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海慟》：從中國文明史上可以看到，東亞通常鬥不過內亞

文：蘇曉康

〈漁陽鼙鼓動地來〉

二○二三年五月十六日三點三十分，俄羅斯空軍攜帶六枚匕首超音速導彈，黑海艦隊九枚 Kalibr 導彈，還有三枚 S-400 和伊斯坎德爾M型陸基導彈，共計十八枚從北東南不同方向對烏克蘭基輔發動了襲擊。

十八枚導彈全部被擊落攔截，這是人類空戰史上的首例，即戳破了俄羅斯超音速導彈不可攔截的神話。

一、驚醒內亞

此際，正盛傳烏克蘭將對俄「春夏大反攻」，但是澤倫斯基一再強調他需要更多時間準備，烏克蘭反攻，遇到俄國頑強抵抗，鏖戰空前激烈，信息也非常混亂，截至此書出版之時，尚未分勝負，由此。「後俄烏戰爭時期」（post R-U-war era）不會到來，可是普亭不勝即敗，比戰爭更大的失敗，乃是「大俄羅斯」意識形態的再一次崩解；接下來，全世界會不會看到諸如俄羅斯政治混亂、社會動盪、經濟瓦解、軍隊倒戈，包括普亭被繩之戰爭罪犯歸案，以致聯邦解體等等更大的動靜，則是「後俄烏戰爭」了，這個大動靜會發生在俄羅斯東頭的中亞腹地，俄羅斯歐洲板塊怎樣，已經不足為奇。

「中亞」背後是廣袤的「內亞」，和整個歐亞大板塊的縱深。內亞一東一西，正有兩個強權，西邊的俄羅斯在衰敗，此刻又被拖進戰後泥潭；東邊的中國正在崛起，欲與美國爭奪霸權，其「一帶一路」，所謂「絲綢之路經濟帶」，正要穿越這個不確定地區。

所以這個「春夏大反攻」意義深遠，可能將演化成一次非同小可的歷史槓桿作用，此撲朔迷離，恰在俄羅斯的大顛覆，勢必影響北京，也肯定緩解台海局勢，網上名嘴們眾口一詞：普亭輸掉侵烏的直接教訓，將是遏止習近平侵台。

廣袤內亞的東緣有個新疆，習近平在那裡實施「種族滅絕」政策，形同摧毀那裡的一切制度建置，恰與內亞正在醞釀的無政府狀態吻合。美國作家羅伯特・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曾在《外交事務》雜誌發文〈歐亞大陸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稱：

中亞國家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正隱約浮現的危機可能加劇這種危險。這些威權國家持續的穩定令中國愈加易於控制其自身的中亞少數民族，但時間或許正在耗盡。這些政權中的一些，是由同一批具有布里茲涅夫時代中央委員會委員特點的人士領導，自從冷戰結束以來，他們一直執政。如今，這些領導人正在老去，他們的政權合法性可疑，他們的經濟依舊與俄羅斯和中國自身漸趨放緩的引擎保持聯絡，他們的人口正變得更加伊斯蘭化。也就是說，對中亞來講，爆發一場類似阿拉伯之春的運動，時機或許已經成熟。

二、十五英寸降水線

「內亞」在中國歷史和中文語境中，究竟是什麼？

「人們還記得秦始皇修的古長城嗎？如今它還沉睡在沙漠之中。茫茫流沙從北方一步步蠶食過來，狂風雕塑著它，彷彿它是一個千年的流放者，躺在這荒漠之中，凝固成一個沒有答案的沉思。」——《河殤》

我三十年前寫下的這段文字，至今還可以讀出一股悲涼來。

英國科學家李約瑟論斷長城是農耕民族的最後疆界，隨後中國史學家黃仁宇有一驚人發現：長城恰與十五英寸降水線重合，從而證實了李約瑟的設想。

至於長城，其實是一個很淺近的圖騰，在歷史上找不到什麼描述。對它大概只能追溯到抗日戰爭時期，它成為從歷史上借來的「抵禦外寇」的一個符號。可是如果你梳理一下歷史，會發現完全不是那回事，是個錯覺。滿清八旗就是踏破長城，滅了朱明。這個明長城，還比早先那個秦長城，退縮了一千華里，哪裡談得上「抵禦」？黃仁宇說「十五英寸降水線」是農耕文明的邊界，正好跟明長城重合。最妙的是，一部關於長城的電視片裡，又在陝西的長城拍到了「華夷天塹」四個字！謝選駿寫過一本書《神話與民族精神》，其中分析長城，剝離它的精神是「保守防禦」。這並不是說，我們主張擴張、侵略，而是說中華文明對挑戰的應對，是防守型的。

王魯湘在引入選駿的觀點時，又表現出異常謹慎的學究氣。他翻閱了大量關於萬里長城變遷的考證史料，對比了秦長城與明長城在建築時的截然相反的動機和時代背景。他其實還在遵循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態度。當我告訴他，魯湘似乎並不激動。忽有一日，他如獲至寶地大聲叫道：「夏駿，趕快去借一部新拍的長城電視片，我從那裡看到陝西紅石峽長城上有『華夷天塹』四個字，真是鐵證如山。」《龍年的悲愴》

然而我始料未及的是，「沒有答案的沉思」，卻要在三十年後才能解開。至此，我讀到至少四種關於內亞的論述，試分而述之。

三、胡漢碰撞融合

華夷之爭，在中文和中國歷史語境中即「胡漢之爭」，我在議論台灣名醫兼暢銷書作家陳耀昌的「百越密碼」時寫道：

關於「華夏與百越」，還有另一種劃分：「蒙古人種」與「馬來人種」，總之也是南北兩個人種，所以在喜馬拉雅山南麓分道揚鑣，走到南方去的就是馬來（百越），走到北方去的就是蒙古（華夏）。那麼，蒙古高原乃至俄羅斯草原上的胡人呢？他們稱為「突厥」，無疑也是蒙古人種，但是不屬於漢族，「胡漢之爭」毋寧是這個大陸板塊上兩千年歷史的主題。

「胡漢之爭」這個亞洲大陸上兩千年的主題，自然也是所謂史學之眼，中古史的重中之重，其大家非陳寅恪莫屬，他早在四十年代所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就指出胡化、漢化問題實際上是胡漢文化的對立，判別胡人和漢人是以所受文化，而不以種族和血統為依據，並一再告誡治史者：「此點為治吾國中古史最要關鍵，若不明乎此，必致無謂之糾紛。」史家陳寅恪的「民族和文化」之眼，在今日中國學界恐已廢弛，因為習近平對待中國西北乃至中亞的政策，已經倒退到種族糾紛與壓迫。

唐朝人對河朔地區「胡化」現象多有觀察者是杜牧，如《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飲酒策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道，因複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以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入王屋山）始聞《孝經》、《論語》。」這都說明當時社會文教之淺薄，河朔地區尚武輕文。杜牧的論述，也被司馬光收錄到《資治通鑒》中。

自然，唐代史料對陳寅恪影響很大，一九四二年他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其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分析中央與河朔集團關係時，指出河朔地區與中央存在著嚴重的文化對立，由此得出結論：「唐代安史亂後之世局，凡河朔及其它藩鎮與中央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