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現象舉世皆然，但歐洲和亞洲的「職業病」卻大不相同

文：許慈育（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

近日，韓國「Hydis」勞工為了自身權益來台絕食抗議，獲得台灣勞工團體及民眾聲援 [1]。但是，我們的移民署和警政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將他們遣送回國。對於勞工們來說，抗爭同時也是一場奢侈的行動。

亞洲的現象告訴我們，東亞國家的勞工與雇主協商的能量非常薄弱；在台灣，絕大多數的勞工被迫單槍匹馬面對資方，議定工時，結果出現匪夷所思的工時規定，淪為過勞死神獵捕的對象。勞雇間權力不對稱的關係，使得我國勞基法第八十四之一條「勞雇雙方另議工時」的精神難以落實。

本文從談論歐洲和亞洲勞動文化的角度，介紹《過勞之島：台灣職場過勞實錄與對策》這本書給大家，同時參考鄭雅文（2010）「過勞死」的問題出在哪 」的問題出在哪？台灣職業安全健康制度總體檢一文。對照歐洲國家普遍不認同超長工時的工作型態，全球勞動者雖然都面臨過勞現象，但是為什麼歐亞對過勞的定義與職業病徵全然不同？這除了顯示歐亞兩者產業結構與工作文化不一樣外，也提示著亞洲的勞雇雙方協商能量超低der！

而我們除了應力求勞資關係對稱，以工會制衡，同時也要改革「以加班為榮，以按時下班為恥」的職場文化。筆者的看法是，持續扭曲的勞雇權力結構，對於亞洲勞動者來說，如果在計算自身獲利、職業傷害、工作時數之間的權衡後 [2]，當勞動者面對高工時和高傷害風險的容忍成本大於抗爭成本時，勞動者會不會對既有勞雇關係反噬？抗爭範疇除了資方外，是否擴及握有公權力的官僚組織？值得持續觀察。

韓國勞動現況

在韓國，過勞的問題可說是相當嚴重。《過勞之島》提到，韓國長工時狀況在國際上亦是名列前茅，與台灣競相角逐前三名。過去韓國工時皆高於台灣，但近年來韓國的全年工時持續下降，2012年首次低於台灣， 以2090小時排居第4名。1990年代韓國經濟衰退，過勞死問題反而加劇。

韓國政府從1995年開始，正視過勞死議題，並納入職業病給付項目。根據資料顯示，韓國自1996年起過勞補償案件即高達252件，至2003年達到高峰2358件，近年來雖有趨緩，但2009年仍有639件案例（見圖一）。

圖一、日本、韓國與台灣職業引起心腦血管疾病補償件數 。出處：鄭雅文（2010）

韓國的過勞問題嚴重，韓國政府也設法提出對策。2014年1月7日，韓國政府在青瓦臺舉行國務會議，會中提出「關於改善韓國人職場文化的工作計畫」，該計畫主要摒棄過去韓國社會「以加班為榮，以按時下班為恥」的職場文化，並主張企業應提高勞動效率，尊重和保障勞工的休息權。

韓國勞動部長房河男在國務會議上也說，要想解決過勞問題，僅依靠執法部門的干預遠遠不夠。韓國社會要有自覺，抑制過勞的職場文化，創造社會成員能夠兼顧工作和家庭的良好工作環境。

亞洲職業病：腦、心血管疾病

綜觀世界各國，僅有日本、韓國、台灣，目前將過勞所導致之心臟、腦血管疾病納入職業病範圍。過勞的現象在台灣各地蔓延，其他國家也可見，但為何尤其以東亞國家特別顯著？超時工作的文化正是問題核心（見圖二）。

圖二、年平均工時之國際比較。出處：鄭雅文（2010）

日本是最早將「過勞」明文納入職業病中的國家。《過勞之島》第十二章指出，「過勞死」一詞的出現，可以溯源到1982年。《過勞死──腦、心臟系統疾病之業務上認定與預防》一書，正式命名為「karoshi」，漢字即為「過勞死」，從此便被廣泛使用。

書中定義的「過勞死」是指「因過重的勞動負荷，促使自身原有的腦、心血管疾病惡化，造成永久不能勞動或死亡」。但根據資料顯示，日本早在1950年代，即有因工作壓力過重而促發腦血管或心臟疾病的案例。因此，日本政府在1961年便整理歸納「異常事件」與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發作的關係。

圖三、國際職業病補償件數與補償率比較。出處：鄭雅文（2010）

1996年，日本曾發生一起勞工自殺的事件。法院認定此案因過勞促發憂鬱症所致，在「過勞死辯護團全國聯絡會議」的強烈要求下，日本政府於1999年擴大過勞的認定範圍，將精神疾病以也納入過勞的職業病範圍內，認定過勞的相關法令至此堪稱完備。

