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談終戰七十年(三):在「黨化教育」蒙蔽下,你聽說過黃河花園口決堤事件嗎?

北大教授談終戰七十年(三):在「黨化教育」蒙蔽下,你聽說過黃河花園口決堤事件嗎?
北平學生在一二·九當天的遊行。圖片來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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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剛(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北大教授談終戰七十年〉系列請見:

五、國民政府依蔣方震方略抗擊日寇參加二戰

其實,意識形態之爭最好的方式是公開辯論,擺事實,講道理,現代人已具備堅實的理性,能夠識別香花和毒草,能夠甄別真與假,主義之爭大可不必動武。然而,納粹德國與前蘇聯不僅對外訴諸武力,而且對內實行最嚴格的書報檢查,不允許異見,不讓你開口講理,由宣傳部統一言論口徑,謊言惑眾,以求最大限度地凝聚集體意志。

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說:謊言重複一萬遍便是真理。蘇聯的宣傳則不至重複一萬遍,而是灌輸一輩子!「黨化教育」可以不顧事實,任意造謠,歪曲歷史,以維護黨的權威和意識形態壟斷地位為第一要義。抗戰歷史和二戰真相,因意識形態灌輸遭到蒙蔽,在我國就存在許多謬誤和盲區。

如抗戰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的形象就遭到長年歪曲,甚至妖魔化!大陸億萬民眾只知錢學森,卻少有人知道他的岳父蔣方震,及其《國防論》,更不知其提出的對日抗戰「拖」的戰略為國民政府採用。不知在蔣介石指揮下,中國軍民由東而西且戰且退,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決死抗戰。

長期以來的宣傳都說蔣介石「不抵抗」「西安事變」共產黨「逼蔣抗日」「平型關大捷」是抗戰第一次勝仗,共產黨是抗戰「中流砥柱」,領導人民打游擊贏得八年抗戰。國民黨則潰逃躲入峨眉山,待共產黨消滅鬼子後,才出山來「摘桃子」

文革八個「樣板戲」中《沙家浜》裡有一段沙老太太的唱詞:「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國土遭淪亡,屍骨成堆鮮血淌……新四軍共產黨來把敵抗,東進江南深入敵後,解放集鎮與村莊。紅旗舉處歌聲朗,百姓們才見天日光」。

我輩被愚弄,根本就不知道淞滬抗戰是國軍依照蔣方震方略主動出擊,蔣介石嫡系「德械師」全部上,雙方出動兵力近百萬,國軍面對組織訓練與裝備上佔有的絕對優勢的日軍,毫不畏懼,以血肉之軀對抗日軍的軍艦飛機大炮,浴血奮戰,粉碎了日軍「三個月解決支那事變」的迷夢,雖損失慘重退出上海,但在戰略上已是「先勝」,自後由東而西進行了南京保衛戰、武漢會戰等一系列重大戰役,留在上海的「八百壯士」 在團長謝晉元指揮下,還一直堅守四行倉庫,表現了國軍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根本不是中共所誣逢敵即潰,一瀉千里。

穿著德式軍制和頭戴德式M35鋼盔的國軍德械師士兵。圖片來源:wikipedia

「黨化教育」蒙蔽下,我們竟長期不知道規模比「平型關」大千百倍的淞滬抗戰,更不知慘烈的首都南京保衛戰。記得文革高潮時「憶苦思甜」,講「不忘階級苦,牢記民族恨」,提到了撫順煤礦萬人坑,全國報刊卻都沒有提「南京大屠殺」,不知為什麼?八十年代初才突然冒出「南京大屠殺」,至今炒得更熱。

人們不禁要問,同樣是首都的法國巴黎,納粹德國占領時沒有大屠殺,南京為什麼出現屠殺事件呢?答案現在一點就破,即當時法國宣布巴黎為「不設防城市」,放棄了抵抗,而南京在蔣介石部署下,進行了慘烈抗擊。

但是,我們現在為什麼只講大屠殺,卻不講南京保衛戰呢?這是對抗戰歷史的明顯歪曲,「黨化史學」才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把有說成無,把無說成有,愚弄老百姓。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軍民在蔣介石統一指揮下,雖不對日公開宣戰,卻按蔣方震戰略有計劃地對日軍節節抵抗,為阻止沿京漢鐵路南下的日軍機械化師團,蔣介石還忍痛下令炸開黃河花園口大堤,用大水成功遏阻南下日軍,卻使河南百姓遭受了超過南京大屠殺的更大犧牲!

