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源:那段我在台大當教授的日子

李鴻源:那段我在台大當教授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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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二十年過去了,不論是台灣社會還是台灣大學,仍陷在這民主的陷阱裡,掙脫不出來。眼睜睜看著時機及人才逐漸流失,國家及學校逐漸沉淪,這恐怕不是當初那群懷著滿腔熱血,鼓吹民主的前輩們所能預料的吧。

文:李鴻源(寫於2012年11月16日)

自從1986年2月到台灣大學任教,至今已匆匆二十六寒暑,幾乎人生一半的時間都在這個校園裡度過。

二十六年來,台灣從解除戒嚴,經濟起飛,躋身已開發國家之林,然後又掉入一波波的國際金融與政治風暴,耗盡了二、三十年來全民努力所累積的本錢。個人也從青澀的年輕客座副教授歷經升等,三度借調到省、縣及中央政府服務,現已忝列資深教授之列。對這個陪伴我近三十年的校園人、事、物,有著非常深刻的印象及濃得化不開的感情。

在初、高中就學期間的1960年代,台北的運動場地非常有限,我有許多個週末及黃昏,都是在台大校園裡度過,從足球場、棒球場、排球場到籃球場。當時校內的建築物比現在少很多,運動設備也非常陽春,印象中新生南路旁還有一條瑠公圳,校園附近仍可看到一些鄉村景象。

我初高中時期的功課非常好,總覺得考上台大,成為這學校的一份子是理所當然。但事與願違,這個願望終究未能達成。直到1983年年底,在美國博士論文答辯完成後,陪同恩師愛荷華大學水利試驗所的甘迺迪(John F.Kennedy)教授到台大演講,無心插柳地促成了我到台大任教的機緣。

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也因此和這所學校結下了一生不解之緣。

1986年的台灣大學,仍是一所非常傳統的老式大學。我所服務的土木工程系及水工試驗所,非常注重倫理,強調長幼有序,資深教授和年輕老師間有一套不成文的法則規範。土木系各組分別由幾位大老用家長式的方法領導,從資源分配、升等到新進人員聘任,都很有默契地照著一定的節奏進行。

雖然偶有雜音,但最後總會回到原來的軌道。那時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初期,大學也因此有足夠的經費開始大量招收新血。所以目前學校裡的同仁,多是和我同一時期晉用。

因為大家都還年輕,也剛加入這個團隊,彼此間沒太多厲害關係,相處得非常融洽,每天中午一起用餐,交換研究及教學心得,當然免不了聊聊校園裡的是是非非,也因此幾乎吃遍了公館附近的大小餐館。加上當年台灣經濟正在起飛,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的經費非常充裕,每年出國開會更是呼朋引伴,大夥兒的足跡踏遍歐美大陸,有些旅程的點滴至今仍印象深刻。

這兩天看到電視新聞報導義大利威尼斯淹大水,不禁回想起近二十年前去佛羅倫斯開會,順道造訪威尼斯。一群教授走到精疲力竭,倚在聖馬可(St. Marcos)大廣場教堂的柱子席地睡了一覺。醒來時,已是華燈初上,環繞廣場餐廳的樂隊輪流演奏,流瀉一地的古典音樂,我們就這樣席地而坐,欣賞了一場與眾不同的音樂會,才依依不捨離開。

同行的水資會吳建民主任委員已作古多年,較資深的幾位同事也退休了,只剩我這位「白頭宮女」,還無法忘情於天寶舊事。

新進的年輕教授都有相當大的升等及授課壓力,一天二十四小時永遠不夠用,除了睡覺外,幾乎都在研究室及實驗室中度過。做實驗、分析數據、寫論文、備課。當時年輕,在國際水利界沒有什麼人脈,更遑論名氣,加上功力也確實不夠扎實,文章被國際期刊退稿是家常便飯。一篇好的期刊論文,從開始寫作到被接受刊登,耗上一、兩年是很正常的事。

還記得當年從稿子寄出的那一天開始,我的心就一直懸著,眼巴巴地望著信箱,期待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SCE)那熟悉的牛皮紙袋到來。過了三、四個月,終於盼到了回音,用顫抖的雙手打開郵件,仔細閱讀評審的每一個意見,被退稿的沮喪及被接受的喜悅,畢生難忘。

所為何來? 爭的不過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認可,以便在履歷表的著作目錄上多那麼幾行字,期盼在升等評比時獲得委員的青睞。

那真是一段辛苦、但充實的歲月。那時台大的氛圍和當時的台灣經濟情勢非常類似,正處在轉型的十字路口,條件不十分充裕,但有朝氣、有生機、有理想。研究室及實驗室內二十四小時燈火通明,歷經十多年累積下來,確實造就了不少國際知名學者,讓台灣在國際研究領域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時培育了無數優秀的學生,在國內外發光發熱。

大約從二十多年前開始,台灣吹起了一股民主風潮,從黨外抗爭、允許組黨到野百合學運。「校園民主」同時吵得沸沸揚揚,系主任、院長、校長全改採普選方式產生,於是眾所詬病的拜票、換票、甚至請客吃飯的選風,不自覺的在校園中瀰漫。

家長式的威權領導固然被打破了,但同事間的和諧關係也漸漸流失了。附近的餐廳再也看不到大夥的身影,大部分的人都縮回各自的研究室,埋起頭做研究,不再過問校園政治。

學術論文沒少寫,但團隊精神消失了。加上大部分的年輕老師都熬成了正教授,投稿及寫作的壓力少了,研究的動力也相對變小。又因為台北居大不易,經濟壓力成了每位年輕教授的沉重負擔,於是外務多了,研究室及實驗室不再徹夜燈火通明,那股向上的動力也明顯減弱。

於是,老師抱怨學生功利且不用功,學生抱怨老師不務正業,大家共同抱怨學校的各級領導沒把方向掌握好。一股不安、虛浮的氣氛在校園裡瀰漫著,像極了當時台灣社會的氛圍。

二十年過去了,不論是台灣社會還是台灣大學,仍陷在這民主的陷阱裡,掙脫不出來。眼睜睜看著時機及人才逐漸流失,國家及學校逐漸沉淪,這恐怕不是當初那群懷著滿腔熱血,鼓吹民主的前輩們所能預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