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源：那段我在台大當教授的日子

文：李鴻源（寫於2012年11月16日）

自從1986年2月到台灣大學任教，至今已匆匆二十六寒暑，幾乎人生一半的時間都在這個校園裡度過。

二十六年來，台灣從解除戒嚴，經濟起飛，躋身已開發國家之林，然後又掉入一波波的國際金融與政治風暴，耗盡了二、三十年來全民努力所累積的本錢。個人也從青澀的年輕客座副教授歷經升等，三度借調到省、縣及中央政府服務，現已忝列資深教授之列。對這個陪伴我近三十年的校園人、事、物，有著非常深刻的印象及濃得化不開的感情。

在初、高中就學期間的1960年代，台北的運動場地非常有限，我有許多個週末及黃昏，都是在台大校園裡度過，從足球場、棒球場、排球場到籃球場。當時校內的建築物比現在少很多，運動設備也非常陽春，印象中新生南路旁還有一條瑠公圳，校園附近仍可看到一些鄉村景象。

我初高中時期的功課非常好，總覺得考上台大，成為這學校的一份子是理所當然。但事與願違，這個願望終究未能達成。直到1983年年底，在美國博士論文答辯完成後，陪同恩師愛荷華大學水利試驗所的甘迺迪（John F.Kennedy）教授到台大演講，無心插柳地促成了我到台大任教的機緣。

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也因此和這所學校結下了一生不解之緣。

1986年的台灣大學，仍是一所非常傳統的老式大學。我所服務的土木工程系及水工試驗所，非常注重倫理，強調長幼有序，資深教授和年輕老師間有一套不成文的法則規範。土木系各組分別由幾位大老用家長式的方法領導，從資源分配、升等到新進人員聘任，都很有默契地照著一定的節奏進行。

雖然偶有雜音，但最後總會回到原來的軌道。那時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初期，大學也因此有足夠的經費開始大量招收新血。所以目前學校裡的同仁，多是和我同一時期晉用。

因為大家都還年輕，也剛加入這個團隊，彼此間沒太多厲害關係，相處得非常融洽，每天中午一起用餐，交換研究及教學心得，當然免不了聊聊校園裡的是是非非，也因此幾乎吃遍了公館附近的大小餐館。加上當年台灣經濟正在起飛，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的經費非常充裕，每年出國開會更是呼朋引伴，大夥兒的足跡踏遍歐美大陸，有些旅程的點滴至今仍印象深刻。

這兩天看到電視新聞報導義大利威尼斯淹大水，不禁回想起近二十年前去佛羅倫斯開會，順道造訪威尼斯。一群教授走到精疲力竭，倚在聖馬可（St. Marcos）大廣場教堂的柱子席地睡了一覺。醒來時，已是華燈初上，環繞廣場餐廳的樂隊輪流演奏，流瀉一地的古典音樂，我們就這樣席地而坐，欣賞了一場與眾不同的音樂會，才依依不捨離開。

同行的水資會吳建民主任委員已作古多年，較資深的幾位同事也退休了，只剩我這位「白頭宮女」，還無法忘情於天寶舊事。

新進的年輕教授都有相當大的升等及授課壓力，一天二十四小時永遠不夠用，除了睡覺外，幾乎都在研究室及實驗室中度過。做實驗、分析數據、寫論文、備課。當時年輕，在國際水利界沒有什麼人脈，更遑論名氣，加上功力也確實不夠扎實，文章被國際期刊退稿是家常便飯。一篇好的期刊論文，從開始寫作到被接受刊登，耗上一、兩年是很正常的事。

還記得當年從稿子寄出的那一天開始，我的心就一直懸著，眼巴巴地望著信箱，期待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SCE）那熟悉的牛皮紙袋到來。過了三、四個月，終於盼到了回音，用顫抖的雙手打開郵件，仔細閱讀評審的每一個意見，被退稿的沮喪及被接受的喜悅，畢生難忘。

所為何來？ 爭的不過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認可，以便在履歷表的著作目錄上多那麼幾行字，期盼在升等評比時獲得委員的青睞。

那真是一段辛苦、但充實的歲月。那時台大的氛圍和當時的台灣經濟情勢非常類似，正處在轉型的十字路口，條件不十分充裕，但有朝氣、有生機、有理想。研究室及實驗室內二十四小時燈火通明，歷經十多年累積下來，確實造就了不少國際知名學者，讓台灣在國際研究領域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時培育了無數優秀的學生，在國內外發光發熱。

大約從二十多年前開始，台灣吹起了一股民主風潮，從黨外抗爭、允許組黨到野百合學運。「校園民主」同時吵得沸沸揚揚，系主任、院長、校長全改採普選方式產生，於是眾所詬病的拜票、換票、甚至請客吃飯的選風，不自覺的在校園中瀰漫。

