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我們這個年代最重要的問題？答案不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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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育軒 倫敦大學學院（UCL）政治理論碩士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他著名的四部年代系列中，標題將近代史上幾個年代用一個主題概括，從1789-1848《革命的年代》，1848-1875《資本的年代》，1875-1914《帝國的年代》到1914-1991《極端的年代》，不同的年代有不同鮮明的特色，那麼我們這個年代該用什麼來標明？我們這個年代，不妨說，從2009年美國不再強調反恐戰爭之後至今。近來各國發生的抗議活動我們發現「不平等」和「貧窮」是個重要的問題，而不是「宗教」。

共通的問題？

從烏克蘭到委內瑞拉，從埃及到泰國，一場又一場的危機接連發生。記者們疲於奔命，大眾們被各國各式各樣的局勢所困惑著，口號也都不盡相同，有抗議獨裁，抗議腐敗或者追求民主自由。這些抗議有沒有共通的問題？還是每一個都是獨立的事件？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日前曾經撰文指出「宗教」之間的差異將會點燃本世紀最大的鬥爭。他說：

事實是，儘管每個國家的暴力事件有不同的個別原因和苦衷，有一點相同的是：宗教上被濫用的想法驅動著那些犯下恐怖攻擊罪行的人。這是信仰的曲解。但無可否認地犯下這些暴力行為的人往往從宗教上尋找正當理由，而教派之間的衝突無疑是建立在宗教的分歧上的。這個趨勢正在增長，不是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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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未經深思熟慮就出兵伊拉克的英國前首相或許有些道理，因為他把他的目光放在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葉門等地方。這些地方教派衝突嚴重，伊斯蘭極端主義受惠於伊拉克和敘利亞破碎的局勢正慢慢壯大。除了中東，在緬甸，或是中非共和國，都可以見到宗教上的衝突。然而將衝突主要怪罪於宗教是危險的，因為這不僅簡單化衝突的背景，也可能扭曲衝突的本質。而且現今並非每個地方都是因為宗教而起衝突的。

或許我們可以用「經濟」的角度來看待這些衝突。在中東地區的許多國家，水資源正逐漸匱乏，腐敗獨裁的政府壓迫反抗，資源集中於少數人，失業率居高不下，人們生活普遍困苦。流經土耳其、敘利亞、伊朗和伊拉克的幼發拉底河以及底格理斯河正以每年20立方公里的速度減少水量。中東地區的年輕人失業率於2012年有28%左右。

撇開中東，在南美洲的委內瑞拉，抗議的癥結點在於狂飆的通貨膨脹率，民生物資短缺和失敗的經濟政策。在泰國，浮濫的社會福利政策和大米補貼。在這些國家，少數人坐擁豪宅、衣食無憂，而大部份的人卻為了生活苦苦掙扎。對於廣大的貧窮人口來說，辛勤工作有時連溫飽都困難，更別提改善生活環境。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也許我們可以說「不平等」或者是「貧窮」是這個世代最重要的問題，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富人顯得更富而窮人顯得更窮。根據2013一份樂施會的報告，全世界最富有的85人的財富比最貧窮的35億人加起來還要多。（2.7兆比2.2兆）類似這種不平等在各個國家都可以發現。

（推薦閱讀：全球前85名富人掌握財富相當35億窮人，貧富差距是未來十年最大挑戰）

但是不平等一開始不是問題，問題是有多麼的不平等，以及以什麼樣的形式建構起來。後者又比前者更重要。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作者有著一個饒富意義的觀點：如果說，不平等的社會體制是僵化的，不同階級的人之間無法流通，那麼這個國家容易失敗。反之，如果一個國家通往上層的階梯是暢通的，那麼這個國家容易成功。

1789法國大革命前描述法國社會不平等的畫作／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共通的結局？

這些抗議的結局，或者有些仍然是進行式都不盡相同。這些抗議的起因不同，面對的阻礙也不同。在埃及，民主被軍方捏死在強褓之中，關押了數十年來第一個民選總統並準備再讓一個軍方獨裁者上台。在烏克蘭，隨著前總統的逃亡，抗議群眾似乎取得了某種勝利，但是卻面對俄羅斯軍隊的壓境，歐盟也似乎無意幫忙。在敘利亞，內戰仍酣。政府軍、反抗軍和極端組織打得難分難解。在委內瑞拉，要重振問題重重的民生經濟仍然非常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抗議之中，幾乎個個都要求獲得更好的生活，要求獲得更平等的機會，至少是經濟上的。在埃及，人們推翻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爭取到參與政治的平等機會。在烏克蘭，人們抗議總統的腐敗與貪污。在敘利亞，反抗軍反對由少數阿拉維派統治主導的政府。在委內瑞拉，失敗的經濟政策導致了大量的貧窮。我們可以在許許多多的例子裡發現政治、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狀況，而抗議的背景建構在不平等和貧窮之上，有時候部分會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決，有時候則未必。

太早太晚？

或許現在試圖描述我們這個年代太早。這個年代肯定不是由宗教來界定，宗教問題早已被廣泛的世俗政治給取代，中東地區的教派衝突只是眾多衝突之一。這個年代也不會是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冷戰結束之後，共產國家僅剩寥寥數個，歐洲、美國等西方國家內部的政治光譜自二戰之後長期處在靠向中間的溫和地帶。

但是我們可能太晚才會意識到這個年代主要的問題是什麼。冷戰之後民主，自由經濟等價值確實取得勝利，隨之迎來的卻是某種茫然，也是一種穩定。GDP成為大部分政府最關心的事情，明天不會追尋自由，因為自由已經有了。明天不會追尋民主，因為一直以來都民主。明天要多一些GDP，多一些商機，少一些污染；多幫助一些其他國家受苦的人們，少一點失業率。這構成了這個年代的某個明顯面向：成堆冰冷的數字與無限的物質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