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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檔案公開:本土且具民主精神的長老教會,在威權時代成為政府提防的對象

監控檔案公開:本土且具民主精神的長老教會,在威權時代成為政府提防的對象
圖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監控檔案公開,或許可幫助了解一些真相,但檔案中很多資訊並不準確,還常見監控者對被監控者充滿惡意的評析。這些資料某種程度就像八卦新聞,有些人藉著傳言製造成見,形成定論,當事人該如何為自己辯白?即使有機會說出不同檔案所寫的事實認知,恐怕也只能被視為平衡報導的意見之一。當這些資料公開,是否會再一次造成傷害?

文:王昭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委員會主委)

政府為何監控長老教會?

19世紀中葉因台灣開港,英國和加拿大的宣教師先後來到台南及淡水展開宣教,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立下根基。經歷150多年的發展,長老教會可說是定根台灣的基督教會。戰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實現自立、自傳的目標,英國和加拿大的宣教師不再對教會事務有決定權,更透過參與普世合一運動,與歐美的神學發展有更直接的聯繫。帶著社會改革思想和人權意識的美國宣教師加入神學院教育行列,影響了教會的宣教路線。

1950年中華民國在台灣以反共意識形態為統治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黨主政的蘇聯、東歐國家,和民主政體的美國、西歐等國形成對峙,1949年共產黨取得中國政權,韓國及中南半島也有赤化的危機。1950年爆發韓戰,之後冷戰結構形成,共產主義國家和反共國家各自鞏固自己的陣營。被共產黨打敗的蔣介石政權痛恨共產黨,在這局勢下,更是以反共來確保美國的支持。此時跟隨政府遷來台灣的基督教組織和教會,也確立共產主義和基督教信仰勢不兩立的基本立場,發展出反共護教的論述。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並沒有不反共,如同在日本統治時期適應新的統治者、配合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雖然不見得認同政府宣傳煽動人民恐懼共產黨的滲透、製造白色恐怖,仍在許可範圍內盡力撐出空間。但是定根於台灣本土社會多年的長老教會,未能得到戰後移入的新政府充分信任,而部分來自中國的基督徒則協助政府,在反共護教的論述下,操作當時的政治正確,最終逼迫長老教會退出他們所認定的親共組織普世教協。

1951年長老教會加入普世教協,黃克先認為:「長老教會的跨國特性從起初就存在(由英國和加拿大傳入),在加入WCC後被強化,但也因為WCC而使長老教會被黨國盯上,此是情治單位有系統地監控長老教會的起點。然而,黨國也是在這階段與長老教會互動中,意識到後者是其難以有效治理的國家受限領域。」教會加入普世教會組織、和各國的教會往來,很可能以民間力量來促進各國對台灣的了解和幫助,但中華民國政府卻反而擔心教會不受控制,用各種方式阻撓,逼迫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

曾慶豹研究1960年代「黨國基督徒」藉由反共論述和國家一起打擊長老教會的歷程,指出:「在反共壓倒一切的年代,這種意識形態即同時可以用作打擊異己的最佳工具。蔣介石即是經由對共產黨無神論和宗教迫害的指控,來達到把基督教全面納入對他的領導的統治的認同中,進一步即是劃清任何可能威脅到他的領導力量,特別是與外國勢力始終難以割捨的基督教團體。」

除了反共意識形態之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威權文化,也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造成困擾。1949年黃彰輝出任台南神學院院長,曾經想立案,以便學生比照一班大專生延後服兵役,學業可以不必中斷。但是他無法接受立案的條件:一、用國語教學,不能用台語;二、受國民黨政治干預,設置軍事教官、軍訓課、政治週會;三、設置特務機構安全室;四、干預招生,要求廢棄教會小會推薦,編入聯合招生。終究長老教會的神學院此時都保留了獨立性,但是幾所立案的中學就不得不遵照這套威權體制。而禁用母語的政策,更是長期困擾長老教會。

1970年代之後,長老教會以〈國是聲明〉、〈我們的呼籲〉及〈人權宣言〉等公開呼籲政府應進行民主改革,主張台灣前途應該住民自決,「使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接著美麗島事件之後幾位傳道人員被捕、總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因庇護施明德而遭判刑入獄等事件,長老教會和威權政府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張。

作為本土且具有民主精神的教會,在威權時代遂成為政府提防的對象,因而長期進行監控,並透過各種方式試圖改變長老教會。

政府如何監控長老教會?

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運作期間曾委託台灣大學社會系林國明教授主持「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其中有關宗教團體的部分以長老教會為例,由黃克先教授進行研究。利用近年自調查局、國安局徵集的監控檔案來進行研究。

黃克先的研究分析,認為長老教會相較於其他被監控者有其特殊性,因此可見黨國監控實作的不同操作,包括納入更多部門、更著重圍堵、勸說、分化等。過往文獻經常預設著監控搜集到這些資訊,將導向的國家單向、明顯、壓迫性的硬性作為,例如對被監控者施以威脅恐嚇、剝削自由、限制權利,甚至鏟除對方。但長老教會的案例揭示了另一種國家對資訊應用的可能,即是雙向、隱然、轉化性的軟性作為,對被監控的團體進行「導從」。

本研究可看到威權政府與社會團體的雙方競逐,而非過往威權政府單向壓迫、監控、打擊社會團體,而社會團體毫無能動性的單向宰制。也就是說,監控者對長老教會從壓制到導從,監視的目的,並非為了蒐證逮捕,更重要的反而是確認內部狀態進而合縱連橫,進而順著長老教會權力運作的模式來轉化長老教會。

黃克先所研究長老教會被監控的歷史,大致分成三個時期,監控的方式:

一、1965-1977:為隔絕並防止「境外毒素」滲透,以「七二零專案」(關乎退出 普世教協事件及其後續發展)為主。

二、1977-1983:全面滲透到逮捕入獄(硬性處置),除了成立「八一九專案」(關乎如何因應「人權宣言」的發展),也反映情治系統內部鷹派抬頭(王昇上台、成立「固國小組」及劉少康辦公室)的發展。此一期間,情治單位對長老教會進行全面大監控,累積共4051人的調查資料,更佈建1169人在全台長老教會監控,每間教會最少一名線民。另外也針 對大專校園裡的長青團契(SCM)及原住民教會進行監控。1982年 5月另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問題之研究」專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