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選之人》公正黨黨工職場性騷擾事件,那段對白根本是活生生的臨床現場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局外人總是認為,這種髒事大可直接打臉,在胸前比個叉,然後把性平條文貼到對方額頭上,之後法院見。這樣很帥,可惜人不是機器,人在會在亮紅燈時陷入掙扎,因為他們還要承受斷炊或被報復的風險,人會因顧忌而懷疑自己的是非判斷,會被利害關係約束,會為了那一口飯調整自己的容忍值。
「什麼?你被摸了,那當初幹嘛不講?你到底在想什麼!」
《 人選之人—造浪者 Wave Makers》是正港的職人劇,想看選戰明來暗去,爾虞我詐的策略攻防,可能會有些失望。但若想一窺幕僚的工作日常,本劇可說是細節滿滿,它展示了鄰里佈樁的眉角、選務凌駕家庭的傲慢、政二代的繼位兩難,以及大局之下,只得息事寧人的世道無奈。
這裡指的是第四集,公正黨黨工的職場性騷擾事件。

幾年前,我參與過一場關於職場性騷擾的支持性團體。和戒酒會一樣,這是個匿名團體,成員輪流傾訴事件,彼此承接情緒。裡頭有十個人,男女各半,有些是研究生,有些是上班族,還有幾個公務員。
當中有個成員,是入行兩年的新進護理師,轉調病房後持續被學長性騷擾。頭一個月還好,但之後越來越不對勁,學長會私下貼身搭肩開黃腔,半夜常傳曖昧簡訊,聚餐則藉機摟腰摸背。沒把話講開的原因,是她還想在醫院混下去,權力位階的落差,一向是職場性騷擾的起點。直到八個多月後,她在尾牙時遭學長強吻,於是決定上報性平會。
送出申訴書隔天,那間平常沒人使用的小會議室突然熱鬧了起來,副院長秘書、護理部督導、科主任、護理長通通擠進來開趴,人手一份紅包,桌上有一疊文情並茂的悔過書,還有一張診斷證明,證明學長有酒癮問題導致行為脫序。學長需要治療,但不能轉調,因為他要負責教學醫院評鑑,護理師則被調去健檢中心服務VIP,更上一層,皆大歡喜。討公道不一定要搬上檯面,小房間能解決的事,就別讓制服組的大人操心。
那時她才明白,原來性平會就跟五月天演唱會一樣,都拿不到入場券。

