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國古典文學當「中國的」,根本是糟蹋了它真正的價值

把中國古典文學當「中國的」,根本是糟蹋了它真正的價值
Photo Credit:未知 CC 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臺灣的歷史,尤其日治時代,要複雜就有多複雜,要把它簡化成什麼民族精神的失落、傳統的斷裂云云,並且從這種自己妄想的假設來發展論述,根本就是無比荒謬的一件事。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盛浩偉

講一個跟我目前研究有關的幾個小事,這些小事頗能體現二戰以前,東亞中日台之間的關係有多複雜。

但進入故事之前,要先講那個時代的前提。國高中歷史課本都有教,1868年,日本進入明治時代,(名義上)政權從江戶幕府還至天皇手中,並且開始展開維新云云;然而,過去常常被忽略的是,江戶時代、明治時代的前半(明治二〇年以前),最具地位的書寫語言及文體,其實是「漢詩文」。

「漢詩文」嚴格說是日語裡的講法,但望文生義大概也知道這就是指古文、文言文,還有以近體詩為主的古典詩。或許有人會說,江戶不是有町人文學、俳句,還有什麼松尾芭蕉的《奧之細道》嗎?但是,町人文學主要的消費群是「町人」,也就是住在都市裡的商人、職人,可真正具有政治地位的還是武士階級,而作為武士教養的公家文體,還是漢詩文,換言之,漢詩文是真正具有政治地位的,至於《奧之細道》,根據板坂耀子的著作,早已闡明在江戶當時,《奧之細道》其實是非主流的作品。

總之,當時社會地位較高的知識份子裡,最重要的知識教養其實是漢學,最主流的著述創作,也都是以漢詩文來進行的。這個情形到了明治初年更是持續。明治初年,日本的漢詩社、漢文社忽然大盛,而知識份子也無不以漢詩文為文化資本,來顯示自身教養,好比森鷗外夏目漱石等大文豪也留下許多漢文作品。

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夏目漱石留學英國之前,在就讀東大的某個暑假寫下的漢文遊記《木屑錄》,開頭就是這樣的:「余兒時,誦唐宋數千言,喜作為文章。或極意雕琢,經旬而始成,或咄嗟衝口而發,自覺澹然有樸氣。竊謂,古作者豈難臻哉。遂有意于以文立身。」

或者,早這個五年,一八八四年,森鷗外的《航西日記》,八月三十日是這樣寫的:「三十日,過福建,望臺灣。有詩:青史千秋名姓存,鄭家功業豈須論,今朝遙指雲山影,何處當年鹿耳門。又絕海艨艟奏凱還,果然一舉破冥頑,卻憐多少天兵骨,埋在蠻煙瘴霧間。過廈門港口,有二島並立。詢其名,云兄弟島。有感賦詩曰:一去家山隔大瀛,廈門港口轉傷情,獨憐雙島波間立,枉被舟人呼弟兄。此夕洗沐於舟中。」

簡而言之,江戶時期,漢詩文是正式的文學,到了明治,漢詩文更是有教養、有知識的象徵。這種情形一直到明治二〇年代之後,才漸漸被言文一致體的日本近代文學(就暫且把它理解成日文的「白話文」寫成的吧)所取代。而這種鬥爭的轉變,剛好就有一批具有深厚漢學素養的文人,漸漸變得無處發揮。

這種情形,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之後有了轉機。因為,甲午戰爭後,日本得到了殖民地臺灣,而臺灣又是一個使用漢文的空間,縱使口頭說話彼此不能懂,但文字書寫語言卻能溝通無礙。(這種情形在古中國其實非常常見,因為各地方言的差距實在太大,聽不懂、用「筆談」,本就是再自然不過之事。)

不過,能夠用文字書寫來溝通的,不是所有人,而是僅限於有社會地位、有受教育的仕紳階層。對總督府而言,要統治這樣一個口頭語言不同的地方,當然要靠書寫語言的相同,於是,總督府變開始利用這種「同文」優勢,來與臺灣既有的仕紳階級交流,一方面是懷柔,一方面是在還無法完全掌握臺灣情形時,暫時透過仕紳階級來鞏固地方統治,例如,將法條用漢文寫成,由仕紳階級再向地方不識字的民眾傳遞滲透等等。

不過,總督府底下這些具有漢文素養的文人,未必真的有那麼強烈積極想要「統治」臺灣的意圖,更多時候,他們原本的意圖可能只是剛好找到一個新的、可以讓他們發揮自身能力的(漢文)空間(也就是臺灣)。甚至,這些日本漢文人,也在書寫之中展現了他們對臺灣土地的愛護。

