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源:那段我在台大當教授的日子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二十年過去了,不論是台灣社會還是台灣大學,仍陷在這民主的陷阱裡,掙脫不出來。眼睜睜看著時機及人才逐漸流失,國家及學校逐漸沉淪,這恐怕不是當初那群懷著滿腔熱血,鼓吹民主的前輩們所能預料的吧。
文:李鴻源(寫於2012年11月16日)
自從1986年2月到台灣大學任教,至今已匆匆二十六寒暑,幾乎人生一半的時間都在這個校園裡度過。
二十六年來,台灣從解除戒嚴,經濟起飛,躋身已開發國家之林,然後又掉入一波波的國際金融與政治風暴,耗盡了二、三十年來全民努力所累積的本錢。個人也從青澀的年輕客座副教授歷經升等,三度借調到省、縣及中央政府服務,現已忝列資深教授之列。對這個陪伴我近三十年的校園人、事、物,有著非常深刻的印象及濃得化不開的感情。
在初、高中就學期間的1960年代,台北的運動場地非常有限,我有許多個週末及黃昏,都是在台大校園裡度過,從足球場、棒球場、排球場到籃球場。當時校內的建築物比現在少很多,運動設備也非常陽春,印象中新生南路旁還有一條瑠公圳,校園附近仍可看到一些鄉村景象。
我初高中時期的功課非常好,總覺得考上台大,成為這學校的一份子是理所當然。但事與願違,這個願望終究未能達成。直到1983年年底,在美國博士論文答辯完成後,陪同恩師愛荷華大學水利試驗所的甘迺迪(John F.Kennedy)教授到台大演講,無心插柳地促成了我到台大任教的機緣。
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也因此和這所學校結下了一生不解之緣。
1986年的台灣大學,仍是一所非常傳統的老式大學。我所服務的土木工程系及水工試驗所,非常注重倫理,強調長幼有序,資深教授和年輕老師間有一套不成文的法則規範。土木系各組分別由幾位大老用家長式的方法領導,從資源分配、升等到新進人員聘任,都很有默契地照著一定的節奏進行。
雖然偶有雜音,但最後總會回到原來的軌道。那時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初期,大學也因此有足夠的經費開始大量招收新血。所以目前學校裡的同仁,多是和我同一時期晉用。
因為大家都還年輕,也剛加入這個團隊,彼此間沒太多厲害關係,相處得非常融洽,每天中午一起用餐,交換研究及教學心得,當然免不了聊聊校園裡的是是非非,也因此幾乎吃遍了公館附近的大小餐館。加上當年台灣經濟正在起飛,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的經費非常充裕,每年出國開會更是呼朋引伴,大夥兒的足跡踏遍歐美大陸,有些旅程的點滴至今仍印象深刻。
這兩天看到電視新聞報導義大利威尼斯淹大水,不禁回想起近二十年前去佛羅倫斯開會,順道造訪威尼斯。一群教授走到精疲力竭,倚在聖馬可(St. Marcos)大廣場教堂的柱子席地睡了一覺。醒來時,已是華燈初上,環繞廣場餐廳的樂隊輪流演奏,流瀉一地的古典音樂,我們就這樣席地而坐,欣賞了一場與眾不同的音樂會,才依依不捨離開。
同行的水資會吳建民主任委員已作古多年,較資深的幾位同事也退休了,只剩我這位「白頭宮女」,還無法忘情於天寶舊事。
新進的年輕教授都有相當大的升等及授課壓力,一天二十四小時永遠不夠用,除了睡覺外,幾乎都在研究室及實驗室中度過。做實驗、分析數據、寫論文、備課。當時年輕,在國際水利界沒有什麼人脈,更遑論名氣,加上功力也確實不夠扎實,文章被國際期刊退稿是家常便飯。一篇好的期刊論文,從開始寫作到被接受刊登,耗上一、兩年是很正常的事。
還記得當年從稿子寄出的那一天開始,我的心就一直懸著,眼巴巴地望著信箱,期待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SCE)那熟悉的牛皮紙袋到來。過了三、四個月,終於盼到了回音,用顫抖的雙手打開郵件,仔細閱讀評審的每一個意見,被退稿的沮喪及被接受的喜悅,畢生難忘。
所為何來? 爭的不過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認可,以便在履歷表的著作目錄上多那麼幾行字,期盼在升等評比時獲得委員的青睞。
那真是一段辛苦、但充實的歲月。那時台大的氛圍和當時的台灣經濟情勢非常類似,正處在轉型的十字路口,條件不十分充裕,但有朝氣、有生機、有理想。研究室及實驗室內二十四小時燈火通明,歷經十多年累積下來,確實造就了不少國際知名學者,讓台灣在國際研究領域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時培育了無數優秀的學生,在國內外發光發熱。