幾年以後,類似情節出現在《人選之人》第四集。公正黨文宣部副主任翁文方,帶著被騷擾的職員張亞靜,一同拜訪曾被性騷擾的離職員工苗珊如。面對來訪的兩人,苗珊如娓娓道出事件始末:
「那是我畢業後第一份工作。那時我的台語還不太流利,而且大家都很忙,只有前輩會主動帶我。他教我很多東西,是個非常熱情的人,所以大家都很喜歡他。
有時候加班到很晚,他會買宵夜給我,我也會回請他飲料小點心之類的。有一次,我在睡覺前收到一封訊息,那是一張夜景照片,他說想跟我看夜景。我沒有多說什麼,就回了『晚安』。
說真的,那也沒怎樣,如果特地回說請他不要這樣,我反而會覺得很尷尬,好像是我小題大作,而我也不想打壞關係。後來有次加班到很晚,半夜一兩點,他說要載我回家,可是卻往反方向開。他把車開到一個可以看夜景的地方,接著開始說他跟老婆有多不好,每天都在吵架,結果講著講著他就哭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而且他那時候看起來就真的很可憐,我覺得應該要安慰他,我也不覺得他會對我怎麼樣,所以我就拍了拍他的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會誤會我,他說他很喜歡我,然後就強吻我。
可是我有把他推開!後來我想說事情過了就算了,結果他開始在工作上為難我,故意不把正確的資料給我,讓我很難做事。但你們知道嗎?我那時候的第一個想法不是生氣,而是覺得愧疚,然後很自責。一定是我做了什麼不對的事情,我想要跟他道歉,我希望可以跟他把話講開。
後來我才知道,他對每個女生都這樣,而且他會在大家面前把我講得很難聽,那時候我每天都過得非常痛苦。我有去找主任,但他說那是同事之間互相關心的訊息,不能當作證據,叫我自己換單位。嗯,大概就是這樣。」
那場戲就到這裡結束了,但整段對白留在我腦海裡非常久。為什麼,因為她講出了跟護理師幾乎一樣的話。這段對白,根本是活生生的臨床現場,編劇只花了十分鐘,就把團體成員送回我面前。能把對白寫得如此生動,讓角色說出人話(這是本劇最優秀的部分),只有兩種可能:扎實的田調,或深刻的觀察。
我想,編劇們同時做到了這兩件事。
這段自白,完整重現了職場性騷擾受害者的掙扎曲線。這條曲線和霸凌流程有點類似,加害者會反覆試探對方底線,受害者會一點一點讓步。霸凌受害者擔心失去友誼,性騷擾受害者則擔心失去前景,因此對於前輩的曖昧行徑,他們深怕是自作多情,即便偶有逾矩,也不敢破壞關係。
是不是自己做了什麼讓人誤會的事,才讓對方有機可趁,因此在不確定事情會惡化到什麼地步之前,他們不知如何喊停,因為沒有判斷的依據,也不敢拿職業生涯賭下去。就這樣拖了好一陣子,直到每晚都輾轉難眠,人生被拖進沼澤,才終於鼓起勇氣告訴家人,可惜大多都換來一句:
那你當初幹嘛不講?你到底在想什麼!
這些受害者都有個共同的困擾,就是他們必須先通過一連串的審訊,才能得到想要的關心。旁人沒看到他們的掙扎,而是誤以為他們別有居心,他們從來沒想過,被人理解的過程,居然會如此坎坷。
「幹嘛不早講?」跟「發生什麼事?」都有個問號,但它們代表的意義截然不同。前者是質疑,後者是探詢,然而多數的受害者,腦袋其實都很清楚,他們大多都知道自己吃了悶虧,因此不用質疑他們,我們該去理解的,是為什麼他們願意一直吃虧?
局外人總是認為,這種髒事大可直接打臉,在胸前比個叉,然後把性平條文貼到對方額頭上,之後法院見。這樣很帥,可惜人不是機器,機器會在設定好的情況下亮紅燈,發出警報。但人在會在亮紅燈時陷入掙扎,因為他們還要承受斷炊或被報復的風險,人會因顧忌而懷疑自己的是非判斷,會被利害關係約束,會為了那一口飯調整自己的容忍值。這是人心的暗盤操作,也是機器無法判讀的細節。
大部分的受害者,都只想被理解這件事,其他的,他們可以自己搞定。

團體結束前,帶領者問了每個團員,有沒有什麼話想跟身邊的人說?我原本以為這會是個踴躍的結尾,沒想到竟換來一片沉默。沒人送出語言,每個人都在斟酌,大家彷彿在用各種角度,試著把某片沉重的玻璃窗裝回窗框。
「我希望,他們能相信我們。」
一個輟學的研究生舉起右手,慢慢地吐出這十個字,而這十個字產生了某種催眠效果,讓成員一個接著一個點頭。看著他們的神情,我忽然想起了《百年孤寂》那群迷失在雨林裡的馬康多村民,而馬奎斯是這麼形容這群人的:
他們默默無聲,像夢遊般走在一個憂傷的宇宙。
我不知道,他們何時能走出這個憂傷的宇宙,我也知道,事情不能就這麼算了。但這那之前,我們能做的,是溫柔地問一句「發生什麼事?」不要預設立場,也不要自作主張,而是去仔細理解這些被卡在夾縫中的身體,好好感受他們的掙扎。
有時候他們需要的,真的就是這樣而已。
本文經心理師的腦中小劇場 - 劉仲彬臨床心理師授權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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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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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