例如一位名叫中村櫻溪的漢文人,就曾經遊歷臺北各地的山水,寫下諸多遊記,像是〈登大屯山〉裡寫道:「此間山川景物,率皆平日所熟覩,今在此山上而觀之,大者為小,高者為卑,近者為遠,奇者愈奇,秀者更秀,縹緲婉約,別開生面,臺北之巨觀盡于此矣。」

甚至是他離開臺灣前,還寫下〈居臺九樂八苦〉,細數住在臺灣的好與不好,最後結論更說:「嗟夫有八苦而有九樂,足以相償,苟樂其樂者,則苦者不必苦,雖老死而埋骨于此,且無憾矣。」可見其對臺灣情感之深 — 當然,這不代表他們就沒有參與殖民體制、就可以免於殖民批判;他們仍是殖民者階級,只是,這裡想強調的是研究時也要注意殖民者階級內部亦非鐵板一塊。

以上是大時代的前提(好長的前提……),我要講的小事,跟一個叫久保天隨的日本漢文人有關。久保天隨,本名久保得二,乃日本漢學家,有深厚漢學素養,而且多次旅行中國南方,並且寫下許多詩作,也與中國、臺灣的傳統文人有密切交誼。

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也是民國二十三年,久保天隨到澎湖一遊,並寫下漢詩集《澎湖游草》,更請當時福建的名詩人陳衍替其作序。但這個要求令陳衍有些尷尬,畢竟那時中日兩國關係不甚好(「兩國失和,連歲兵連禍結」),但最後,陳衍引用了春秋時代欒鍼子重的故事,將久保天隨和自己比擬做欒鍼與子重(「一為欒鍼,一為子重,斷章取義焉可也」)。

(欒鍼與子重的故事,懶得寫了,直接複製貼上維基百科:(鄢陵之戰時)欒鍼見到楚國令尹子重的旌旗,向晉厲公請求說:「楚國人說那面旌旗是子重的旗號,當初下臣出使到楚國,子重問起晉國的勇武表現在哪裡,下臣回答說:『喜好整齊,按部就班。』子重問:『還有什麼?』下臣回答說:『喜好從容不迫。』現在兩國交兵,不派遣行人,不能說是按部就班;臨到事情而不講信用,不能說是從容不迫。請國君派人替我給子重進酒。」晉厲公答應了,派遣行人拿著酒器奉酒,到了子重那裡,說:「我國國君缺乏使者,讓欒鍼執矛侍立在他左右,因此不能犒賞您的從者,派我前來代他送酒。」子重說:「欒鍼他老人家曾經跟我在楚國說過一番話,送酒來一定是這個原因。他的記性真好。」子重接過酒一飲而盡,不留難使者,重新擊鼓。這就是成語「好整以暇」的來源。)

這個久保天隨,很愛中國古典文化教養,甚至以此為傲,可他的個性似乎不太好,時常做出這種為難人的事情。一九三二年,臺灣全島詩人大會在臺北孔廟舉行,有兩百餘人參與吟詩作對,之後,有人將優秀詩作款成冊,輯為《瀛洲詩集》發行,更請久保天隨這位當時享譽中、日、臺三地的漢文人作序,沒想到,久保天隨居然「直言不諱」地說,這些詩寫得都不怎麼樣。(「……卷中所收,雖字堆錦繡,篇競月霜,至典裁清拔,詞彩雅贍者,十指未足屈盡……其振起大雅遺音,發揚正聲純氣,蓋猶有待矣。」)

除此之外,他更認為,新教育底下傳授的現代學術知識,與舊漢學並不互斥(「竊念彼受新教育者,晨夕攻究漢學,誦習經傳,固其根柢,高其才力,興至執筆,神完氣厚,則衙官屈宋、奴僕離騷,未必為難事」),最後居然還鼓勵臺灣的古典詩人們要努力加油,寫得更好些(「予雖老矣,希與諸君從事於此,能碌碌無為而了斯生哉!」)當然,被這樣數落的臺灣漢詩人也不甘示弱。臺南的羅秀惠就在另一篇序中反駁,強調其實是久保天隨成見太深,有眼不識臺灣文化之深厚(「先進禮樂,不失野人,蕞爾臺灣,文化已古。未至其地者,謬以蕃產外無長物也;即視為殖民者,亦殆謂荒煙中悉蠻草也。豈知東瀛別有天地,天籟自鳴,採風時復軒輶,軒輊互見,遽以土分剪革,疵索吹毛,不亦傎乎!」),更暗暗呼籲久保天隨應該多理解臺灣的美好(「應知海隅孤島,猶留美麗之遺名;漫侶世外漁樵,尚整風騷之餘韻。」)