黃河花園口決堤,導致黃河下游部分地區交通全部中斷,阻礙日軍推進,同時造成數百萬中國居民遭受水災。圖片來源:wikipedia

而這正是執行蔣方震由東而西的抗戰戰略,以空間換時間,以慘烈犧牲達成了戰略目的,是中國人民用犧牲換來的勝利。如果像法國貝當政府那樣投降不抵抗,中國也就不會有那麼慘烈的犧牲,但蔣介石不是貝當!

在台灣舉行的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大會上,馬英九陳述:國軍在八年抗戰中與日軍進行了對抗會戰22​​次,重要戰鬥1千多次​​,小型戰鬥3萬多次,官兵傷亡322萬人,其中268位將領。他申辯說「面對歷史,真相只有一個,當年抗戰是中華民國主導,抗戰勝利是蔣委員長領導全國人民英勇奮鬥的結果,不容任何人篡改和扭曲」

打仗要死人,戰爭是殘酷的,所以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盡量避免戰爭,即使不得已參戰也要盡量使己方少死人。蔣介石為什麼不惜代價和百姓死傷,選擇在上海、南京這樣的大城市拼死抗擊日軍呢?這其實也是執行蔣方震方略,因中國雖可日本於泥潭,卻無力將其斃命,要戰胜日本,只能期望東西戰爭合流。

上海是國際都市,牽涉諸多列強利益,「八一三」蔣介石主動在上海開打,就是希望引發列強干涉。堅守南京則是希望獲得蘇聯援助,當時蘇聯也受日本直接威脅,希望中國能纏住日本。最高統帥為保國家安全,必須考慮世界風雲,所以縱橫捭闔、遠交近攻的外交也很重要,中國古代兵聖孫子道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道理,能不戰盡量不戰,三十六計走為上,拖也是一種戰略,伐謀伐交,以義止戰,外交更成為止戰和先勝工具。

1937年8月14日,中國空軍飛機因受日軍攻擊意外墜彈於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交接處的大世界,造成上海平民三千人死傷。圖片來源:wikipedia

面對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咄咄逼人的侵略,美國人奉行「孤立主義」,英法推行「綏靖政策」,都是為了避免自己流血,這其實無可厚非,誰願意打仗死人啊。但在道義上對侵略行為仍進行了譴責,美國對日本還實行「禁運」,實行經濟制裁,怎麼能說是慫恿侵略呢?正因為美國看重士兵生命,所以拒絕邱吉爾搶先進攻柏林的建議,讓蘇軍攻占柏林,為此蘇聯多死了50萬軍人,而美國在整個二戰中死亡軍人也就50萬。

美國為避免自己死人流血,竟出賣中國利益,要求蘇聯在德國投降後兩三個月出兵遠東,對日宣戰。所以,不要認為蘇聯打仗多死人多,就是盟軍主力、領導,美國雄厚的物質基礎才是盟國勝利的保證,美國還首先研製出原子彈,並用之於實戰,也是美國建議成立聯合國,戰後世界格局主要由美國主導。

但蘇聯也依靠武力,在其占領下的東歐建立了衛星國,並成為二戰中唯一擴張了領土的國家,把德國東普魯士和日本北方四島納入版圖,侵略擴張實現了其利益最大化。

蘇聯更在中國攝取了巨大利益,蔣經國去蘇聯交涉,史達林說:「尼古拉,現在是你來求我,不是我求你什麼,中國若能自己打敗日本,我沒話說,但你們要靠我們去打,還有什麼好說的?完全是一幅強盜嘴臉。」

在蘇聯期間的蔣方良與蔣經國。圖片來源:wikipedia

「弱國無外交」。在盟國蘇、美、英等之間開展等距離外交,弱國統帥蔣介石做得應該說基本上是成功的,特別是宋美齡訪美開展第一夫人外交,在國會演講,爭取美援,做得非常漂亮。

宋美齡還隻身入新疆,說服因蘇德戰爭前期蘇潰敗而動搖的蘇共黨員盛世才回歸祖國,使新疆在祖國最危難的時刻復歸版圖。 1943年11月開羅會議,宋陪老蔣與羅斯福、邱吉爾會談,簽署《開羅宣言》,宣布東北、台灣歸復中國,並進一步廢除不平等條約,參與開創聯合國,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

