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把不合作運動種子播撒到海外，「華僑為革命之母」的預言有朝一日或將再現

文：鐘山

「潤學」（編按：音同英文的「Run」）在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期間興起，成為近期的網絡熱點話題，並且現實中形成某種「潮流」，大量中國人用各種方式離開中國，這個現象著實讓人驚訝，他們在中國的「好日子」不復存在了嗎？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幾十年內成為了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城市生活水平和發達國家差距越來越小，似乎海內外人才都能夠在國內找到更好的機會。按照官方一貫的宣傳，中國在黨和人民領袖的帶領下「強起來」了，生活在中國「偷著樂」都來不及，為什麼要潤去水深火熱的資本主義國家呢？

但數據不會説謊，根據聯合國難民署2022公佈的數據，2019、2020和2021年在海外尋求政治庇護的中國人人數均超過十萬人，遠高於胡錦濤時期的人數之和，僅此一項就戳穿了習近平在新時代編織的偉大復興的假象。特別是在COVID-19疫情期間，政府各種不講科學、蠻橫專制的極端封控做法讓很多人感到失望無力。作為極權社會下被原子化的個體，人們反抗的力量有限，代價很大，逃離也許是僅存的理性選擇。

政治問題毫無疑問是潤的觸發點

這幾年來，找我諮詢有沒有必要潤、怎麼潤的朋友明顯增加，他們的職業背景大不相同，有中小企業老闆，有網路大廠打工人，有媒體編輯記者，有高校教師和大學生，更有普通的農民工，這些人潤的動機和途徑都不一樣，但有一個共通的想法——中國現在的情況和未來的趨勢已經讓他們沒有安全感。無論是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還是子女安全，至少是暫時的離開才能讓他們躲過心中那若隱若現的危機。深究人民的不安全感來自哪裡是一件很諷刺的事，恰恰是人民領袖一意孤行的雄心壯志會讓人民瑟瑟發抖，套用《我愛我家》裡的一句台詞：「你爺爺一失誤，我爺爺就得要飯」。

政治問題毫無疑問是讓越來越多人想潤的觸發點。我從2014年開始到海外求學，到2015年底，要不要潤的選擇第一次擺在了面前，當時廣東警方執行了針對多家勞工NGO的掃蕩行動，抓捕了二十多位在工業區幫助農民工維權的活動家，以此來「震懾」珠三角地區日益高漲的工人抗爭行動。因為常年在珠三角做勞工調研，我跟被抓捕的NGO活動家熟識，國內外關心這件事的朋友擔心我的人身安全，建議不要回國，美國的朋友還為我能留下想了多種辦法。這個事件讓我認真思考了要不要潤這個問題，當時的結論是：雖然國內的政治環境愈發嚴苛，公民社會舉步維艱，但只要避開某些最敏感議題，推動社會改變的努力仍然有狹窄的空間可以維持下去。因此我在事件逐漸平息後回到中國，繼續做勞工議題的田野調查。

時過境遷，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決定，我也很難斷定是對是錯。因為在中國這種體制下，當政治環境的改變只是存乎一人之念，旦夕之間就能截然不同。記得2016年，我在北京聽一位知名的政治學者調侃：「十八大之前誰能想到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對於未曾親歷中國曾經的政治災難、習慣了改革開放的設定的新一代來説，中國在過去十年變得越來越陌生，政治極權、經濟失速、社會潰敗、文化保守，這些方面的變化都以極端事件的方式出現，不同階級的人都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不僅僅是日常焦慮的中產階級，普通的工人農民都能察覺到身邊出現的困境和危機。

特別是疫情這幾年，來自農村的製造業工人和建築工人受到很大影響，比如企業訂單減少導致開工不足，工人要麼只能拿最低工資，要麼就失業；房地產行業的衰退，以及政府基建投資遭遇財政緊張，建築工人被拖欠工資的情況普遍出現。

但執政者的偏執顢頇讓他們只願意聽到同一種聲音，沉睡在官僚體系給他們編織的訊息繭房中做著強國復興的春秋大夢。國家機器不斷增強的控制力讓人恐懼，宣傳部門開足馬力給民眾灌迷魂湯，但隨著結構性問題的累積，權益受到擠壓、損害的人越來越多，人們被迫面對殘酷的現實並清醒起來，他們無法改變國家巨大的不確定性，只有尋求改變自身的命運。

潤學為何風靡？新冠疫情的「加速」與年輕人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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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是一場巨大的「加速」，無休止的靜默和封城讓人們普遍產生逃離的衝動和行動，每次當封控的流言傳出，都能看到不同職業的人群尋求逃離的場景，城市居民連夜開車出城而堵在高速路口，網路大廠打工人抱著電腦回家，城中村裡的農民工不斷推倒水馬圍欄，最震撼的場景是富士康工人為了躲避「閉環生產」和工廠不人道的管理措施而徒步上百公里返鄉，這種反應夾雜了恐懼，無奈，憤怒，更加反映了嚮往自由、自主是人的本性。

中國的疫情封控可以説是極權控制的一個經典形態——每一個個體都處在剛性維穩和數字監控的嚴密體系之下，即使政府宣告疫情結束後，這種極控制的陰影仍然存在，會以不同的面目和形態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例如廣東雖然宣佈棄用健康碼，銷毀疫情數據，但是不久前推出的「粵居碼」，強制性要求戶籍居民、流動人口、境外人員安裝，仍然在蒐集居民數據。從這個意義上説，疫情封控是中國走向封閉保守的一個縮影，人們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正常社會」了。

「潤學」變成了風靡社群媒體的網絡迷因，也反映出年輕人對其的巨大共鳴，原因是他們所面臨的暗淡發展前景和眾多的困境。過去三十年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內外環境已經不復存在，當政治環境在緊縮，改革開放的紅利難以持續，且由於深刻的分配不公，更難以惠及到弱勢勞動群體。發展的過程已經不是柏拉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後來的人越來越難在把餅做大的過程中分享利益，而只能爭奪現有的做不大的餅，導致的結果就是競爭愈發激烈。從搖籃到墳墓的內卷，卷名校、卷大廠、卷考公……現在的年輕人應該對這一點深有體會。而由於政府對個人自由施加的各種限制，他們甚至很難找到紓解壓力的渠道——就連追劇和追星的樂趣，都頻頻被嚴厲的審查制度掃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