叉個題,這個跳出來反駁的羅秀惠很有意思,一八九五年時公車上書反對割讓臺灣的時候,他也有參與;而臺灣割讓後,他還曾一度遷居北京,但最後卻還是搬回了臺南,在臺南的國語傳習所裡工作。講個小八卦,羅秀惠曾迷上當時臺灣三大美人之一的艋舺名藝旦王香嬋,一九〇五年還跟她結過一次婚,後來則以移情別戀收場。再講個小八卦,這個王香嬋詩文素養極高,乃當時少數能賦詩之女性,更被傳為連雅堂的紅粉知己。

拉哩拉雜講了很多,來整理一下:

第一,日治時期臺灣有沒有漢文、有沒有因為日本的統治而讓所謂「傳統」斷裂?答案是,至少到三〇年代,這些「傳統」都還興盛地存在,甚至與總督府的官方離不開關係。要說保存「傳統」就是堅守「民族」的界線、就是對日本帝國侵略與統治的「抵抗」嗎?很難。但是反過來,要說傳統就是跟總督府站在一起、成為統治的同謀嗎?其實也很難。這些因素都有,問題是他們之間是怎樣交互作用、彼此影響(更別提這篇還完全沒有把受新文學、新式教育的那一方給拉近來看)。

第二,能說久保天隨是完全是帶著殖民者的傲慢嗎?但別忘了,他所懷有的漢文素養,在現代化劇烈的日本裡,早就已經成為某種邊緣,也是因此他才需要到閩南或臺灣等地來另尋發揮的空間;但可以確定的是這裡的現實卻與他的幻想有不小差距。

第三,羅秀惠最後回來臺灣並在總督府底下工作,他是漢奸嗎?可是臺灣是他的故鄉,是他最熟悉的地方,可能還有很多他的人際關係網,反而在北京是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回來臺灣並且依能力找尋安身之所(而安身之所又都被總督府所網羅),其實似也無可厚非。

第四,全島詩人大會(這是吟作古典詩的大會),難道就是延續美好的傳統文化嗎?但全島詩人大會又往往接受總督府的支持、飲宴,其實與統治者是站在一起的,相較之下,那些「拋棄」中國傳統,學日文、講日語、力求現代化的那批人,反倒是更顯現了對殖民者的積極抵抗意識。(這些學日語的人到了戰後,都被國民黨視為漢奸、被日本文化「污染」,倒是傳統文人多成為國民黨之協力。歷史真的很諷刺。)

第五,中國跟日本完全是敵對嗎?其實從久保天隨跟陳衍的交流看來,以漢文教養為基礎的東亞共同體是存在的,而且到二〇、三〇年代(等於是中國白話文運動之後十年)之後都還實際運作著,那種文化交流,完全不是以今日狹隘的國家分界所能想像的情況。

臺灣的歷史,尤其日治時代,要複雜就有多複雜,要把它簡化成什麼民族精神的失落、傳統的斷裂云云,並且從這種自己妄想的假設來發展論述,根本就是無比荒謬的一件事;要把這些複雜脈絡的交錯,都回歸到「中國面臨西化的衝擊」,也是癡心妄想。說要「歷史地看」,就拜託好好看待歷史,看文獻看史料,看那個時候整體到底講了什麼、做了什麼,再來下判斷。光提幾個人物,彼此的關係跟背後的脈絡就這麼複雜了,更別說我沒提到的臺灣其他脈絡,還有沒有納入視野的韓國與滿州國的情形。

前陣子,聽留學的學妹轉述一位這邊的老師的說法,他講:所謂的中國古典文學,如果只把它當「中國」的東西(自古以來所有中國人所共享云云),那不只是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作祟,更是完全糟蹋這些東西的價值。但老實說,我們的教育,其實一直都是這樣教導我們的:漢字是中國的東西、中國的文言文才是正統,云云,而完全忽略這個文字系統跟文化,其實根本是整個東亞(含東南亞)所共享的;而且它之所以有力量,也正是因為被視為邊陲、邊疆、非傳統的文化體不斷回過頭來挹注這個「傳統」,才讓它有發展的動能。

把這些東西視為靜態,視為不可更動的神聖傳統,視為「我們的」(且他人的髒手不要來碰)東西、民族精神的象徵,那才是最荒謬偏狹的一種看法。如何用這種廣闊的視野為基礎,來檢視發生在臺灣這個特定空間上的歷史,才是真正的認識自己,理解歷史。

全文獲作者授權轉載,文章來源:作者臉書

責任編輯:鄭少凡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