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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說蔣介石》:在史迪威將軍的日記裡,「花生米」幾成為蔣介石委員長之代號

《評說蔣介石》:在史迪威將軍的日記裡,「花生米」幾成為蔣介石委員長之代號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美蔣摩擦最嚴重、最戲劇化的莫如史迪威事件。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羅斯福電告蔣介石籌組中國戰場,並以蔣為該戰場的最高統帥。蔣於1942年元月2日去電接受,並請推薦一位高級將領為其參謀長,於是來了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將軍。

文:汪榮祖

蔣介石與美國的愛恨關係

許多人對蔣介石與美國關係的看法,往往想當然耳,以至於不免簡化。蔣並不是靠親美起家,而是靠蘇俄起家。如果沒有蘇俄在中國,北伐根本無從開始。北伐以後,蔣宋聯姻之後,蔣美關係仍不甚熱絡,與德國的關係倒是更為密切,來了大批德籍軍事顧問。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表面上看,美蔣關係進入蜜月期;事實上,酸甜苦辣都有,不僅僅是甜甜蜜蜜。

對美國而言,日本侵占東北後,視滿洲為禁臠,不僅有違其一貫的門戶開放政策,以及1920年華盛頓會議的精神,而且公然踐踏1928年的〈非戰公約〉,違反不以武力解決外交問題的承諾。美國為了本國的利益與世界和平,理應對日嚴厲制裁,然而由於歐戰後美國孤立主義彌漫,對華商業利益無足輕重,以及殖民地菲律賓孤懸遠東,不願亦不敢激怒日本,僅採溫和的「不承認政策」。

盧溝橋事變後,中日爆發全面戰爭,美國《時代雜誌》雖以蔣氏夫婦為該年的風雲人物,但華盛頓仍不願制裁日本,對中國之被日本侵略,僅表同情,除口頭強調門戶開放以及中國領土完整諸原則外,別無作為。此即美國外交史學者所習稱的「參與而不受約束」(participation without commitment)的政策。換言之,美國不會在遠東縮手,但亦不會因受約束而被捲入戰爭。蔣介石於淞滬之戰前後,渴望華盛頓據〈九國公約〉制止日本,終於大失所望。

蔣失望之餘,仍希望英美有所作為,至少能夠援華或調停。胡適等學者於1937年秋奉命赴歐美進行國民外交,即因此故。國民政府於1938年9月17日正式任命胡適為駐美利堅合眾國全權大使,胡於10月6日赴華府上任,十天後蔣介石致羅斯福總統長電,表示「中國人民深信唯有美國政府可以為獲取公正和平之領導者,如美國有意發起邀集有關國家舉行謀致遠東永久和平之會議——如華盛頓會議之先例,此正其時」。

兩天後白宮就回電婉謝,謂「調解時機未到」。經濟部長翁文灝又於9月21日,寫信給胡適大使說:中國的出路「似莫如由美國強力施壓日本、聯絡英法、召開會議、共圖解決,國命存亡,關係至巨」,希望胡大使與美國要人面商具體辦法,以達救國目的。翁於11月8日的晚上,又來電報說:「國內有一部分人鑒於實力難久持,願乘此媾和」。於此可見,胡適出任大使的要務,除了借款之外,就是希望美國政府干預調停,能與日本媾和。

胡適原是鴿派,曾唱不抵抗的低調,但此時他已堅信和比戰難,主張苦撐待變,顯然與蔣政府的訓令有異。胡氏為了表達自己的意思,不聽使館游、崔二君的勸阻,給翁文灝回了一通私電,有云:「六年之中,時時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戰是誤國,不肯負責主和是誤國,但今日屈服更是誤國」。胡氏的不聽話與自作主張,很快便有了反應,美國報紙約在1939年7月中旬報導來自重慶的消息,說是嚴惠慶將取代胡適為駐美大使。這是一種警告,並未真正執行。

同年10月,胡適與美國國務院官員談及中日和解的可能性之後,花了40天的功夫寫了一份英文說帖,說是日本若能接受〈九國公約〉的規定和解,中國當然歡迎之至;但事實上並不可能,強調和議的種種困難,也就是他所說的「和比戰難」。

胡適發出此一說帖後,自謂:「政府若知道我這四十多日的苦心,必定要大責怪我」,不過他說:「我不避這種責任」。當蔡元培於1940年死後,又傳出胡適將調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消息,但胡適「為國事計,實不想在此時拋了駐美的使事」,乃明言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長。結果重慶官方於7月23正式否認召回胡適大使之說;不過蔣介石派來宋子文,用胡適的話說:「來了一群太上大使」。太上大使宋子文當然不僅僅是要「監視」胡適,更重要的任務是向美國要錢、要飛機。

當蔣介石於1941年3月得知〈軍火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立即要求宋子文提出一千架飛機、三十個師裝備等要求。珍珠港事變爆發美日開戰,蔣介石抑制不住心頭的喜悅,於1941年12月8日記道:「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於極點」,山城陪都也一片鼓舞。美國被偷襲,不得不全力支持蔣介石抗日了。宋子文遂於1941年12月23日,被任命為外交部長,胡適向他說:「你回去時,若有更動駐美使節的需要,我隨時可走」。胡適終於1942年8月15日,收到免去他大使的電報,並於一個月之後的9月18日離開華府雙橡園。戰爭還未結束,他的大使生涯已告結束。唐德剛說:胡先生故鄉的農民就有一句土話說:「撈魚摸蝦,耽誤莊稼」!胡適身為中國抗戰期中的駐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莊稼,他丟下不做,而拼命去撈魚摸蝦,豈不該撤職?

其實撤職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傅斯年告知胡適的所謂:「對介公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說是介公有一電,先生回電徑告以不可行,當然介公的想法不見得做到,然此等對付法,其非習也」。不按蔣介石的習慣辦事,連胡適也該撤職。胡適上任不久,還沒有「撈魚摸蝦」,就傳出調職的消息了。

日本於1941年12月8日偷襲珍珠港(華府時間為12月7日),美國迅即對日宣戰,蔣介石頓成羅斯福的作戰夥伴。白宮於翌年元旦就向胡適大使說:「可告知蔣先生,我們歡迎中國為四強之一」。在蔣介石領導下的殘破中國、被日本蹂躪得不成樣子的中國,忽然之間可以成為世界四強之一,難怪胡適要在四強兩字上面加個引號。原因無他,羅斯福見及四億人口大國的潛力,提升中國可平衡蘇俄,而強大親美的中國合乎美國的利益。胡適所謂的「苦撐待變」,終於有了出頭天。不久美國的經援、軍援源源而來,蔣宋美齡訪美轟動一時,其受歡迎的程度,美報比之於1920年代飛越大西洋的林白(Charles Lindbergh)。高潮還在後面,那是1943年底的開羅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