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源:那段我在台大當教授的日子

李鴻源:那段我在台大當教授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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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過去了,不論是台灣社會還是台灣大學,仍陷在這民主的陷阱裡,掙脫不出來。眼睜睜看著時機及人才逐漸流失,國家及學校逐漸沉淪,這恐怕不是當初那群懷著滿腔熱血,鼓吹民主的前輩們所能預料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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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鴻源(寫於2012年11月16日)

自從1986年2月到台灣大學任教,至今已匆匆二十六寒暑,幾乎人生一半的時間都在這個校園裡度過。

二十六年來,台灣從解除戒嚴,經濟起飛,躋身已開發國家之林,然後又掉入一波波的國際金融與政治風暴,耗盡了二、三十年來全民努力所累積的本錢。個人也從青澀的年輕客座副教授歷經升等,三度借調到省、縣及中央政府服務,現已忝列資深教授之列。對這個陪伴我近三十年的校園人、事、物,有著非常深刻的印象及濃得化不開的感情。

在初、高中就學期間的1960年代,台北的運動場地非常有限,我有許多個週末及黃昏,都是在台大校園裡度過,從足球場、棒球場、排球場到籃球場。當時校內的建築物比現在少很多,運動設備也非常陽春,印象中新生南路旁還有一條瑠公圳,校園附近仍可看到一些鄉村景象。

我初高中時期的功課非常好,總覺得考上台大,成為這學校的一份子是理所當然。但事與願違,這個願望終究未能達成。直到1983年年底,在美國博士論文答辯完成後,陪同恩師愛荷華大學水利試驗所的甘迺迪(John F.Kennedy)教授到台大演講,無心插柳地促成了我到台大任教的機緣。

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也因此和這所學校結下了一生不解之緣。

1986年的台灣大學,仍是一所非常傳統的老式大學。我所服務的土木工程系及水工試驗所,非常注重倫理,強調長幼有序,資深教授和年輕老師間有一套不成文的法則規範。土木系各組分別由幾位大老用家長式的方法領導,從資源分配、升等到新進人員聘任,都很有默契地照著一定的節奏進行。

雖然偶有雜音,但最後總會回到原來的軌道。那時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初期,大學也因此有足夠的經費開始大量招收新血。所以目前學校裡的同仁,多是和我同一時期晉用。

因為大家都還年輕,也剛加入這個團隊,彼此間沒太多厲害關係,相處得非常融洽,每天中午一起用餐,交換研究及教學心得,當然免不了聊聊校園裡的是是非非,也因此幾乎吃遍了公館附近的大小餐館。加上當年台灣經濟正在起飛,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的經費非常充裕,每年出國開會更是呼朋引伴,大夥兒的足跡踏遍歐美大陸,有些旅程的點滴至今仍印象深刻。

這兩天看到電視新聞報導義大利威尼斯淹大水,不禁回想起近二十年前去佛羅倫斯開會,順道造訪威尼斯。一群教授走到精疲力竭,倚在聖馬可(St. Marcos)大廣場教堂的柱子席地睡了一覺。醒來時,已是華燈初上,環繞廣場餐廳的樂隊輪流演奏,流瀉一地的古典音樂,我們就這樣席地而坐,欣賞了一場與眾不同的音樂會,才依依不捨離開。

同行的水資會吳建民主任委員已作古多年,較資深的幾位同事也退休了,只剩我這位「白頭宮女」,還無法忘情於天寶舊事。

新進的年輕教授都有相當大的升等及授課壓力,一天二十四小時永遠不夠用,除了睡覺外,幾乎都在研究室及實驗室中度過。做實驗、分析數據、寫論文、備課。當時年輕,在國際水利界沒有什麼人脈,更遑論名氣,加上功力也確實不夠扎實,文章被國際期刊退稿是家常便飯。一篇好的期刊論文,從開始寫作到被接受刊登,耗上一、兩年是很正常的事。

還記得當年從稿子寄出的那一天開始,我的心就一直懸著,眼巴巴地望著信箱,期待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SCE)那熟悉的牛皮紙袋到來。過了三、四個月,終於盼到了回音,用顫抖的雙手打開郵件,仔細閱讀評審的每一個意見,被退稿的沮喪及被接受的喜悅,畢生難忘。

所為何來? 爭的不過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認可,以便在履歷表的著作目錄上多那麼幾行字,期盼在升等評比時獲得委員的青睞。

那真是一段辛苦、但充實的歲月。那時台大的氛圍和當時的台灣經濟情勢非常類似,正處在轉型的十字路口,條件不十分充裕,但有朝氣、有生機、有理想。研究室及實驗室內二十四小時燈火通明,歷經十多年累積下來,確實造就了不少國際知名學者,讓台灣在國際研究領域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時培育了無數優秀的學生,在國內外發光發熱。

大約從二十多年前開始,台灣吹起了一股民主風潮,從黨外抗爭、允許組黨到野百合學運。「校園民主」同時吵得沸沸揚揚,系主任、院長、校長全改採普選方式產生,於是眾所詬病的拜票、換票、甚至請客吃飯的選風,不自覺的在校園中瀰漫。