那張宋美齡穿插其間的「三巨頭」會晤照片,可謂「中國從此站起來了」的標誌,中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地位就此確定,蔣介石作為世界領袖、中國統帥的地位,也獲得世界公認。

蔣介石的中國統帥地位不僅得到國際承認,而且當時中共也是承認的,共軍改編為蔣的部下,國民政府領導全國抗戰,幾百萬正規國軍是抗日主力,堅持長期抗戰拖死日本是國民政府的既定戰略,重慶政府才是抗戰的堅強核心和中流砥柱,這是歷史常識。三軍不可奪帥!

試問,若蔣介石挺不住或有不測,當時的毛澤東有資格代表中國參加開羅會議嗎?長期盛行的歷史虛無主義,所謂共產黨抗日,蔣介石摘桃的愚民宣傳,根本經不起歷史拷問,是該加以糾正了。

然而現在要講真話也很難,先前「黨化教育」宣傳灌輸蔣介石「封建買辦法西斯」,賣國投降「不抵抗」,十惡不赦是「反動派」,是「人民公敵」,所以共產黨才要打倒他這個大壞蛋。

若現在說蔣介石不是「壞蛋」,不是「反動派」, 不是「人民公敵」,不是法西斯,而是「反法西斯」統帥,是與羅斯福、丘吉爾平起平坐的「三巨頭」「堅持抗戰八年久」 ,「拖」垮日本使中國「從此站起來了」,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那麼,中共當年憑什麼推翻他呢?

如此,中共奪權的理由將完全站不住腳,這將嚴重「消解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但長期說假話不說真話也混不下去,林彪說:「槍桿子,筆桿子,幹革命靠的是這二桿子」,中共「筆桿子」陳伯達寫《人民公敵蔣介石》,當年被吹噓為「可以當幾個師」,現在已一文錢不值。文革前大量發行的「淫穢小說」《金陵春夢》、《侍衛官雜記》等,對蔣介石極盡造謠污衊之能事,現在再也不可能有市場。

謊言治國難以長久,真相一定會被揭開。這一切,現在都已成了中共難以應對的難題,在「倒逼」著中共轉換話語。意識形態要轉型,否則,執政合法性的確會被消解。抗戰勝利都七十年了,還有必要摀住歷史真相說假話嗎?還有可能否認國民政府蔣介石的抗戰領導地位,把抗戰勝利說成是「毛主席領導」的嗎?所以我們說,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應該跳出意識形態窠臼,實事求是尊重史實,否則很難讓人信服。

六,東亞中、蘇、日博弈和蔣方震兵略倍受干擾

蘇聯垮台已二十多年,中國仍堅守蘇聯模式意識形態話語,確實已經毫無意義,仍就二戰為蘇聯爲史達林貼金,更是愚不可及。

因為俄自己早已公開檔案,將史達林在二戰中的罪惡公之於世,不光有「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秘密議定書」,瓜分波蘭吞併波羅的海三國及比薩拉比亞,成為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首,還有「卡廷森林事件」等。蘇共政治局開會決定槍斃幾萬名被俘波蘭愛國軍官,但當時蘇共宣傳部卻無恥反誣是納粹德國所為,直到蘇聯解體,葉爾辛才將檔案解密,交給波蘭政府。

中國與蘇俄、日本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很難簡單歸結日本是敵蘇俄為友,俄國侵略中國歷史最悠久,侵占中國領土最多,而沒有日本,中國東北或許早已變成「黃俄羅斯」。

1904年日俄戰爭日本犧牲十萬人,才把沙俄趕出滿洲,但日本自後將中國東北視為「自家物」。「九一八」後建立偽滿洲國,日蘇之間就侵略瓜分中國,是既爭奪又勾結,既打硬仗又使陰招,中國成了「唐僧肉」,成為戰場長久硝煙瀰漫,而日、蘇本土則是一派安祥。

中國因虛弱不堪,自清政府以來就玩「以夷制夷」把戲,蔣介石也想利用矛盾聯俄製日,加上與歐美列強合縱連橫,企圖以外交努力迫日本退出中國,卻毫無成效。大國博弈講的是實力,國力不支靠耍嘴皮子全然無用,

