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在語言裡的戒嚴幽靈—關於反課綱微調事件的反省

不要笑，你有種翻開自己國中畢業紀念冊或是收集的偶像卡再笑也不遲，人都有好傻好天真的過去。

總之我認真回想國民教育裡面臺灣史的內容，真的是兩頁不到，只有講沈葆禎、劉銘傳如何建設臺灣，劉永福如何抗日捍衛臺灣（當然沒有講他後來落跑的事、那太傷民族感情了），臺灣的日「據」時期（容我原音重現）只有提到抗日志士羅福星壯烈成仁，以及林獻堂、蔣渭水的民主運動以一句帶過。

你去問大學時的我「陳澄波畫被偷了是否會很緊張？」我大概會回「嗯這應該是人之常情吧…」

老實說我真的很想問跟我受同一套教育的四百萬六年級生，你們的臺灣史是怎麼學來的？

我自己的答案是，我從高中畢業後，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去學習，但我始終覺得我的臺灣史很糟糕。舉個例好了，這幾天因為課綱爭議而出現的歷史事件人物濱田彌兵衛，我要不是因為課綱爭議，我永遠不會知道他是誰。到現在，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我也都還是只具備模糊的概念，明明這些事件造成了先民多所死傷，留下了歷史陳跡與許多地名的由來，這是這塊土地上的歷史，但我很慚愧，五代十國的歷史我說不定還比較熟。

為什麼？因為這些教材，在我的人格正在成長、知識正在建構的同時，就這樣完整地扮演了我的所知世界的全部。再加上，填鴨教育會給予用功讀書者美好未來的願景，以及每一次小考、模擬考、月考、段考然後到聯考的穩定回饋，每一次的考試，就好像一次忠貞測試，你越不懷疑這些內容，你越可以得到高分。等到聯考結束時，所有的高分通過者，包括我，都成為了這套信仰體系的忠實擁護者。

這是填鴨教育的一個關鍵特性，我教你什麼、你背下來就對了，越背越多分。你越是質疑、越是不願意接受，你的進度就越落後別人、你的分數就越差，你就越是因此在聯考制度下被迫去念私立大學、承擔較貴的學費，甚至在大學的一開始有人的人生已經開始負債。

這是所謂洗腦教育的真諦。你越不懷疑，你越容易得到成功者的報償與最好的資源。你保持懷疑，你就會成為這場遊戲的輸家。

身為這場遊戲贏家的我，接下來才必須花二十年的時間去重新反省、重新推翻這些彷彿太陽東昇西落一般的真理，而必須付出相對的代價，去重新建構一個真正適合在臺灣生活、在臺灣思考、在台灣進行尋根探源的「健康的臺灣史觀」。

荷蘭人約翰·芬伯翁作品《澎湖島及福爾摩沙海島圖》，約1640年繪｜Photo Credit: Johannes Vingboons Public Domain

好死不死我的論文題目做了臺灣史，好死不死我的論文題目選擇的是國府時期的戒嚴時代歷史。先不要說我一個學傳播的外行偏偏要去做歷史題目，光是在寫論文之前建立一個適當的觀看與研究臺灣戒嚴時代歷史的態度、立場與認識論，那就是一個極為痛苦的過程。

每當我越是閱讀到相關的史料，國共內戰與孫立人來台練兵、金圓券事件與新台幣換匯、二二八的史料、白色恐怖時期的史料、清鄉時期、四六事件、劉自然事件、雷震與自由中國事件、國光計畫的內幕、這一些都還未真正觸及我的論文的內容，僅只能說是背景介紹，我已經在一次又一次的大開眼界當中，深深地、深深地瞭解到關於這塊土地的過去，我又被蒙蔽了多少。

無知的人是最快樂的。我也不知道是否寧可當初只要對於「二二八」這三個字僅存著當初長輩打預防針一般的「也有很多外省人被打」三言兩語呼嚨過去那樣淺薄地滿足於表面說法即好。但是我沒辦法。在馬場町一群人手腕被鐵絲刺穿，幾發子彈就可以讓一排人殞命的事實，在那一年反覆發生，我一旦知道了，我不能置若罔聞。

但是，這麼重要的事情、這麼悲痛的過去、這麼殘暴地捏碎幾萬個家庭的暴力，這些家庭就在你我左右，而我們卻可以輕易地抹滅這些記憶？

是誰來為我決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個官階的由來、職務內容與形成脈絡，遠比知曉陳文成事件、美麗島事件、江南案與林義雄家族滅族血案要來得重要多了。我才明瞭，我們的歷史教育就是把其中最優秀的菁英培養成國家文官。的確，以此標準看來，知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確是要比知道這些事件重要多了。

請你不要以為我這樣賣弄了好幾個名詞，就以為我書袋吊了半天高可以妄稱臺灣史達人了。我所提及的這些事件，正是因為到了現在為止，我都還是無法看見事件的全貌而感到苦惱。

我們的坊間歷史書，對於其中的記載仍然有若干的訊息是不清晰的、亟待解密的，我們在追尋的這些真相，始終還是霧裏看花。臺灣的戒嚴時期歷史，雖然累積了相當多的專論，供有志者專精研讀，但是，這樣的事件，始終很難變成全民記憶，甚至公開討論。

為什麼，我們一旦談到了這段黑歷史，大家都開始防備性閃躲：「不要這麼泛政治化」、「不要一直講這些東西」、「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啊不就都推給國民黨的錯就好了」、「少年人不要太愛談政治」……

一旦當我們使用這些咒語起手式，那些戒嚴時期的幽魂就彷彿催狂魔一般地在城市上空盤旋起來。

即便解嚴超過二十多年，我們始終沒有正面地去面對戒嚴時代的過往歷史，我們事先戴上了防備性的有色眼鏡，用一種談這個無異於找麻煩的態度，而盡可能地避談。為什麼我們的心中，始終裝置著一座警總，我們沒有辦法用理性的態度、反省的態度，讓所有的公民去正視那一段曾經發生的歷史，用不同的視角去檢視在那個時代裡每一個人都可能遭逢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