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齊阻止「武王伐紂」，為什麼司馬遷要特意記錄這個「反對的聲音」？

最近給學生看了一小段《伯夷列傳》。

每年講「武王伐紂」的故事，我都一定會提到伯夷叔齊。

其實伯夷和叔齊留下的故事不多，《伯夷列傳》裡面只簡單說了他們是孤竹君的的兒子，因為互推王位然後先後逃跑。最後，他們跑去投奔西伯姬昌（我問學生西伯叫什麼，他們竟然跟我說西伯利亞），也就是後來的周文王。

姬昌死後，他兒子姬發，也就是後來的周武王，決定討伐昏庸的商紂王。於是武王載著文王的神主牌，打著老爸的名義踏上東征的路途。

此時，伯夷和叔齊從半路跳出來，阻止武王伐紂，這就是有名的「叩馬而諫」。

當時伯夷叔齊阻止武王的理由有兩個，其一是「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老爸死了不好好安葬他還馬上去打仗），其二是「以臣弒君」。伯夷叔齊認為，這樣是不孝、不仁的行為。

我跟學生說，大家聽到這些理由先不要急著翻白眼。這裡需要思考的，倒不是伯夷叔齊這兩個老古板到底在幹嘛，而是司馬遷為什麼會選擇記錄這些。

我問學生，如果文王有意思要伐紂，那為什麼會留到他死後才由武王來完成這件事呢？這中間是不是有疑慮？「伐紂」究竟是文王的意思還是武王的意思呢？武王載著文王的神主牌去伐紂，宣稱這是文王的意思，這合理嗎？

第二個問題更有趣了。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否定「以臣弒君」這件事，絕對是舊封建社會的思想。孟子也曾解釋過紂王無道，不配為人君的這件事。

如果商紂確實是昏庸的，人民確實活不下去了，那武王的革命看起來理所當然，到底為什麼司馬遷還要特別去寫伯夷叔齊的故事，紀錄反對的聲音呢？

說紂王無道而歌頌武王的，大多都是從周王朝的角度出發的，比如孟子。可是，很多時候評斷一件事情我們不能只從某個角度出發。

我告訴學生，我們如果暫時將武王伐紂定位作部落間的征戰。那麼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我是武王，在發兵攻打紂王之前，我要不要找個名正言順的理由呢？

於是，我可以想辦法塑造紂王的昏君形象，讓我的軍隊師出有名。畢竟握有權力者，仍然有必須顧慮的地方。試想，如果「伐紂」是一個社會共識，那武王為什麼還要載著文王的神主牌出征，強調自己是繼承文王遺志伐紂呢？

一個掌權者再怎麼極權，都不能夠任意違逆整個社會的意志。可是，問題也由這裡產生。一個聰明的掌權者，絕對不會蠢到和民意對著幹，這樣只會招致滅亡。事實是，掌權者會透過種種方法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甚至操弄人民的認知，然後再宣稱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順應民意而為。類似的事件在歷史上不斷重演。

我希望學生能思考的是，很多時候掌權者看似「順應」民意的舉動，是不是真能反映原初的民意呢？

時至今日，很多人覺得我們的時代已經進步了，人民有足夠的判斷力，於是對自己得到的片面資訊充滿自信，事實上卻依然墮入他人設下的圈套而深信不疑。

教育水平提高未必能保證盲目的人們不再出現。

可悲的是，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是個被愚弄的笨蛋。所以那些遮掩真相的，竄改歷史的，操弄媒體的，更加得其所哉。

司馬遷特別紀錄了伯夷叔齊這段故事，也提醒著我們「武王伐紂」這件事絕對不是單純的非黑即白，他牽扯的問題很複雜，詮釋空間也還很多。

最後，我告訴學生，很多事情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就看我們怎麼去詮釋。我希望他們勇敢去懷疑、思索每一件事，而這一連串的追根究柢，是為了去叩問每一件事的核心價值。

畢竟歷史不是單純的是非題，甚至也不是選項明確的選擇題。

我們的人生也不是。

本文獲作者授權刊登，原文請見：地表最強國文課沒有之一

責任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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