大約從二十多年前開始,台灣吹起了一股民主風潮,從黨外抗爭、允許組黨到野百合學運。「校園民主」同時吵得沸沸揚揚,系主任、院長、校長全改採普選方式產生,於是眾所詬病的拜票、換票、甚至請客吃飯的選風,不自覺的在校園中瀰漫。
家長式的威權領導固然被打破了,但同事間的和諧關係也漸漸流失了。附近的餐廳再也看不到大夥的身影,大部分的人都縮回各自的研究室,埋起頭做研究,不再過問校園政治。
學術論文沒少寫,但團隊精神消失了。加上大部分的年輕老師都熬成了正教授,投稿及寫作的壓力少了,研究的動力也相對變小。又因為台北居大不易,經濟壓力成了每位年輕教授的沉重負擔,於是外務多了,研究室及實驗室不再徹夜燈火通明,那股向上的動力也明顯減弱。
於是,老師抱怨學生功利且不用功,學生抱怨老師不務正業,大家共同抱怨學校的各級領導沒把方向掌握好。一股不安、虛浮的氣氛在校園裡瀰漫著,像極了當時台灣社會的氛圍。
二十年過去了,不論是台灣社會還是台灣大學,仍陷在這民主的陷阱裡,掙脫不出來。眼睜睜看著時機及人才逐漸流失,國家及學校逐漸沉淪,這恐怕不是當初那群懷著滿腔熱血,鼓吹民主的前輩們所能預料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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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團緊盯菸防法公告前準備工作,籲完善健康風險評估與申報機制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菸害防制法修正案雖三讀通過,然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民團表示將含淚監督,呼籲政府重視健康風險評估以及申報機制等配套措施,以維護國人健康。
逾十數年未修的菸害防制法,歷經5次立院朝野協商,總算在本月12日通過三讀,達成加熱菸載具嚴管、禁絕加味菸、圖文警示提升至50%、校園全面禁菸等重大變革,確立台灣朝禁止電子煙、嚴管加熱菸方向前進。為呼籲政府重視健康風險評估等各項配套措施之落實,確實維護國民健康,全國家長會長聯盟、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及董氏基金會等台灣拒菸聯盟團體也緊急在農曆年前召開記者會提醒政府,新法中,包括「類菸品」、「指定菸品」、「健康風險評估」等用字模糊不清,等於讓主管機關留有很大「空白授權」空間。法令正式公告前,務必審慎進行把關。
健康風險評估:一套評估安全容許濃度的健康科學
健康風險評估屬於一門攸關人體健康的系統性風險管理,目的在於決定如何管制醫藥品、食品、化粧品、農藥、生活及職場環境中存在之化學物質最大殘留濃度(Maximum Residue Level, MRL),亦即安全容許濃度,以建立危害人體健康之風險及效益分析(risk and benefit analysis)。健康風險評估的建立原因,通常是體系中出現了過去不曾經歷或不曾被發現的新有害物質,台灣過去較知名的健康風險評估建立經驗,包括塑化劑食品事件、含萊克多巴胺之美牛與美豬開放事件、日本福島食品等事件等。
訴諸科學證據,健康風險評估乃為國人把關的重要關鍵
健康風險評估之所以重要,在於講究科學證據,為爭議政策提供最核心的決策基礎。較著名的健康風險評估應用,是在2011年台灣發生的塑化劑食品安全事件,起因為部分食品上游原料供應商在常見的合法食品添加物「起雲劑」中,使用廉價的工業用塑化劑(非食用添加物)以撙節成本。最終,衛福部提出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數據,由國內各領域專家於2011年6月21日達成初步共識,比照歐盟標準,依據科學證據針對5種常用塑化劑,定出每人、每日、每公斤體重容忍值〈TDI〉,例如DEHP容忍值為50微克、DBP容忍值為10微克等。
2020年8月28日,總統蔡英文宣布開放萊克多巴胺(瘦肉精)豬肉及30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進口,即表明政策決定絕對不會以國民健康作為交換,而是以在科學證據累積充分的情況下,政府已經做好完整的國人風險評估及配套措施,確保食品安全及豬農生計不受影響的前提下所做出的決定。
美豬健康風險評估,涵蓋不同層面之敏感族群
