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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毛主席的美術兵到習近平的漫畫家(二):繪畫減輕我遭中國關押的壓力

從毛主席的美術兵到習近平的漫畫家(二):繪畫減輕我遭中國關押的壓力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被關押期間,整天被國安人員審訊,我於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用美術的眼光觀察周圍,這樣可以減輕審訊的騷擾。我坐在椅子上,貌似發呆,實際上一會兒眯縫兩眼,看大效果,一會直盯盯的看著一處,找精確關係,同時在腦子就開始構圖來表現這些場景。

1981年紐約州立大學林南教授來北大訪問,建議我申請紐約州立大學。 紐約州立大學又給了我獎學金,所以我就沒有用中國政府的獎學金。1982年到美國留學讀社會學,繪畫基本荒廢。但我身體裡的繪畫基因並未休眠,有時上課聽不懂,或對某個老師印象特別深刻的時候,就會技癢難耐,順手在筆記本上給老師畫個速寫。

在紐約州立大學期間,較大的收穫是聽布勞(Peter Blau)教授的課。他是學校裡僅有的幾名傑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之一,「社會交換理論」的創始人,在學校教我們理論的建立。他講話有口音,思想又深奧,故不好懂。但適應之後,就能感到聽這種課,真是如飲醇酒,回味無窮。

我特別記得有兩點印象非常深刻,一是他強調演繹過程在理論建立中的重要性;僅僅用歸納法只能重複驗證我們已知的事實, 是不能建立理論的。 二是他強調任何科學的理論,是無法證明什麼是對的,但應該是可以證明什麼是錯的,也就是有可能被推翻的(即「證偽原則」)。

例如,若有一理論宣稱「鳥全是會飛的」,若想證明其正確,則必須驗證世界上所有的鳥都是會飛的。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只要找到一隻不會飛的鳥,就證明瞭這個理論是錯的,就推翻了這個理論。若有「理論」無法用實證數據推翻,則不要花時間去研究它。有些大理論,如人類一定會實現某種主義的社會,就很難推翻,因而也就不是現代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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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勞教授|Photo Credit: 李少民

在美國念社會科學的收穫之一,是對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瞭解和對統計學在社會研究中的應用。學了這些方法論,想起毛澤東說以「三條驢腿代表中國農民的方向」來推行農村合作化,真是嚴重的誤導。後來我又對人口學產生興趣。原因是社會學不易進行量化研究,而人口變化(生、死、遷移),相對而言容易進行量化研究。同時覺得中國人口問題嚴重,有許多領域需要研究。

1984年夏天, 我申請到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做人口研究。回來後決定專門研究人口學。 當時在我們系裡講人口學的涂肇慶教授告訴我, 若想學人口學,應當去普林斯頓大學,於是我決定轉學。

我和我的導師艾芭(Richard Alba)教授講,我想轉學。他很捨不得我走,因為他覺得我是個不錯的學生(我當時在系裡考博士研究生資格,考了個「歷史上最好的成績之一」,卷子經常被其他考生調閱), 所以懇切希望我不要離開。但是當他知道我去意已決時,還是給我寫了推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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