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從MIT到中國製造》：「從台商促統，到兩岸經貿互賴促統」這個思路大有問題

文：劉又銘

曾出版《台灣為什麼重要？》一書的美國兩岸研究權威任雪麗（Shelley Rigger），於2021年發行的英文版書籍《The Tiger Leading the Dragon: How Taiwan Propelled China’s Economic Rise》，已於今（2023）年1月繁體中文化，名為《從MIT到中國製造：台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飛》。

本書敘事，是走一個「舊題材、新觀點」的路線。因為過去無論社會學、政治學、兩岸關係、中國大陸研究，乃至經營管理學，其中有關「台商」的研究汗牛充棟；但真正把台商放在全球供應鏈下，將台商視為中國經濟與全球接軌關鍵引路人的觀點，卻是第一次有這種全面性的論述。

甚至，本書又進一步把台商離開台灣、進入中國、離開中國的「無岸旅途」，放在兩岸互動與美中競爭的框架下，以專著進行分析。本書雖然架構明確、推論清晰，只要對近30年來美中台政經局勢有簡單了解的人，幾乎都可以「理所當然」的「按圖索驥」，輕鬆理解故事的發展。但其中也是有不少分析算是「毀人三觀」。

兩岸共同文化對做生意幫助不大

過去多數認為，台商相較於他國「外商」，之所以於1990年代初期快速在中國站穩腳步，是因為台灣人與中國人間共同的語言文化紐帶，使得雙方隔閡較小，台商進入當地市場的門檻就相對較低。但作者就認為，中國的政經制度與台灣截然不同，制度在商場上扮演的角色，其實比文化更吃重。

更重要的是，這些特殊的制度因此促成了中國社會當地的政商關係；而這些關係是在當地的社經脈絡下根深柢固的，就算是台商也打不進去。台商若是真正參與這些關係下的聚會，也會了解雙方文化的相似性沒有我們想像的高。

因為在台灣我們通常會認為「能夠利益交換是因為彼此是朋友」；但在中國卻是「彼此結成朋友是因為能夠利益交換」。也就是，送禮不是為了鞏固關係，而是「送禮本身就是關係」，有送禮才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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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不反中、不反商

刻板印象總認為「民進黨反中、反商；國民黨親中、重商」。但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前後，無論是競選政見，或是當選後的政策，其實都比國民黨版本對中國相對友善。當時是由扁政府主動提出與中國互設代表處，簽署《兩岸投資保障協議》，並且取消李登輝時代的「戒急用忍」，將對中政策的教條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

除了主觀的善意外，客觀形勢上，兩岸貿易額從2000年到2004年陳水扁的第一任期內，年平均增長是50%。甚至在四年內，中國就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2008年陳水扁卸任時，兩岸貿易規模也已是八年前的九倍，政府所核准的對中直接投資也在八年內，成長了四倍。

陳水扁的對中高度開放，與隨之而來的「脆弱性不對稱依賴」，其中原因或許不脫2000年網路泡沫，以及2001年兩岸同時加入WTO。兩大因素讓台資企業成本壓力急遽提升，造成台商大舉西進；但我們還是應該注意，在政策選擇的主動性上，台灣對中全面經濟開放，其實是始於陳水扁時代而非馬英九時代。所以民進黨既不仇中，也不仇富，更不曾與自由貿易為敵。

甚至馬英九時代的持續開放，相較於陳水扁時代，其實更帶有一點受迫性。因為台灣高度對中直接投資，中國又缺乏法治框架，這使得從台商到整個台灣，對中依賴的經濟曝險程度之高已經無法承受；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海嘯，導致台灣進出口市場大亂。

面臨風險與衰退雙重打擊的馬政府，只想透過對中開放與中國建立法治框架，降低台商與台資曝險；並且，吸引陸資來填補金融危機的資金缺口。扁馬二人對中國的相對主動與相對被動，以後見之明來看，應該還他們各自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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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的成功，來自卓越的政治判斷能力

我們常說「在商言商」、「商人無祖國」或「只談商業不談政治」。但台灣半導體業的發展，尤其以台積電為例，相對於其他以「晶圓代工」為主業的半導體公司來說，台積電之所以會成功，除了大量工程師的「新鮮肝臟」24小時輪班提高製程良率外；更重要的，其實是台積電高層卓越的「政治判斷」能力。

一方面，台積電看清了高科技製造業的核心利益，其實是「制度安全」比「政策誘因」還要更重要。作為一家最晚進入中國的台灣半導體廠，台積電看清了半導體產業資本密集與知識密集的特色，使中國低廉的工資和寬鬆的法規，都不該作為投資的最重要誘因；反而是安全的司法環境與高度保障智慧財產權，才是半導體產業最需要的。

另一方面，無論是2004年於上海設立八吋晶圓廠，或是2022年對美國的投資，雖然台積電高層名義上都是說要「貼近顧客」，隨時應顧客要求進行產品修改；但實際上，2004年的中國投資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國際客戶對於兩岸政治關係感到焦慮。如果台積電在中國也有產線，那就算台海爆發衝突，晶片供應也不會中斷。

同理，2022年台積電宣布的對美投資，也是新一波台海危機下，降低客戶地緣政治焦慮的抉擇。所以台積電的興起、壯大與成功，都是政治判斷上的決策成功，而不是商業判斷上的決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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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供應鏈的崛起對台灣禍兮福兮

紅色供應鏈的崛起，中國國內企業逐漸取台商而代之。這產生了兩個對台灣影響至深的結果。一方面，誕生於2015年北京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為了不讓美國在關鍵技術上「卡脖子」的紅色供應鏈，最終遭到川普以降，來自華府的貿易戰與科技戰迎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