含萊克多巴胺之美國豬肉進口爭議長達15年,主要爭議則在於國人飲食習慣與他國不同,畢竟豬肉在華人飲食料理中是相當廣泛使用的食材。以2019年為例,美國單人每年平均吃下近24公斤豬肉;台灣則為39公斤。此外,國人比外國人嗜吃內臟,尤其坐月子中的婦女等,專家因此呼籲應該針對國人飲食習慣,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等高風險族群,進行健康風險評估。食藥署最終委託成大醫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環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完成「108食用肉品暴露萊克多巴胺之健康風險評估報告」,特別針對不同年齡層民眾、敏感族群進行分析,包括小孩、幼兒、青少年、成年人、老人以及育齡與正在坐月子的婦女,進行針對豬萊克多巴胺的殘留容許量標準,方才消除各界疑慮。
必須重視在地證據 台灣人基因易感性也必須納入評估
除客觀環境因素,跨人種的易感性基因差異也是健康風險評估的重要環節,畢竟人種基因可能導致受化學成分影響程度產生差異。近期著名例子,在於國健署所提出近五成台灣人患有酒精不耐症(Alcohol Intolerance)基因缺陷。酒精不耐症是一種先天的基因缺陷,導致人體內缺乏乙醛去氫酶(Aldehyde Dehydrogenase, ALDH2),無法正常代謝酒精轉化成的乙醛。前國健署署長王英偉在任時即指出,台灣人酒精代謝基因缺陷機率高居世界第一,飲酒將大幅提高罹患癌症的機率,重度飲酒者得到食道癌的風險甚至可高達50倍,因此呼籲台灣人飲酒習慣不應比照外國標準。
2018年政府針對新型庫賈氏症提出的「美國進口牛肉相關產品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即考慮人種易感性基因型分佈的差異,並根據國家攝食資料庫公告之細項食物攝食量計算國人食用美國牛肉的潛在健康風險。而過去由國家衛生研究院、中研院領導之台灣肺癌遺傳流行病學研究團隊,也陸續找出數種肺癌的易感基因(predisposing gene),包括第10號染色體的 VTI1A、第6號染色體的ROS1-DCBLD1和HLA class II、第5號染色體的TERT、第3號染色體的TP63等都是易感的基因位點,都可能因為空污、菸害、職場環境提高罹癌機率。
加熱菸內含多種新化學物質,政府應召集跨領域專家協助審查
根據董氏基金會提供資料顯示,2020年沙烏地阿拉伯的學術機構研究發現,加熱菸產生的氣霧 (aerosol) 中,共含62種化學物質;其中丁二酮(diacetyl)、乙酰基丙酰基(2,3-pentanedione)、鄰苯二甲酸二辛酯(diethylhexyl phthalate )等。董氏基金會因此曾提出質疑,加熱菸還有多少化學物質未被揭露?如何擴散?需要更多證據予以驗證。
以歐盟為例,要求菸商必須於申請新興菸品產品上市前,提出詳盡的檢驗報告,方才能予以核准。訴諸科學證據需要體系的建立,畢竟連國健署署長吳昭軍都在菸防法協商現場都承認,確實國健署連其他國家怎麼進行健康風險評估都不清楚。
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祕書長郭斐然呼籲,因應加熱菸之特殊性質,必須建立指定菸品之健康影響評估,此外也應同步修正「菸品資料申報辦法」,增加應申報項目。郭斐然指出,依據國際的經驗及資料,加熱菸菸草柱的添加物一直成謎,尤其是添加物的相關毒性資料是否完備,政府是否已掌握這些資料並要求菸商要如實申報,同時政府是否具有查核的能力?專家也指出,新興菸品必須在研究上需要更多時間累積數據,除了參考國外研究外,台灣自己應該要對新興菸品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一旦有了風險評估,才能衡量這些菸品的危害加以把關。
林奕華呼籲:盼國健署勿忘為國民健康把關的初心
儘管國健署草案由原先電子煙、加熱菸雙禁改為後來一禁一開的版本,對雙禁陣營造成巨大打擊,但是林奕華委員依然想提醒各界:反制菸害對國民健康所造成的影響,才是這次修法的主要目標,也呼籲國健署、各黨立委,即便在修法完成後,也毋忘修法初衷,繼續為國民健康把關。她更進一步表示,無論結果如何,菸害防制還是要以教育為本,才能達到從源頭阻絕菸品對年輕世代的傷害,這也是她會持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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