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累積了雄厚的國際信用，但未來能否轉移成為台灣的國際資產？

文：賴怡忠（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

當英國前首相特拉斯（Liz Truss）在台北君悅飯店演講之際，國民黨也向外正式提出其2024年大選的總統候選人，也是在同一時間，台灣民眾黨通過提案正式提名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參選2024總統大選。自此台灣總統選舉大勢底定，出現較為清晰的三角競爭態勢。而隨著各政黨總統人選出爐，台灣政壇的「後蔡英文時代」也正式揭開序幕。

今年蔡英文的520演說，不僅是蔡英文最後一次以總統身分發表的520演說，也鋪陳出蔡總統在後蔡英文時代的自我認知、她對台灣未來所面臨挑戰的認識、以及自己對過去施政績效的自我反省。

世界進入脫後冷戰時代

在蔡總統的成就中最顯著的顯然是國際外交。正是在蔡總統執政時期，台灣從困頓在台海一隅，幾乎被邊緣化為中國沿海的一個小島，變成在世界舉足輕重的要角。在蔡總統發表520演說的同時，於日本廣島召開的七大工業國會議（G7）也在積極討論台灣議題。這個事實證明了台灣現因本身的重要性，開始成為世界關注的重點。

在蔡總統於2016年5月上任後，先後出現英國脫歐、素人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習近平取消中國的總統任期制、香港出現反送中抗議以及中國隨後祭出國安法實質取消「一國兩制」、起源中國武漢的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將全球封關將近三年、以及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等。

這些發展使得1990年起始，在政治上的後冷戰時代以及經濟上的全球化秩序出現裂解，中國更在崛起後開始展現稱霸的意圖，主張世界局勢出現東升西降。並以此對國際民主體制發動系統性攻擊。

另加上數位科技發展對既有古典自由民主理念產生重大挑戰，這系列發展使得全世界的每個民主體制都應接不暇。相對來說，身處這一連串風暴的中心點之台灣，還能夠維持今日的狀態，可說是非常不容易。正因為台灣在面對這一連串國際挑戰下的表現依舊亮眼，使得台灣的國際地位能夠在未發一槍一彈下上升許多。

台海安全議題出現「脫統獨」與「國際化」的新發展

中國這幾年本身內部與對外態度的變化，也讓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出現大幅改變。在2017年底川普政府發表國安戰略改變了美國過去40年的對中政策，將美中關係視為大國的地緣戰略競爭關係時，當時美國還不將中國視為敵對勢力，雖然當時認為中國有意改變現狀；是中國之後的作為導致關係越趨敵對。

首先是習近平修改憲法使得國家主席可以有終身制，其次是中國在聯合國改變普世人權的定義，以及更傾向以展現武力面對爭議，與將經濟互賴予以武器化的作為，歐美日澳等國家對中國的印象才出現比較大的變化。特別是中國在華為爭議時，以綁架與事件無關之加拿大赴中訪客，以及新冠肺炎時的起始對應與之後持續拒絕透明調查等作為，開始根本改變了歐美國家對中國的態度。

正是這些態度，使得歐美等國家對於中國對台灣的軍事侵擾以及外交封鎖，開始以比較不一樣的眼光視之。當然還加上這段期間台灣自身的努力，一方面使得台灣對世界的貢獻不再只是民主價值與地緣戰略位置，連經濟這個在過去是台灣相對於中國的弱項，現在也在部分經濟部門，出現了台灣對世界的貢獻遠超過中國貢獻的認知。

因此各國對中國對台灣的侵擾作為，一方面察覺到這不是一般性的兩岸關係爭議。因為歐美日澳印度等國家也發現，中國對其施壓的作為與其對台灣的脅迫在本質上並無二致，意即這不太能以統獨問題視之。當台灣什麼都沒做也都沒說的情形下，中國對台之所以會加大軍事威脅，主要是獨裁體制對民主體制的敵意。

二方面，這些國家也注意到台灣對世界不可或缺的存在價值，因此如果持續放任中國對台威脅以致之後出現台海軍事爭端，這些國家的利益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這也是為何在2021年拜登（Joe Biden）政府以台灣安全國際化政策來處理台海維和時，會進展如此快速的原因。重視台海的和平與穩定，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須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這些要求開始成為國際對台灣安全議題的新共識。台海安全的國際化，可說是這幾年攸關台灣國際安全的最關鍵發展。

2016年馬英九卸任時留給台灣的，是個已經倒向中共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作為與中交往的基礎，以及一個和中國密切交纏的台灣經濟體制，與一個缺乏足夠資源的國防體系。蔡英文上任後與這些狀況辛苦拚搏，以民主原則而不是一中原則，意圖守住與中交往的底線，努力降低台灣對中經濟的曝險程度，分散台灣對中投資能量，積極加強台灣的國防能力等，這些作為也在某種程度增加了台海安全國際化的底氣。

台海安全議題「脫離統獨、面向國際」的發展，代表了這幾年台灣安全戰略典範的重大轉移。這也意味過去以兩岸互動為觀察台海議題的主要分析方式，未來也不太能夠適用。過去圍繞在美中台三角互動的諸多分析架構，可能也要對此有所調整。這是下任總統及其團隊必須深刻體悟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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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認同被視為是捍衛民主的關鍵，不是改變現狀的麻煩製造者

與此有關的，是國際安全社區對台灣認同態度的變化。在90年代的台灣民主化發展時，國際安全專家面對上升的台灣認同，往往基於其可能挑戰一中政策，而多傾向將台灣認同視為可能改變現狀的麻煩。甚至還有主張只有堅守一中的民意才是負責任的民主，意圖挑戰一中的民意是個將台海帶入戰禍、是不負責任的民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