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前無知，出事後又不能凝聚共識 — 我們需要建立有效的風險溝通機制

文：廖凱弘（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博士班）

在大眾媒體或網路上經常可看到，每次發生重大災難就有大量的檢討、究責或改善的聲音不斷，各級政府也會在災難發生後，誓言擬定防範的政策，讓災難或未來風險降至最低。

一時間，各種面對未知風險的解決方案，似乎有無限可能。例如行政院馬上宣佈，所有公共活動禁止使用粉塵，日後再訂定相關管理辦法；但大眾認為類似塵爆事件是可預防的，政府與業者對於粉塵爆炸的風險實在缺乏預警概念。

筆者有時候會感覺這種對話，其實某種程度顯示了一種「集體隱沒」的狀態。很多擔憂與疑慮，很可能就只是存在於某個對話的機制、平台或虛擬對話過程之中 （如臉書）。

從感知風險最迅速的網路環境來看，網路公眾在風險政策高度爭議或未明朗化之前，習於且擅長「發散式」地向政府／決策者發言、再建言，但卻不知如何凝聚共識及力量，進行有效的實質「決策」建言。網路風險溝通與對話，彷彿是發散於空中的煙霧，風一輕吹，便集體隱沒了。

事前各方對風險的無知與無感，事後政府、業者與社會大眾又無法迅速凝聚共識，導致下次類似災難又可能再度爆發。有鑒於島民常常活在一個「雙重風險」的循環之中，從公眾參與的角度，建立一個理想的風險溝通機制是有必要的。

學者Bennett 就認為建立風險溝通機制有其成效：

1. 澄清彼此觀點或認知差異之處，然後盡力縮限彼此差異的程度 （比如藉由科學研究來確認哪個面向可以解決，而哪個面向根本上是價值觀不同導致的）。
2. 讓公眾掌握更多風險資訊，做出更周全的決定。
3. 藉由提供一個對話架構，使公眾得以表達自己對風險政策的關心，減輕公眾因為被「排除」在影響自身甚巨之風險政策之外而產生的怨恨。

在台灣的整體媒介情境下，政府與公眾使用媒介的權力差異懸殊，導致政府顯而易見地宣傳自己的風險政策說帖，而公眾卻無法使用同 一類型、同樣發聲頻率、同樣觸及廣大公眾的大眾媒介 （如電視）；此時，藉由網路來紓發各種擔憂、憤怒、不滿的情緒，是個不得不的抉擇。

然而，網路公眾對災難事件進行風險感知的「消極發聲」，並無法因此縮限與政府之間的認知差距，甚至藉由網路的風險政策新聞轉貼，進行「虛擬」風險對話，反而擴大了公眾－政府之間的認知距離，然而彼此分庭抗禮，實無助於有效的風險政策溝通進行。

當然，若從提供風險政策資訊的角度來看，在網路平台（如臉書）中，網友著實充份掌握轉貼風險政策新聞的「時效性」，讓其他網友得以充份理解、掌握政府的風險決策進度與方向。然而，政府是否會有機會傾聽到網路公眾的發聲，卻是個問號。

最後，也是至為關鍵的，即是政府是否有意願、能力、魄力，提供一個相當於大眾媒介的風險溝通機制、架構或環境，使公眾充份表達與自身相關之風險政策的聲音。讓台灣社會面對一個重大的災難事件時，不再是政府刻意地隱匿或轉移風險 （周桂田，2004），而大眾亦不再是消極地「集體隱沒」風險意識／風險感知，如此，我們可能才能更成熟地面對風險社會，過更美好的生活。

筆者建議，在台灣公部門現階段對災難預警與大眾參與風險決策機制皆缺乏的現狀之下，應做到下列幾點，以建立一個理想的風險溝通機制為目標：

• 政府應責成專屬機構（如內政部）開始規劃整理，台灣近十年來，重大公共災難事件歷程性的風險對話平台，這之中至少應包括，災難事件的起因、政府決策機制、處理程序，以及大眾 （新聞媒體及各社福團體）對政府的批評內容，政府單位的後續回應與做法等。
• 此平台應對所有公共風險與災難進行大部分類，並提出各分類的所屬政府權責機構，如分屬哪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EOC），並有即時互動機制可供大眾諮詢或建議。
• 每一類災難事件，應有相關風險知識系統（或大眾可理解的科學研究成果）做對應，以彌補政府或大眾對於該類風險知識的認知。
•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這應是一個政府與大眾之間，即時的風險溝通雙向機制，也是一個台灣風險感知的預警平台；政府應從此平台真誠地綜合評估各類風險事件的可能性，與可能預防的做法。
• 大眾可從在地的觀點，提供政府、風險科學機構與所有人，一個平時就應該注意的風險感知。甚至，我們可以將此一風險溝通平台，連結至所有政府/企業欲舉辦的大型公共活動，藉以達到風險預警與事前防範的目的。

總之，台灣在發生八仙樂園塵爆事件之後，政府在事後的救難與究責之餘，審慎思考建立歷程性、系統性與互動性的風險溝通與公眾參與的理想溝通平台，以期將台灣導向一個更有風險感知與有效決策共識的社會目標而努力。

參考資料：
1. Bennett, P., Calman, K., Curtis, S. & Fischbacher-Smith, D.(2010). Chapter 1： Understanding Public Responses to Risk: Policy and Practice, In Bennett, P.,
Calman, K., Curtis, S. & Fischbacher-Smith, D.(2010). Risk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Health.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February 2010.

2. 周桂田(2004) 。〈獨大的科學理性與隱沒(默)的社會理性之「對話」——在地 公眾、科學專家與國家的風險文化探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6 期， 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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