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這個世界會如此悼念坂本龍一?這一切大概要從60年代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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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的導演Stephen Nomura Schible稱,2012年他在紐約一場關於福島核災難的活動遇到坂本龍一,他覺得坂本龍一變了,不單年紀變大,也似乎懊悔對科技的錯信。從YMO對新科技的自信滿滿,到地球一體人類愚味,「教授」的憂傷形象也成形了。那也是坂本龍一音樂的另一成熟時期。他終於把自己的人生、音樂與關注的議題結合在一起了。
文:匡翹
死亡早有預兆,2022年12月11日,坂本龍一舉辦他的鋼琴獨奏會「Ryuichi Sakamoto: Playing the Piano 2022」時,曾如此説道:「已經沒有體力辦現場演奏會了,這可能是最後一次用這種形式演奏給各位觀眾看。」那是一場錄製的演出,然而即便如此,他也預言那可能已是最後一次。
恐怕他完蛋了。
癌症在坂本龍一身上擴散。 2014年6月,他確診咽喉癌,死亡這意象開始與他一起,如影隨形。於是聽眾如我們,除了記得他早年的《戰場上的快樂聖誕》、《末代皇帝》又或YMO(黃色魔術交響樂團)的音樂,大概就把他視為一名對抗癌症的傳奇音樂人。如像他在2023年1月17日、71歲生日當天所推出的最後一張專輯《12》,他用12首樂曲記錄了他12天的精神狀態,那已是他癌症末期的狀態,也是他籌辦最後音樂會的期間。
然而為什麼世界會如此悼念他?作為一名日本的音樂家,為什麼他可以得到世界的注視,成為放諸世界也被重視的創作者?那大概因為,在80年代成名的他,其音樂創作的變化,甚至可以與現代流行音樂的編年史對照。而這一切,大概要從60年代説起。
日本火紅年代對青年坂本龍一的影響
「當時有個傳言,在被封鎖的新宿高中校園裡,坂本帶着安全帽在彈奏德彪西的樂曲。不過我已經不記得這些事了,如果我真的做過,毫無疑問就是想出風頭。」坂本龍一在他的自傳《音樂使人自由》中,曾經如此寫道。
那是曾經火紅、最終悲傷的六十年代。在日本,簡稱「全共鬥」的全學共鬥會議學生運動在全日本擴散。準確來説,全共鬥是發生在1968年、1969年期間的學生運動,其手段包括封鎖校園、罷課等,大學生們希望通過自我否定,從內部以否認自己學生身份為方法,從外部則用暴力方式解散大學體制,從而解放主體的能動性。而在全共鬥之前,各大院校已經有零星的示威事件,而全共鬥正式爆發後,高峯時期,日本全國有過百間院校被學生封鎖。
曾經,那是一場充滿希望的運動,也得到部份公眾的支持。然而,最終這場運動走向血腥結局。全共鬥沒有統一的思想與組織,在運動早期可以令運動能量增加,但最終亦因為組織不足而與當權者沒有討論空間,結果隨着時間過去,運動能量開始消散,時任記者的川本三郎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中稱,「從六十年代後半展開的反體制運動,逐漸分為以越平連所代表的穩健巿民運動,和赤軍派所代表的激進直接行動,兩極化發展。在那之間則有龐大的‘消耗’與‘沉默’下去的複雜層面。 」
激進的運動份子,走向更激進行為,當中有搶劫郵局以獲得資金(日本的郵局有提供部分銀行的服務)、搶劫警局以獲得武器、刺殺政客、甚至肅清及殘殺內部的成員。
1952年出生的坂本龍一,是在這種氣氛下渡過青春期的,但同時,他年紀又比較輕,不是當時直接參與的大學生。他當然是知道學運正在發生的,尤其他的父親坂本一亀,正正是在全共鬥期間,身為三島由紀夫的編輯,當時三島由紀夫曾與過千名東京大學學生辯論。坂本龍一微妙的年齡差,可以反映在他的外號「教授」上面。
坂本龍一是有受過正統古典音樂訓練的。他三歲始習鋼琴,尤其喜歡法國作曲家德布西(Claude Debussy),原因之一是他覺得德布西受到亞洲音樂的影響。這是坂本龍一對照當代流行音樂史的第一個切入點,他從古典音樂中,找到與自己的連結,而這連結其實是雙向的。
縱使有打算「瓦解大學制度」才入讀大學,坂本龍一最終還是從東京藝術大學作曲系畢業,及後又取得碩士學位。而傳言坂本龍一的「教授」稱號,是YMO的隊友高橋幸宏調侃坂本龍一「學歷高」、「將來會否成為教授」而來的。因為當時的流行音樂人,基本上不太有學歷,甚至與學院出身人士保持距離,例如高橋幸宏即使與坂本龍一同年出生,但他卻從武藏野美術大學中途退學,沒有留在體制之中。而坂本龍一在2014年,回到母校任教,終於真的成為了「教授」,那就是後話了。
從前衛的電子音樂到創作電影配樂
加入YMO是坂本龍一音樂生涯的轉捩點。當時20多歲的他與高橋幸宏、細野晴臣創立了樂團YMO。1978年,YMO發表首張專輯《黃色魔術樂團》,那是一張前衛的電子音樂專輯,而由於發行該專輯的Alfa Records有在美國的人脈,故YMO也在美國出道。
在流行音樂史看來,那是電子音樂大行其道的年代。而且有趣的是,當時推動這股潮流的主力,還有來自德國的Kraftwerk,那是兩個來自二戰戰敗國、戰後一代的音樂人,創作出回到國際視野的音樂。相比仍然分裂的德國,日本音樂對當時的歐美樂壇來説,是東方的異國音樂。而回到細野晴臣命名YMO的初衷,那就是黃色人種的音樂魔法。甚至《黃色魔術樂團》的經典封面,那一身的紅色西裝,也是參考中國「中山裝」的革命服飾。
這種新音樂與東方音樂的連結,與德彪西時代吸收亞洲音樂的性質其實類似。1979年,YMO的專輯《固態倖存者》(Solid State Survivor)在全球售出超過200萬張,而且進行世界巡演。那種流行,可以對比現在韓國男團在歐美的風潮。
然後YMO在1983年解散了。在解散之前,坂本龍一已經與世界級的音樂人合作,例如Talking Heads的主音David Byrne,而在1983年,坂本龍一出演大島渚的電影《戰場上的快樂聖誕》,並負責配樂,開展坂本龍一的配樂生涯,而〈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這名曲,也成為坂本龍一被世界記住的作品之一。沒有YMO的電音張狂,〈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像是一種救贖的音樂。那切合了電影的主題,同時也映照坂本龍一本人與日本戰後、學運後的悔恨與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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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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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