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列女傳到婦女史》：五四時代婦女群體被置於時代座標上，面目模糊地「從黑暗走向光明」

文：衣若蘭

重讀近代中國婦女史

過往研究者通常引用報刊雜誌文章或著作作為婦女史研究的史料，從中挖掘近代中國婦女的處境與意識形態，而筆者本書則是探討近代中國婦女史如何編寫而成、史觀為何，及其與時代環境之間的關係，嘗試拉出「婦女史學史」的脈絡。

從本書所選的案例，我們可以看見婦女史書寫在傳統與現代史學之間的多元操作、變化與延續，以及作者採用之史源、方法、論述之爭競。然而這樣的發展並非單一直線式的，而是曲折反覆，你來我往，跟編著者的個別選擇與撰述主旨，以及時代社會風潮均密切相關。

1913年出版的《神州女子新史》是首部運用晚清從日本傳來的西式章節體，以及歷史分期的方式來撰述的中國婦女史，為晚清傳統史學到現代史學的過渡。

徐天嘯在專制王朝與共和體制的轉折之際，呼籲20世紀的女性奮起，書中顯露其面對西方帝國主義與反滿的情緒，他將女子啟蒙放在建設新的國族概念中，希望喚起當時婦女如歷史上的女傑投入保衛家國。作者對神州的「想像」、對「女子」的期望，成就了這部以章節為骨架，卻類似紀事本末體與女性傳記的「新史」。

而1914年北京清史館開始修纂《清史稿》，修史人員選擇用傳統紀傳體方式來編寫，至1928年付梓。筆者由史學編纂的長時段縱軸歷程與橫軸書寫風氣習慣綜合探究，發現《清史稿・列女傳》中母儀書寫的特殊性，與清代旌表婦女制度的階級與婦德範圍放寬、晚清民初主張賢妻良母的風氣，以及史館徵引的方志女性傳記中多有母儀類型相關。

從《清史稿》可見所謂的「列女傳」舊史體例，不僅是相對於「新史」的一種「陳腐」表現，而是有其史學的根源與中國史傳寫作對格式、標準堅持的史法，以及官方修史的體例考量。

在「新時代」選擇「舊體例」來寫作婦女史，《清史稿》實難以擺脫中國千年來的敘史模式，但若細讀文本與長時段比較，在「列女傳」這樣的女性生命史合集中，我們仍可發現清代與民初史家，相對於明清多數學者對貞節烈女的關注，轉而對婦女在家庭倫理角色的重視。

再者，從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我們得以一窺近代「中國婦女史」專著寫作的成形。該書除了源自陳東原自身對女子教育的關注，也是1920年代學術與婦女解放風潮下交織而成的作品，尤以胡適、陳獨秀與國民黨婦女運動對他的啟發。

《中國婦女生活史》從過往女性史著以肯定中華婦女優良美德為主調，著重女性史書寫的婦德閨範教化功能，到晚清時期革命話語下強調巾幗英雄的女權史，轉變為「反傳統」、解放婦女的「五四話語」。而這種史觀被稱為「五四史觀」，但基本上並非五四時期初始即有的想法，而是1920年代末期回顧「五四」，進而建構出時人對「傳統」的見解。

「五四史觀」這個詞彙在1990年代後，為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修辭，成為近30年來研究者反思婦女史知識論之標的。但從史學史的發展來重讀《中國婦女生活史》，我們會發現民初婦女史寫作，從帝王朝代為中心到國族話語與社會問題的「現代轉型」。

「現代性」是近代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關心的課題，然而呈現在婦女史書寫方面為何？如果中國史學的「現代性」指的是：進化史觀、國族敘事與科學主義，則在本書所選的這些著作中部分得見。西方學者一直積極尋找中國的「現代性」以與市民社會做對照，但學者也提醒我們此舉容易陷入傳統與現代二分法的泥淖。而與其用模糊的「現代性」概念，筆者在此偏好使用「現代轉型」來稱之，以免落入與西方對照的糾葛。

現代中國史學與傳統史學究竟有何不同？劉龍心強調民族國家的出現，是促成現代史學最重要的因素，她認為在民族國家的主權框架下，現代中國史學以西方傳入的「長時段」、線性歷史時間觀念，取代朝代更迭循環的時間；並以「民族」、「國民」作為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取代帝王將相的位置，從而形構歷史「集體同一」的特質。

確實，我們可以看到《神州女子新史》與《中國婦女生活史》都是以線性的進化歷史時間觀念來敘事。線性進化論的歷史分期，不是僅建立在編年史的時間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文明形態或歷史形態的特殊理解上；徐天嘯對文明的理解，藉由閱讀瞭解西方國家歷史文化，認為女子投身於社會與否，實與「世界之進化」、「民族之強弱」關係密切。

這種將性別平等作為判定文明高低的標準，是晚清女權論述的基調，例如林樂知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以鮮明的文明論立場，將婦女地位作為衡量文明高低的標準。

而相較於徐天嘯，在1920年代北京學界研究文明史學／文明史觀的熱潮下，陳東原研究整理「故紙堆」中的婦女史，也是用文明演化的進步與黑暗觀點來陳述中國婦女的過往。他將「傳統」中國婦女看成為落伍的，將婦女史寫作當作改良社會、教育女性、再造文明的工具，其論述具有明顯的線性進化觀點，把五四作為歷史時段的分界點，婦女群體被置於時代的座標上，面目模糊地在五四時代「從黑暗走向光明」。

其次，在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婦女史又發揮了怎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作用？《清史稿》強調男女對於家、國的各自責任，認為匹婦與士農工商對國家一樣的重要。

《神州女子新史》與《中國婦女生活史》則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神州女子」、「中國女子」、「中國女界」與「中國婦女」等詞彙，不再只是「婦女」、「女子」或者「中國」的「婦女」，而是緊密相連的一個詞語「中國婦女」。徐天嘯是在晚清對全球歷史的認識下，反思國族的過去與未來，希望以婦女史刺激當代女子之志氣與精神。《中國婦女生活史》則是以訴說過往婦女被宗法的壓迫來激發女界革新獨立，解決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