中,「廢水追蹤或跟蹤」(wastewater tracing or tracking)是初期在利用廢水追溯感染源時常見的術語。到了1970年代,「廢水監測」(wastewater surveillance, WWS)、「廢水偵測」(wastewater monitoring)、「廢水方面的監測」(wastewater-based surveillance, WBS)等不同的術語出現在工業廢水檢測研究中。
2000年代,為了追蹤海洛因和其他非法藥物等議題,又出現「汙水流行病學」(sewage epidemiology)和「廢水流行病學」(wastewater-based epidemiology,WBE)等學科用語的混用,主要描述以廢水中穩定人類排泄的物質,應用於同樣在計算樣本初始濃度的科學領域。
到了2014年,「廢水流行病學」漸漸取代「汙水流行病學」一詞,雖然汙水和廢水二詞仍通用,不過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近期的官方文件主要使用「WWS」一詞,學者也建議標準化相關科學技術,支持使用「WWS」和「WBE」作為共通用詞。
若檢視定義的差別,我們可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區分:廢水追蹤或跟蹤,主要為了識別病原體或毒物來源; 廢水偵測是為確保廢水排放不會造成公共衛生風險;WWS則強調系統性、持續地測試廢水以造福公眾健康,且可能與公共衛生政策相關; 而WBE是將廢水中發現的病原體和化學物質與人口健康聯繫起來的科學領域(圖一)。
COVID-19前,廢水科學研究了哪些傳染性人類病原體?
歷年來WWS用於評估引起腹瀉相關疾病的汙水傳播和糞口傳播病原體,其中研究較為成熟的人類傳染病病原體,包括微小核糖核酸病毒(Picornaviridae)、杯狀病毒(Caliciviridae)、呼腸孤病毒(Reoviridae)等。另外還有冠狀病毒(coronavirus)、伊波拉病毒(Ebolavirus)、茲卡病毒(ZikAvirus)和已提供公共衛生行動或政策資訊的小兒麻痺病毒(Poliovirus,或稱脊髓灰白質炎病毒)。流感和愛滋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則在WWS的相關文獻中較少出現 。
WWS通常涉及動物、人類和環境的複雜動態影響。由於早期的冠狀病毒具有高流行潛力,因此科學家自1970年代起透過監測地表水、廢水、泥漿和生物體中的冠狀病毒,以了解這類病毒在水循環中的狀態。
其中包括人類冠狀病毒,如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SARS-CoV);人畜共患的β 冠狀病毒(β-CoVs),如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ERS-CoV);動物冠狀病毒,如牛冠狀病毒(BCoV)、小鼠肝炎病毒(MHV)等。目前的研究著重冠狀病毒在廢水中的生存狀態、病毒回收效率等,但整體知識仍非常零碎 。
COVID-19時期的WWS
早期的WWS發展涵蓋藥物、清潔劑、工業汙染物或病原體中的抗生素抗藥性細菌等,以及人類傳染病病原體。在COVID-19大流行後,透過WWS研究COVID-19和新變異株的技術變得愈來愈成熟,廢水也成為監測呼吸道傳播病原體的有效潛在應用。
而近期除了監測COVID-19外,國際關注的猴痘病毒(monkeypox virus,MPV)與呼吸道融合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也成為WWS關注的對象。尤其是當多數人未接受RSV臨床檢測時,廢水資料填補了傳統監測的空白 。
與此同時,廢水基因組監測技術的新進展同時解決了廢水中含有多種病毒株的問題。例如能在廢水樣本中提前14天發現新的COVID-19變異株,並確定臨床監測未能捕獲的病毒傳播實例。除了能提供高風險人群如學生宿舍,機場、醫院、養老院等長期護理設施的早期預警外,還能輔助遏制和緩解病毒的爆發。長期而言,WWS更是追蹤病毒譜系動態綜合優勢的重要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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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