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廣深」也留不住人，經濟與社會結構性複合危機即將籠罩全中國

文：吳哲文

今年年初起，中國關於人口的悲報頻傳，相較前一年2021年同期，去年2022年期間，該國不僅有至少18個省區的出生率全面下滑，總體人口數也出現衰退，這些連中國黨政當局也無法再透過玩弄數據、美化灌水等等方式掩蓋的數據，充分呈現「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將較原先各方學者專家所預期的般，提早在2022～2023年之間結束」的情況。

近日更傳出。「中國人眼中的四大一線城市—合稱『北、上、廣、深』的北京、上海、廣州與深圳，去年常住人口數也同步出現衰退，衰退人數從數萬到10多萬不等」的新聞，令人不禁開始思考：中國到底是發生了什麼問題。

暴烈封城防疫措施，人們對上海開始失去信心

以「北上廣深」這四座大城為首的中國各大城市，過去經常被台灣的親中媒體、以及泛藍的政客名嘴之流，拿這些城市建構在沙上城堡般處境的虛胖繁榮，以及看似光鮮亮麗的高樓大廈、地鐵與道路等都市硬體建設，作為他們批評「就是因為台灣沒有在經濟上徹底倒向中國，所以台灣幾大城市的市容，才會逐漸落後於中國」的話頭，以作為他們進一步闡述所謂「兩岸經濟統合」、「台商應該如何進軍『大陸』市場」等相類論述的開場白或論據。

但，中國各大城市的就業機會及房地產發展模式等等面向，一如他們的經濟發展模式般，都不具有持續穩健發展的可能性。

在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簡稱「武肺」）疫情爆發前，中國房地產業景氣的逐漸走向低迷，以及依附於房地產業，透過出售土地使用權、來獲取黨政當局運營與建設等等經費的『土地經濟』，與地方政府為籌措土地經濟逐漸低迷後所需的政府開支，以將來的各種政府收入為擔保所發行的地方債券，並因此滾起多達人民幣數十兆元的地方債雪球，成為估計達中國年GDP的250%到300%整體負債中，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

這幾項因素持續深化以後，已經逐漸讓長期觀察中國經濟的各方人馬，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產生愈來愈多的不安。而武肺在中國的3年疫情發展，更成為對中國總體經濟的一次重擊。

在武肺疫情爆發後的第一年與第二年——2020~2021年間，雖然中國時鬆時緊的防疫政策，對經濟秩序產生某種程度的干擾，不過中國各級產業與各行各業，大致上還在可以勉強維持的範圍。

但，中國的武肺疫情在2022年初進入第三年，主流病毒株也變成中國當局防疫手段難以防堵的Omicron株以後，在該國最高黨政領導人——習近平的親自指導，以及習近平出於「必須在中共二十大開啟其異例的第三任期，因此有必要壓制或甚至清除江系在上海的殘餘勢力」的權力鬥爭等等考量下，作為四大一線城市之中對外最重要櫥窗的上海，因此成為習近平與其政權執行「社會面清零」強硬防疫策略的首要開刀目標。

於是，自3月底起，上海展開為時兩個多月的封城，在這段期間，上海市民與外僑親身體驗封城下物資短缺的感覺，上海與其週邊長江三角洲的加工出口等經濟生產秩序、以及以各種服務業為核心的民生消費景氣也都遭到衝擊，並也為房地產景氣的持續下探種下遠因。

雖然對上海市民及各國僑民來說，最艱困的封城時期與其措施，在2022年6月起逐漸收斂，但上海與其週邊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就業景氣，由於以上因素的疊加交會，以及西方各國與中國緩緩脫鉤的態勢也逐漸明朗的影響，不僅外僑被這波暴烈的封城防疫措施，嚇到對上海開始失去信心。

對中國的一般人而言，上海這波封城與其後的效應，也導致上海與其週邊，原先能夠吸收中國大量基層就業人口的加工出口製造業、以及有相近作用的各種民生消費服務業，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數量、以及薪資報酬的水準，都呈現同步萎縮與下挫的趨勢，一般基層就業人口前往上海尋找工作的人潮，也因此開始緩和下來。

因此，上海去年年底常住居民人數的下滑，也就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了。

廣州與深圳的常住人口開始減少，是必然的發展

而上海的這一連串發展，也是位於珠江三角洲，同樣以加工出口、房地產與民生消費等服務業，作為經濟與就業支柱的另外兩座一線城市——廣州與深圳——的縮影。

廣州與深圳，在中國當局去年3月底到12月初的武肺強硬防疫措施推行期間，也與中國的各大城市一樣，受到封城所導致的出行不便、物資短缺，以及最瘋狂時每天一篩的全民核酸普篩等措施所影響，因此從製造業到服務業的日常運作，也受到廣泛影響，薪資及營收的下滑、甚至是就業機會的喪失，更逐漸成為這兩座城市市民生活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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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中國當局在去年12月初解除嚴苛的防疫管制措施後，廣州與深圳的經濟景氣與就業狀況，也並未就此開始好轉，這兩座城市與上海一樣，都在蒙受盛宴結束、只剩殘羹冷炙與滿地垃圾的房地產業，以及外資加工出口業者的遷出等等負面因素的影響，民生消費景氣也再也沒有恢復回來，但包含日常開銷與房屋的生活成本依然高昂，於是就業人口的流動也開始緩和、甚至走向衰退，在這樣的處境下，廣州與深圳的常住人口開始減少，也就是必然的發展了。

而中國首都——北京，雖然由於中央黨政機關及國企總部多在北京的緣故，吃黨政機關及國企等等廣義公家飯的「體制內」人口占比，較上海、廣州或深圳都來得更高一些，但去年起，從該國東南沿海各省市吹去的景氣寒風，也逐漸吹向北京的大小國企及國有資本，連國企與其週邊、具有正式編制的從業者，也難以避免減薪或裁員的命運，更何況是同受武肺強硬防疫措施影響、導致民生凋敝波及其身的一般民眾？而北京在此般大勢下，又何德何能能避免於常住人口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