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天安門事件改變了這一切，這片殖民地首次被一連串的歇斯底里所奪佔

文：珍．莫里斯（Jan Morris）

一九八八年，第二十七任總督衛奕信爵士（David Wilson）抵達香港，要帶領香港渡過這些疑慮，或許他是所有總督中最理解中國的學者。儘管當時無法證明他是否會成為末代總督，但是一般都認為他是最後一任仍掌有實權的總督——在他之後就任的，全都只像是行禮如儀、而未有作為的總督。

諷刺的是他根本不是個帝國分子，他的公職生涯全在外交部服務，從來沒有一位大英帝國的總督扮演過比他更為諷刺的角色。英屬印度的初期統治者就像是憤怒的天使，帶著自身對於新天堂和新樂土的願景在全亞洲橫衝直撞。巴勒斯坦高級專員有許多是彼拉多（Pilate）之流的人物，洗掉他們雙手上的責任；後期的印度總督則是年邁與權力式微的象徵。不過，落到外交部衛奕信身上的責任是要為帝國最後的聲譽做好準備。香港所留下的風味將會是大英盛世中最後一道滋味，且在他的任期中將把英國傳奇交由中國來決定——不論那會是個令人感到可恥、還是令人讚揚的傳奇，不論是會被當成維護者而心懷感激、或是歷史風水的破壞者而被引以為恥地記憶著。

衛奕信曾經參與《中英聯合聲明》的談判，我問過他，怎麼看待自己在香港的歷史責任，他說就是要確保這塊領土以完整的狀態移交給中國。雖然我懷疑他的說法是刻意有所矛盾——當然許多人認為他的責任要比那一點來得更為深遠些。越來越多的人受到大膽直言的立法局議員李柱銘律師的驅使，認為衛奕信有愧於英國人的良知、有愧於他們逝去的帝國，也有愧於落實香港成為一個港人的政府——由港人組成、由港人選舉，一個能在一九九七年正式來到時，力量與歷練足以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政府。

整體而言，犯下許多小錯和爭議的港英政府還是個良善政府。它正如帝國本身一般，因本身的時機而興起，透過它巔峰的擴張榮景來到了大眾能過得相當體面的境界。它確保了個人自由，提供了穩定性，甚至在近幾年它大膽地啟動了社會福利機制，還試圖堅持大英帝國最純正的道德情操——那就是公平競爭的倫理。它展示了帝國主義極其罕見的情況，其不必然進行壓迫舉措，而是一種夥伴關係，抑或是種技術服務。冷漠的外國觀察家也必定會承認，這塊荒蕪的岩塊在過去是極其幸運地躲開了中國大陸的多災多難與耗損，且當地民眾當然也如此認為——透過一九八二年調查，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希望維持政治上的現狀，便能得知。

可是在很大的一方面來說，英國未能在香港遵守其自身最佳之價值。他們不斷拒絕給予當地人政治權力，甚至不讓他們獲得完整的資訊。秘密的、家長制的、通常還是明顯地事不關己，並且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甚至到了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間，他們還維持著那種善意帝國主義的模式。一如我們所見，政府依然維持著形式最傳統的皇家殖民地政府，是個幾乎沒有任何民意代表調和其中的寡頭政治制度。

這並非帝國的典範。當英國從其領地撤退時，幾乎都在全球各地把議會民主制度留給承續的政府。即使最落後、最未開化的部落國家，選民只能識別以青蛙或鱷魚做為候選政黨象徵的照片，還是引進了一人一票的複雜制度——封建酋長發覺自己轉型成了議長，戴著假髮還握有權杖；在赤道高溫地區高速旋轉的電風扇下，旁徵博引地引用厄斯金．梅（Erskine May）的話語，並遵守著所有西敏寺方面的慣例。

這也不是常例。其他的政治形式從格瑞那達到辛巴威很快就接手過去。不過，這是離去的英國人極光榮的嘗試，要把他們自己十分珍惜的政治權利留給它昔日的臣民——就某種意義上來說，在歷經如此多的霸凌和剝削之後，這是種和平的貢獻。其臣民旋即拒絕這份禮物，部分來說是種跡象，或許是因為它來得太晚。不過至少部分反映了性情或是歷史環境，並非所有人都從民主中得到最大的幫助。

在世界最遙遠的東方，英國人已然建立一個比那些熱帶殖民地更為先進洗鍊的共同社會——或許這還是英國最輝煌燦爛的一塊殖民地——可是在這塊殖民地上卻還保持著專制帝國的古老形式。一九八七年，英國政府承諾要公布對香港從那時起直至一九九七年的政治想法；一直到當時，此種帝國主義古體的完整意義才達到效果。這是香港首度投入狂熱的政治活動之中。

許多人認為激進的改革終將玩火上身，那不僅會和北京作對，也是政治對抗的痛苦交換，或許還混和了貪污以及很可能遭到共產黨親自的操弄，這會削弱對香港的信心並嚇走投資——綜觀整個殖民地歷史來看，主要的爭論是一事無成的。其他人斷言香港大眾反正就是單純不關心政治。不過，還包括中國人與外國人在內的其他人則相信，在這個殖民地上建立起適當的代議制政府並不算為時太晚；相反地，只有香港曾經落實過自治，如此方能在一九九七年之後維持其人身自由。

因此，在香港看到了新的事物：一個飽受政治爭論折磨的社會。香港成立了幾十個政治團體，報紙上出現了粗暴的政治漫畫，立法局出現了真正的政治辯論。李柱銘成了最為知名的人物之一，很多人把他視為像是新加坡李光耀般的人物，能帶領著香港進入繁榮的自治。不過，英國人在還沒有先度量北京方面的回應之前，已然是沒有任何作為了。外交關係和商業前景要比殖民地理念來得更為重要，且當這份企盼已久的白皮書概述了政府的規劃時，它僅僅是提出增加十名直選議員加入立法局，來取代由地方政府機關所挑選的議員，而且還要到一九九二年之後才會實施。五十七位議員中有十位是公開選舉產生，通往西敏寺之路還會是條漫漫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