家長式的威權領導固然被打破了，但同事間的和諧關係也漸漸流失了。附近的餐廳再也看不到大夥的身影，大部分的人都縮回各自的研究室，埋起頭做研究，不再過問校園政治。

學術論文沒少寫，但團隊精神消失了。加上大部分的年輕老師都熬成了正教授，投稿及寫作的壓力少了，研究的動力也相對變小。又因為台北居大不易，經濟壓力成了每位年輕教授的沉重負擔，於是外務多了，研究室及實驗室不再徹夜燈火通明，那股向上的動力也明顯減弱。

於是，老師抱怨學生功利且不用功，學生抱怨老師不務正業，大家共同抱怨學校的各級領導沒把方向掌握好。一股不安、虛浮的氣氛在校園裡瀰漫著，像極了當時台灣社會的氛圍。

二十年過去了，不論是台灣社會還是台灣大學，仍陷在這民主的陷阱裡，掙脫不出來。眼睜睜看著時機及人才逐漸流失，國家及學校逐漸沉淪，這恐怕不是當初那群懷著滿腔熱血，鼓吹民主的前輩們所能預料的吧。

台大校園給人的一般印象，就是一座石砌古樸的日式校門，寬闊的椰林大道和兩排高聳的椰子樹。沿著椰林大道數棟日治時代建造的系館，每一棟都代表一種歐式的建築風格，古色古香，各具特色。

老建築物屋頂挑高，冬暖夏涼，幾乎不需要冷氣。建築物內到處瀰漫著一股古老木建築才有的獨特香味，至今仍忠實地扮演著它的角色，一磚一瓦，樓梯扶手，連欄杆的每一朵雕花、每一個細節，都精巧細緻。

行政大樓和文學院遙遙相對，所種的重陽木及鳳凰木左右對稱，代表著台大精神的傅鐘，座落在兩棟建築物間的椰林大道旁。不知道當時有無請教過風水大師，但每次走過那附近總覺得非常平靜、祥和。

有幾棟農學院的系館外牆爬滿了爬藤，古意盎然，足可媲美國外知名大學的建築，令那些國民政府來台後所蓋的建築物遜色不少，也因此許多像我一樣的資深教授，寧可留在老系館，也不肯搬到後來新蓋的建築物。

這幾年台大校園的規劃，在城鄉所幾位老師的協助下，有了不錯的成果。舟山路封了，成為校園的一部分，生態池、實習農場及鹿鳴堂旁的徒步區，營造出一片非常具有特色的生活圈，成為校園裡最有人氣的區塊。校園內新添了幾棟摩登且亮麗的大樓，建築師的水平高明多了，建築物兼具現代感，美觀又不突兀。

但相對的損失了幾棟頗具特色的老系館，其中最可惜的是那爬滿長藤的老地理系館，及那在春天時充滿柚子花香的紅土網球場。現在兩個新的紅土球場在老球場對面蓋了起來，場地是好多了，但少了那一排柚子樹，味道就差多了。

最近聽說在大門口，原來人類學系舊址要再蓋一棟大樓，引來不少反對意見。硬體建設固然重要，但就一座大學而言，教授和學生的素質才是最珍貴的寶藏。

又到了校長遴選期間，期盼台大能擺脫民主的束縛，以及各學院的本位主義，覓得一位能帶領學校開創新局的大家長。

教授研究室的基本配備是成排塞滿泛黃資料的木書櫃，老而厚重的木書桌，老式的枱燈、老式的彈簧舊沙發，配上簡易的木茶几。有的老師收拾得窗明几淨，案上置上幾支毛筆、硯台，古典而優雅，真值得在此室中消磨一生，但這畢竟是少數，大部分的研究室都是堆滿了早已泛黃的資料、文章、上課筆記及報告，書桌僅剩下一小片桌面可供使用。

教授每日伏首於案間不自覺，一生的光陰就這樣流逝了。回頭仔細算算，到底留下什麼？ 成就了哪些？ 文章數百篇、專書幾本、學生無數。產值多少？

微不足道。月領如此束脩，只有叩首謝恩的份，那能再抱怨。

常見教授退休後，除了少數較重要的書籍帶走外，大部分的報告、資料依慣例會在走廊上曝屍幾天，供學生及同事撿取，剩下的就全進了資源回收場。

又過個一年半載，一個有著亮麗學經歷的小夥子，通過層層嚴格篩選，擠破了頭，頂著你的缺進來了，接著你的棒、踏著你的軌跡，繼續燃燒著他的生命，讓台灣大學繼續運作下去。研究室裡，除了主人翁面孔不一樣外，其他幾乎不變。有你沒你，日出日落，學校依然運作著，這就是教授這一行業的宿命。

很難體會一位退休老師，漫步在月夜的椰林大道上，看著曾經朝夕相處的研究室，燈仍亮著的心情。是該感傷逝去的年輕歲月，還是該推門進去鼓勵後輩一番？ 還是默默地繼續走著，咀嚼那五味雜陳的複雜心情吧。

書籍介紹

《記那些波光與映像：李鴻源人生隨筆》，時報出版
作者：李鴻源

責任編輯：鄒琪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