1941年避居昆明的「戰國策派」知識分子,以「戰國時代的重演」,來概括當時國際風雲,應當說是恰如其分。意識形態最不靠譜,所謂蘇聯主持公道,組織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共產黨解放全人類,完全是欺人之談。

世界大戰充滿血腥與罪惡,我們千萬不要被意識形態蒙住眼睛,把最狡詐的侵略者蘇聯當救星,如現今只要日本道歉,道歉了還要反復道歉,卻不敢要求侵蝕中國最多的俄國作一聲道歉。

「黨化史學」歪曲歷史,如所謂西安事變共產黨「逼蔣抗日」,使蔣介石改變「不抵抗」方針,根本就不靠譜。據已公開的檔案,早在西安事變前好幾年,蔣介石就因抗日需要,主動與蘇聯復交尋求奧援,並派鄧文儀至蘇聯見中共代表王明等,提出國共合作抗日。

五間廳——西安事變之時蔣介石所住之處。圖片來源:风之清扬

因為中共是共產國際一個支部,一切聽蘇聯支配,所以蔣介石知道,只有找史達林才能真正解決中共問題。果然,史達林讓王明代中共中央起草並發布《八一宣言》,鼓吹團結抗日,而長征路上的洛甫等尚一無所知。為抗日蔣不計前嫌再次主動「聯俄、容共」,應該說是下了很大決心的,怎麼能說蔣介石不抗日呢?其實他早就在謀劃抗日,而且是全方位全面謀劃,並有實際行動。

但蔣介石要抗日並不容易,因為沒有多少人聽命於他,作為國府委員長,不但共產黨反對他,遍布中國的各地軍閥如馮玉祥、張學良、盛世才、閻錫山及雲貴川各路大小軍閥,沒有一個承認蔣的中國抗日統帥地位。

就是在國民黨內部,反蔣勢力也風起雲湧,如李宗仁、張發奎、陳銘樞、陳濟棠等兩廣軍閥,還有汪精衛、陳公博為首的「改組派」,更是掀起比中共暴動更大的「反蔣」狂瀾。

相比而言,流竄西南的中共紅軍已是強孥之末,蔣「攘外必先安內」,不光是劍指中共,而是放眼全國,要統一全國各路軍閥勢力,否則,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話。蔣軍追擊紅軍進入雲貴川,蔣的眼睛不光是盯著共產黨,還有不聽命的大小軍閥如王家烈之流,趁勢進入大西南,為抗日營造大後方。

蔣介石這時已不把流竄中的紅軍放在眼裡,同時史達林也不把中共紅軍看在眼裡。蔣派代表去莫斯科談判,必然要談到紅軍的處置,想不到史達林對早已失聯的紅軍很是不屑,他手中的工具是王明。

而這時蔣更多的精力是用於處置「兩廣事變」,粵系軍閥陳濟棠不但勾結江西紅軍,與紅軍做鎢砂生意,為蘇區提供最大財源,還勾結日本,請日本人訓練了一支空軍,卻也和西竄紅軍一樣,打起「北上抗日」旗號,企圖聯合桂系李宗仁,北伐推翻蔣介石。

但部下空軍及軍長余漢謀等痛恨日本,實在看不下去,倒戈趕走「南霸天」,歸順了中央。這是蔣「攘外必先安內」的一次大成功,下一步就是進剿陝北的紅軍了,卻突發了「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不但出乎蔣介石意外,也出乎史達林意外。史達林得知消息馬上公開指責張、楊是日本代理人,謀害抗日領袖,並向中共直接下令釋放蔣介石。而史達林的態度不僅令中共不解,也讓張學良意外,張、楊先是聽信中共蠱惑,原想依托蘇聯建立西北抗日聯合政府,此刻不啻是冷水澆背!

