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源：那段我在台大當教授的日子

文：李鴻源（寫於2012年11月16日）

自從1986年2月到台灣大學任教，至今已匆匆二十六寒暑，幾乎人生一半的時間都在這個校園裡度過。

二十六年來，台灣從解除戒嚴，經濟起飛，躋身已開發國家之林，然後又掉入一波波的國際金融與政治風暴，耗盡了二、三十年來全民努力所累積的本錢。個人也從青澀的年輕客座副教授歷經升等，三度借調到省、縣及中央政府服務，現已忝列資深教授之列。對這個陪伴我近三十年的校園人、事、物，有著非常深刻的印象及濃得化不開的感情。

在初、高中就學期間的1960年代，台北的運動場地非常有限，我有許多個週末及黃昏，都是在台大校園裡度過，從足球場、棒球場、排球場到籃球場。當時校內的建築物比現在少很多，運動設備也非常陽春，印象中新生南路旁還有一條瑠公圳，校園附近仍可看到一些鄉村景象。

我初高中時期的功課非常好，總覺得考上台大，成為這學校的一份子是理所當然。但事與願違，這個願望終究未能達成。直到1983年年底，在美國博士論文答辯完成後，陪同恩師愛荷華大學水利試驗所的甘迺迪（John F.Kennedy）教授到台大演講，無心插柳地促成了我到台大任教的機緣。

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也因此和這所學校結下了一生不解之緣。

1986年的台灣大學，仍是一所非常傳統的老式大學。我所服務的土木工程系及水工試驗所，非常注重倫理，強調長幼有序，資深教授和年輕老師間有一套不成文的法則規範。土木系各組分別由幾位大老用家長式的方法領導，從資源分配、升等到新進人員聘任，都很有默契地照著一定的節奏進行。

雖然偶有雜音，但最後總會回到原來的軌道。那時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初期，大學也因此有足夠的經費開始大量招收新血。所以目前學校裡的同仁，多是和我同一時期晉用。

因為大家都還年輕，也剛加入這個團隊，彼此間沒太多厲害關係，相處得非常融洽，每天中午一起用餐，交換研究及教學心得，當然免不了聊聊校園裡的是是非非，也因此幾乎吃遍了公館附近的大小餐館。加上當年台灣經濟正在起飛，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的經費非常充裕，每年出國開會更是呼朋引伴，大夥兒的足跡踏遍歐美大陸，有些旅程的點滴至今仍印象深刻。

這兩天看到電視新聞報導義大利威尼斯淹大水，不禁回想起近二十年前去佛羅倫斯開會，順道造訪威尼斯。一群教授走到精疲力竭，倚在聖馬可（St. Marcos）大廣場教堂的柱子席地睡了一覺。醒來時，已是華燈初上，環繞廣場餐廳的樂隊輪流演奏，流瀉一地的古典音樂，我們就這樣席地而坐，欣賞了一場與眾不同的音樂會，才依依不捨離開。

同行的水資會吳建民主任委員已作古多年，較資深的幾位同事也退休了，只剩我這位「白頭宮女」，還無法忘情於天寶舊事。

新進的年輕教授都有相當大的升等及授課壓力，一天二十四小時永遠不夠用，除了睡覺外，幾乎都在研究室及實驗室中度過。做實驗、分析數據、寫論文、備課。當時年輕，在國際水利界沒有什麼人脈，更遑論名氣，加上功力也確實不夠扎實，文章被國際期刊退稿是家常便飯。一篇好的期刊論文，從開始寫作到被接受刊登，耗上一、兩年是很正常的事。

還記得當年從稿子寄出的那一天開始，我的心就一直懸著，眼巴巴地望著信箱，期待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SCE）那熟悉的牛皮紙袋到來。過了三、四個月，終於盼到了回音，用顫抖的雙手打開郵件，仔細閱讀評審的每一個意見，被退稿的沮喪及被接受的喜悅，畢生難忘。

所為何來？ 爭的不過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認可，以便在履歷表的著作目錄上多那麼幾行字，期盼在升等評比時獲得委員的青睞。

那真是一段辛苦、但充實的歲月。那時台大的氛圍和當時的台灣經濟情勢非常類似，正處在轉型的十字路口，條件不十分充裕，但有朝氣、有生機、有理想。研究室及實驗室內二十四小時燈火通明，歷經十多年累積下來，確實造就了不少國際知名學者，讓台灣在國際研究領域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時培育了無數優秀的學生，在國內外發光發熱。

大約從二十多年前開始，台灣吹起了一股民主風潮，從黨外抗爭、允許組黨到野百合學運。「校園民主」同時吵得沸沸揚揚，系主任、院長、校長全改採普選方式產生，於是眾所詬病的拜票、換票、甚至請客吃飯的選風，不自覺的在校園中瀰漫。

家長式的威權領導固然被打破了，但同事間的和諧關係也漸漸流失了。附近的餐廳再也看不到大夥的身影，大部分的人都縮回各自的研究室，埋起頭做研究，不再過問校園政治。

學術論文沒少寫，但團隊精神消失了。加上大部分的年輕老師都熬成了正教授，投稿及寫作的壓力少了，研究的動力也相對變小。又因為台北居大不易，經濟壓力成了每位年輕教授的沉重負擔，於是外務多了，研究室及實驗室不再徹夜燈火通明，那股向上的動力也明顯減弱。

於是，老師抱怨學生功利且不用功，學生抱怨老師不務正業，大家共同抱怨學校的各級領導沒把方向掌握好。一股不安、虛浮的氣氛在校園裡瀰漫著，像極了當時台灣社會的氛圍。

二十年過去了，不論是台灣社會還是台灣大學，仍陷在這民主的陷阱裡，掙脫不出來。眼睜睜看著時機及人才逐漸流失，國家及學校逐漸沉淪，這恐怕不是當初那群懷著滿腔熱血，鼓吹民主的前輩們所能預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