家長式的威權領導固然被打破了,但同事間的和諧關係也漸漸流失了。附近的餐廳再也看不到大夥的身影,大部分的人都縮回各自的研究室,埋起頭做研究,不再過問校園政治。

學術論文沒少寫,但團隊精神消失了。加上大部分的年輕老師都熬成了正教授,投稿及寫作的壓力少了,研究的動力也相對變小。又因為台北居大不易,經濟壓力成了每位年輕教授的沉重負擔,於是外務多了,研究室及實驗室不再徹夜燈火通明,那股向上的動力也明顯減弱。

於是,老師抱怨學生功利且不用功,學生抱怨老師不務正業,大家共同抱怨學校的各級領導沒把方向掌握好。一股不安、虛浮的氣氛在校園裡瀰漫著,像極了當時台灣社會的氛圍。

二十年過去了,不論是台灣社會還是台灣大學,仍陷在這民主的陷阱裡,掙脫不出來。眼睜睜看著時機及人才逐漸流失,國家及學校逐漸沉淪,這恐怕不是當初那群懷著滿腔熱血,鼓吹民主的前輩們所能預料的吧。

台大校園給人的一般印象,就是一座石砌古樸的日式校門,寬闊的椰林大道和兩排高聳的椰子樹。沿著椰林大道數棟日治時代建造的系館,每一棟都代表一種歐式的建築風格,古色古香,各具特色。

老建築物屋頂挑高,冬暖夏涼,幾乎不需要冷氣。建築物內到處瀰漫著一股古老木建築才有的獨特香味,至今仍忠實地扮演著它的角色,一磚一瓦,樓梯扶手,連欄杆的每一朵雕花、每一個細節,都精巧細緻。

行政大樓和文學院遙遙相對,所種的重陽木及鳳凰木左右對稱,代表著台大精神的傅鐘,座落在兩棟建築物間的椰林大道旁。不知道當時有無請教過風水大師,但每次走過那附近總覺得非常平靜、祥和。

有幾棟農學院的系館外牆爬滿了爬藤,古意盎然,足可媲美國外知名大學的建築,令那些國民政府來台後所蓋的建築物遜色不少,也因此許多像我一樣的資深教授,寧可留在老系館,也不肯搬到後來新蓋的建築物。

這幾年台大校園的規劃,在城鄉所幾位老師的協助下,有了不錯的成果。舟山路封了,成為校園的一部分,生態池、實習農場及鹿鳴堂旁的徒步區,營造出一片非常具有特色的生活圈,成為校園裡最有人氣的區塊。校園內新添了幾棟摩登且亮麗的大樓,建築師的水平高明多了,建築物兼具現代感,美觀又不突兀。

但相對的損失了幾棟頗具特色的老系館,其中最可惜的是那爬滿長藤的老地理系館,及那在春天時充滿柚子花香的紅土網球場。現在兩個新的紅土球場在老球場對面蓋了起來,場地是好多了,但少了那一排柚子樹,味道就差多了。

最近聽說在大門口,原來人類學系舊址要再蓋一棟大樓,引來不少反對意見。硬體建設固然重要,但就一座大學而言,教授和學生的素質才是最珍貴的寶藏。

又到了校長遴選期間,期盼台大能擺脫民主的束縛,以及各學院的本位主義,覓得一位能帶領學校開創新局的大家長。

教授研究室的基本配備是成排塞滿泛黃資料的木書櫃,老而厚重的木書桌,老式的枱燈、老式的彈簧舊沙發,配上簡易的木茶几。有的老師收拾得窗明几淨,案上置上幾支毛筆、硯台,古典而優雅,真值得在此室中消磨一生,但這畢竟是少數,大部分的研究室都是堆滿了早已泛黃的資料、文章、上課筆記及報告,書桌僅剩下一小片桌面可供使用。

教授每日伏首於案間不自覺,一生的光陰就這樣流逝了。回頭仔細算算,到底留下什麼? 成就了哪些? 文章數百篇、專書幾本、學生無數。產值多少?

微不足道。月領如此束脩,只有叩首謝恩的份,那能再抱怨。

常見教授退休後,除了少數較重要的書籍帶走外,大部分的報告、資料依慣例會在走廊上曝屍幾天,供學生及同事撿取,剩下的就全進了資源回收場。

又過個一年半載,一個有著亮麗學經歷的小夥子,通過層層嚴格篩選,擠破了頭,頂著你的缺進來了,接著你的棒、踏著你的軌跡,繼續燃燒著他的生命,讓台灣大學繼續運作下去。研究室裡,除了主人翁面孔不一樣外,其他幾乎不變。有你沒你,日出日落,學校依然運作著,這就是教授這一行業的宿命。

很難體會一位退休老師,漫步在月夜的椰林大道上,看著曾經朝夕相處的研究室,燈仍亮著的心情。是該感傷逝去的年輕歲月,還是該推門進去鼓勵後輩一番? 還是默默地繼續走著,咀嚼那五味雜陳的複雜心情吧。

書籍介紹

《記那些波光與映像:李鴻源人生隨筆》,時報出版
作者:李鴻源

責任編輯:鄒琪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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