近年來，日本積極防範職場過勞的議題。社會普遍也認為，防止過勞死和過勞自殺是國家與企業責任，要求政府提出有效對策。2014年6月，日本內閣通過《過勞死等防止對策推進法》，於同年11月1日施行。該法將「過勞死」定義為「因工作負擔過重造成腦血管疾病或心臟疾病死亡者，或因工作造成心理負擔過重，因精神障礙而自殺或死亡者」。

歐洲國家職業病：心理疾病

歐洲國家普遍不認同超長工時的工作型態，「過勞」在歐洲呈現的內涵是什麼？他們的政府又是如何因應？《過勞之島》指出，歐洲國家職業病的範圍和東亞不同，這是因為歐洲國家的產業結構與工作文化，不像東亞職場這般長工時現象嚴重，所以不容易出現身體機能的過勞疾病，如腦中風或心臟疾病等，因此歐洲國家的政府並未將過勞導致的心、腦血管疾病納入職業病範圍。相對地，在歐美國家，因工作壓力導致過勞的健康危害，多呈現為心理方面的疾病。

近年來，職場的工作壓力是歐洲熱門的社會議題，各國也積極防治過勞造成的工作壓力，建構健康的職場環境。1996年，歐盟針對當時的會員國進行調查發現，28％的員工有工作壓力相關的疾病或健康上的問題。

目前歐盟也有13個國家實施減輕職場壓力的相關法令。許多國家也將工作壓力所引起的疾病，包括憂鬱症、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納入職災補償範圍。其中澳洲職災保險局在2004年認定了82,600件案例乃因工作壓力而引起職業心理疾病；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2007年有1228件心理壓力引起傷病的案例。

而丹麥、瑞典、澳洲、加拿大魁北克省等地，亦將「職場社會心理危害」納入勞動檢查的範圍，包括工作負荷、工作控制、夜班與值班安排、騷擾、霸凌、歧視、職場暴力等面向。近幾年來，「過勞」（burnout）也是德國勞動市場的重大問題。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2008年的報告，心理因素相關病狀造成的直接成本為286億歐元，占整體醫療成本的11.3％。

「過勞」為德國第三大醫療成本支出項目，僅次於心臟與循環系統疾病，以及消化系統疾病。而全德國人力資本因病假而造成損失者，其中心理因素相關的病假占之18％，國民所得因此降低450億歐元，為全德國國民所得之1.8％。德國法令要求企業應為保障員工安全及健康採取措施，共同對抗「過勞」衍生的職場問題。

小結

同樣有過勞現象的歐洲和亞洲，為何過勞病徵如此不同？歐洲國家對職業病訂定範疇主要是心理層面，他們的政府關注職場的工作壓力，尤其是過勞促發的影響，著重於事前預防，除了強調雇主的職場責任外，同時也重視勞工通報、工會制衡與勞動檢查等健康管理策略。

然而，亞洲對職業病徵的定義為心血管、腦部疾病，可見職場壓力已超過心理負荷，影響勞動者的生理機能。顯示在亞洲，勞工與雇主於體制內協商的能量仍非常薄弱，而這也是造成過勞職場文化的主因。在扭曲的勞雇結構下，對於勞動者來說，如果獲利、職業傷害、工時之間的損益持續失衡，且勞動者的容忍成本大於抗爭成本時，既有權力結構是否面臨重整？有待後續觀察。

附註

[1] Hydis工人為何來台抗爭？
可關注韓國Hydis工人 團結・鬥爭
延伸閱讀：苦勞網報導、關鍵評論網整理 、公視PNN相關報導、公視獨立特派員

[2] 勞動者如何計算該容忍或抗爭？筆者假設容忍成本：工時、職業傷害；抗爭成本：獲利損失（包括花時間去抗爭、沒時間賺錢，以及因為抗議資方而有遭受解雇的風險）。當容忍成本大於抗爭成本，代表勞動者高工時和高傷害風險大於勞動者失去工作或失去金錢、體力的情況發生，勞動者會選擇繼續容忍或抗爭，將會影響原本的勞雇關係。

參考資料

• 黃怡翎、高有智（2015），《過勞之島：台灣職場過勞實錄與對策》。社團法人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出版。
• 鄭雅文（2010），「過勞死」的問題出在哪 」的問題出在哪？台灣職業安全健康制度總體檢。
• 林宗弘（2015），血汗經濟崩世代──直面台灣青年過勞死的真相（《過勞之島》導讀序）
• 黃怡翎、高有智（2015），《過勞之島》：工作是謀生？還是找死？（《過勞之島》作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