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蛾撲火》推薦文：重新思考「我們」，一個勞工運動組織者的絮語與提問

文：陳素香（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

【推薦文】組織者的絮語與提問

本書是一個工會組織者的故事，書寫時作者已離開工會，在第一頁她就說因為目睹奮力打造的一切分崩離析，「我疲憊、厭倦又悲傷，而且不知怎麼就決定這些感受可以讓我心安理得地不再做組織」。她把自己封守起來，直到有一天因病住院，獨自在醫院病床上過夜，身上裹著薄薄的床單，那間醫院的床單、布巾恰是外包給八年前她協助組織工會的鳳凰城索迪斯旗下的洗衣廠。塵封的人事物一一襲來，於是她開始書寫八年前在鳳凰城組織「紡織成衣工會」支部的回憶。毫無疑問的，這是一個曾在工會組織／工人運動中受到嚴重創傷的組織者自我療癒的書寫。

作者的文筆極為細膩，回憶鉅細靡遺，文學性的隱喻（蛾）也非常貼切而引人低迴深思。同樣作為工運組織者，我在書中特別留意「組織者」的角色遭遇了什麼問題，她如何思考、行動，而我又怎麼想這些組織者的命題。

我與本書作者素昧平生，所以純粹根據文本展開組織者的對話練習，也算是一個勞工運動組織者因閱讀此書而產生的絮語。

抗爭非關偶然

每一個抗爭行動都不是偶然發生，也非登高一呼即風火燎原，其背後都是大量的組織工作。本書首先讓我深入著迷的是，對於組織者工作的紀錄：瑣碎的、重複性的、動態性變化的、不斷調整的策略、人的分析、情勢的判斷，日以繼夜投入的精神和體力勞動，作者把工會組織者不為人知的工作內容，以民族誌的方式記錄得完整又仔細。「紡織成衣工會的組織者每晚開會的標準時間是晚上十點」，開完會之後，組織者又得分頭進行任務，幾乎讓人懷疑這些工會組織者不需要睡覺。看過這些描述之後，大概不會有太多人覺得組織者是一個不錯的職業。

那麼，是什麼讓人選擇做一個工人運動組織者？是什麼支撐著組織者繼續留在工作位置或是中途離去呢？

作者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我認為也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是作者說了一個歷史故事，其中含有深意。這是與克拉拉．萊姆利希及一九○九年「兩萬人抗爭」的歷史敘事有關的故事。「兩萬人抗爭」是如何發生的？

帶頭反叛的瘦小女孩突然從數千名觀眾中站起來號召罷工，好幾萬人跟隨她走上街頭。

這樣的敘事似乎在說，啟動兩萬人抗爭純屬偶發事件。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克拉拉也並非「突然起來號召罷工」。事實上，在一九○五年，身為製衣業女工的克拉拉，即因不滿「國際女裝服飾工會」的領導層只有興趣組織男性（熟練的裁剪師及打版師），而與被壓在最底層的女工成立了自己的支部：國際女裝服飾工會二十五支部。然而男性領導層仍不承認女工自組的支部。宣稱沒有更高職級的男性幹部在場，她們就不能開決策會議。克拉拉與女工們經過數個月抗議，才迫使領導層正式承認。

於一九○九年的群眾大會號召總罷工之時，克拉拉與二十五支部已經領導紐約市最大的三家女式襯衫工廠罷工，且罷工已進入第十一週。而罷工剛開始不久，工廠的老闆便僱用打手，在暗巷裡打斷她六根肋骨，一週後她帶著傷回到罷工糾察線。她曾被逮補十七次，被法官教訓婦人與女孩本該聽命行事。在群眾大會之際，二十五支部的罷工基金已用完，她向工會高層尋求支持，希望將罷工擴展到紐約市的六百家工廠，但是工會領導階層卻建議她結束罷工。

然而克拉拉與二十五支部的其他領導人沒有放棄，她們在數百家製衣廠展開組織工作，建立組織委員會，並為更大規模的罷工爭取支持。在群眾大會當下，克拉拉知道現場工人有戰鬥意志，在場工人也很清楚她是誰。

一九○九年兩萬人抗爭的歷史真相，並不是「瘦小女孩突然站起來號召總罷工」，而是自一九○五年女工自組二十五支部開始，組織者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才讓醞釀聚集的抗爭力量爆發開來。一呼百應的背後，是無數組織者馬不停蹄、沒日沒夜工作的成果。

順法的困境

組織工作會呈現在工會運動的能量上，但並非都能獲勝，因工會的對立面——公司也自有一套策略和方法。以本書的洗衣廠工會為例，資方得知工人在組織工會（簽工會卡）時，即透過兩百多場個別強制會談，威脅利誘工人撤回工會卡，並開除帶頭的工人領袖。經此鎮壓後，在勞工局核定的工會投票日，反對組工會的票數贏過同意組工會的票數。雖然紡織成衣工會提出索迪斯違反「不當勞動行為」的訴訟，但是等待訴訟的漫長過程，就足以讓工會瓦解崩潰。

因此當我讀著索迪斯洗衣廠組工會的經驗時，腦中浮起的問題是：在勞動體制／法律規範內的工會／工人運動，對工人是有利的嗎？能保障工人整體的權利嗎？我個人是十分質疑的。

以本書背景的美國為例，依據《國家勞工關係法》，從簽完工會卡到投票的數星期間，「公司可以進行反工會宣傳，包括在強制工人出席的會談中公開表示反對，對工人投票支持工會後可能發生的情況做負面預測，並告訴工人他們若參加經濟性罷工，可能被永久取代。」換言之，公司可以公開威脅工人，甚至僱用工賊「永久取代」支持工會的工人。而在這樣的體制／法律裡，工人能有多少勝算？

台灣的勞動體制／法律規範的建置，其實與美國大同小異，特別是《勞資爭議處理法》、《工會法》、《勞動事件法》逐年修訂，愈來愈將工人的抗爭行動納入法定的遊戲規則，藉此消弭無法預期或控制的法外爭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