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國古典文學當「中國的」,根本是糟蹋了它真正的價值

把中國古典文學當「中國的」,根本是糟蹋了它真正的價值
Photo Credit:未知 CC 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臺灣的歷史,尤其日治時代,要複雜就有多複雜,要把它簡化成什麼民族精神的失落、傳統的斷裂云云,並且從這種自己妄想的假設來發展論述,根本就是無比荒謬的一件事。

文:盛浩偉

講一個跟我目前研究有關的幾個小事,這些小事頗能體現二戰以前,東亞中日台之間的關係有多複雜。

但進入故事之前,要先講那個時代的前提。國高中歷史課本都有教,1868年,日本進入明治時代,(名義上)政權從江戶幕府還至天皇手中,並且開始展開維新云云;然而,過去常常被忽略的是,江戶時代、明治時代的前半(明治二〇年以前),最具地位的書寫語言及文體,其實是「漢詩文」。

「漢詩文」嚴格說是日語裡的講法,但望文生義大概也知道這就是指古文、文言文,還有以近體詩為主的古典詩。或許有人會說,江戶不是有町人文學、俳句,還有什麼松尾芭蕉的《奧之細道》嗎?但是,町人文學主要的消費群是「町人」,也就是住在都市裡的商人、職人,可真正具有政治地位的還是武士階級,而作為武士教養的公家文體,還是漢詩文,換言之,漢詩文是真正具有政治地位的,至於《奧之細道》,根據板坂耀子的著作,早已闡明在江戶當時,《奧之細道》其實是非主流的作品。

總之,當時社會地位較高的知識份子裡,最重要的知識教養其實是漢學,最主流的著述創作,也都是以漢詩文來進行的。這個情形到了明治初年更是持續。明治初年,日本的漢詩社、漢文社忽然大盛,而知識份子也無不以漢詩文為文化資本,來顯示自身教養,好比森鷗外夏目漱石等大文豪也留下許多漢文作品。

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夏目漱石留學英國之前,在就讀東大的某個暑假寫下的漢文遊記《木屑錄》,開頭就是這樣的:「余兒時,誦唐宋數千言,喜作為文章。或極意雕琢,經旬而始成,或咄嗟衝口而發,自覺澹然有樸氣。竊謂,古作者豈難臻哉。遂有意于以文立身。」

或者,早這個五年,一八八四年,森鷗外的《航西日記》,八月三十日是這樣寫的:「三十日,過福建,望臺灣。有詩:青史千秋名姓存,鄭家功業豈須論,今朝遙指雲山影,何處當年鹿耳門。又絕海艨艟奏凱還,果然一舉破冥頑,卻憐多少天兵骨,埋在蠻煙瘴霧間。過廈門港口,有二島並立。詢其名,云兄弟島。有感賦詩曰:一去家山隔大瀛,廈門港口轉傷情,獨憐雙島波間立,枉被舟人呼弟兄。此夕洗沐於舟中。」

簡而言之,江戶時期,漢詩文是正式的文學,到了明治,漢詩文更是有教養、有知識的象徵。這種情形一直到明治二〇年代之後,才漸漸被言文一致體的日本近代文學(就暫且把它理解成日文的「白話文」寫成的吧)所取代。而這種鬥爭的轉變,剛好就有一批具有深厚漢學素養的文人,漸漸變得無處發揮。

這種情形,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之後有了轉機。因為,甲午戰爭後,日本得到了殖民地臺灣,而臺灣又是一個使用漢文的空間,縱使口頭說話彼此不能懂,但文字書寫語言卻能溝通無礙。(這種情形在古中國其實非常常見,因為各地方言的差距實在太大,聽不懂、用「筆談」,本就是再自然不過之事。)

不過,能夠用文字書寫來溝通的,不是所有人,而是僅限於有社會地位、有受教育的仕紳階層。對總督府而言,要統治這樣一個口頭語言不同的地方,當然要靠書寫語言的相同,於是,總督府變開始利用這種「同文」優勢,來與臺灣既有的仕紳階級交流,一方面是懷柔,一方面是在還無法完全掌握臺灣情形時,暫時透過仕紳階級來鞏固地方統治,例如,將法條用漢文寫成,由仕紳階級再向地方不識字的民眾傳遞滲透等等。

不過,總督府底下這些具有漢文素養的文人,未必真的有那麼強烈積極想要「統治」臺灣的意圖,更多時候,他們原本的意圖可能只是剛好找到一個新的、可以讓他們發揮自身能力的(漢文)空間(也就是臺灣)。甚至,這些日本漢文人,也在書寫之中展現了他們對臺灣土地的愛護。

例如一位名叫中村櫻溪的漢文人,就曾經遊歷臺北各地的山水,寫下諸多遊記,像是〈登大屯山〉裡寫道:「此間山川景物,率皆平日所熟覩,今在此山上而觀之,大者為小,高者為卑,近者為遠,奇者愈奇,秀者更秀,縹緲婉約,別開生面,臺北之巨觀盡于此矣。」

甚至是他離開臺灣前,還寫下〈居臺九樂八苦〉,細數住在臺灣的好與不好,最後結論更說:「嗟夫有八苦而有九樂,足以相償,苟樂其樂者,則苦者不必苦,雖老死而埋骨于此,且無憾矣。」可見其對臺灣情感之深 — 當然,這不代表他們就沒有參與殖民體制、就可以免於殖民批判;他們仍是殖民者階級,只是,這裡想強調的是研究時也要注意殖民者階級內部亦非鐵板一塊。

以上是大時代的前提(好長的前提……),我要講的小事,跟一個叫久保天隨的日本漢文人有關。久保天隨,本名久保得二,乃日本漢學家,有深厚漢學素養,而且多次旅行中國南方,並且寫下許多詩作,也與中國、臺灣的傳統文人有密切交誼。

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也是民國二十三年,久保天隨到澎湖一遊,並寫下漢詩集《澎湖游草》,更請當時福建的名詩人陳衍替其作序。但這個要求令陳衍有些尷尬,畢竟那時中日兩國關係不甚好(「兩國失和,連歲兵連禍結」),但最後,陳衍引用了春秋時代欒鍼子重的故事,將久保天隨和自己比擬做欒鍼與子重(「一為欒鍼,一為子重,斷章取義焉可也」)。

(欒鍼與子重的故事,懶得寫了,直接複製貼上維基百科:(鄢陵之戰時)欒鍼見到楚國令尹子重的旌旗,向晉厲公請求說:「楚國人說那面旌旗是子重的旗號,當初下臣出使到楚國,子重問起晉國的勇武表現在哪裡,下臣回答說:『喜好整齊,按部就班。』子重問:『還有什麼?』下臣回答說:『喜好從容不迫。』現在兩國交兵,不派遣行人,不能說是按部就班;臨到事情而不講信用,不能說是從容不迫。請國君派人替我給子重進酒。」晉厲公答應了,派遣行人拿著酒器奉酒,到了子重那裡,說:「我國國君缺乏使者,讓欒鍼執矛侍立在他左右,因此不能犒賞您的從者,派我前來代他送酒。」子重說:「欒鍼他老人家曾經跟我在楚國說過一番話,送酒來一定是這個原因。他的記性真好。」子重接過酒一飲而盡,不留難使者,重新擊鼓。這就是成語「好整以暇」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