這時宋美齡托端納將丈夫的日記送給張學良看,張讀後獲悉蔣抗日規劃,加上同時被捕的蔣方震疏導,使張翻然醒悟,於是不顧一切親自送蔣回南京。

史達林為什麼放棄意識形態偏見,轉而支持「沾滿共產黨人鮮血」的蔣介石呢?那完全是出於維護蘇聯自身安全的考慮。因為偽滿洲國建立後日本在東北站穩腳跟,對蘇聯威脅越來越大,日俄是老對手,蘇聯一手操辦的東北抗日聯軍很快被剿滅,張學良、馮玉祥等既不是日本人對手,能領導中國抗日以阻遏日本進攻蘇聯的,只有老蔣。

所以史達林支持蔣介石「安內攘外」,事變解決後,史達林立即派王明歸國,促成國共合作,鼓吹「一切通過統一戰線」,要求中共聽命於仇敵蔣介石。對中共來講,這不啻是驚天之變,卻也是命運轉折的關鍵。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面對國家危亡,先前猛烈抨擊蔣介石獨裁專制的「新月派」自由知識分​​子,立即停止了活動,因為「救亡壓倒了啟蒙」,「不願再以人權與當局叫板」。如蔣方震就自覺放棄反蔣立場,成了蔣介石的戰略高參。胡適也放棄不從政的誓言,加入政府當了駐美國大使,為抗日爭取外援。蔣廷黻則在1932年中蘇復交後出任駐蘇聯大使,爭取蘇聯抗日。

翁文灝也為國民政府所延攬,出任軍事委員會國防計劃委員會(後改為資源委員會)秘書長,為抗戰籌集國防資源。 30年代出現了一股「學者從政」潮,國家危亡之際,知識精英紛紛走出書齋,報效祖國。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啊,這就是中國士人知識分子!還有一些海歸洋博士,如錢端升、丁文江等,不但不再批蔣介石專制,反而撰文鼓吹「國家能力」,希望蔣集權調動國家一切資源抗日,當然胡適對此是不贊同的。

而中國共產黨則趁國難當頭,於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完全照搬蘇聯模式,在落後農村另立聽命於外國的政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元貨幣。圖片來源:wikipedia

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卻不打日本人而打同胞,形同滑稽劇。以「北上抗日」為名的紅軍長征,其實是西竄逃跑,甚至組織了「西路軍」,想進入蘇共黨員盛世才統治的新疆,這難道能說是抗日?西面可沒有日本人啊,當時中共的一切舉措都是聽命於共產國際,並通過牛蘭夫婦領取少許盧布。

而蘇聯自己呢?他們對日本侵略中國是什麼態度?九一八後一個月,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即向日本駐蘇聯大使廣田弘毅聲明,對中日沖突採取不干涉主義,這是支援中國抗日嗎?共產國際及其支部不但不抗日,反而對中國政府的抗日方略,產生了嚴重干擾。

當時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竟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口號,這些顯然都是史達林讓幹的,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對此是公開批評的,聽命的只是王明、博古、洛甫、李特、黃超等留蘇布爾什維克,反映了中共還極不成熟。

中共完全聽命於共產國際,成了蘇聯的「別動隊」、「帶路黨」,毛澤東對此是有保留的。 1939年日蘇間暴發諾門坎、張鼓峰之戰,史達林下令延安組織正規軍向東北挺進,這是不顧中共生死形同自殺,毛澤東則陽奉陰違敷衍了事。毛不但敷衍史達林,也敷衍蔣介石,這是中共成熟的表現。

這裡我們就撇開意識形態來談一談抗日兵略。蔣方震熟讀《孫子兵法》,是第一流的軍事戰略家,毛、蔣也都熟讀《孫子兵法》,都是以軍事起家,以槍指揮黨,而不是靠鼓吹主義起家。

毛澤東年青時上湖南師範,老師中有易培基者,是留日學生,引進「軍國民主義」,在學校搞軍訓,毛是軍訓隊長,易老師並指導毛生精研兵法,為毛打下兵學基礎。蔣介石早年也在箭金公學聽老師顧清廉解《孫子兵法》,讀曾文正公書。毛、蔣早年最崇拜的人都是曾國藩,都熟讀《曾胡治兵語錄》,後來用之於治軍,取得成功。

《孫子兵法》論兵講國家大戰略,以十三篇研討戰略與戰術,其總精神可概括為「約束條件下求極值」,也就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等各種不確定因素之下,以最小代價獲得最大勝利。

講能自保而求全勝,兵不頓而利可全。上兵伐謀,廟算先勝,先立於不敗,勝於易勝,在信息不對稱、不確定條件下求最優解,以最少的損失獲得最大成功。史達林、羅斯福等國際領袖,對此也不陌生。當時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作為大國領袖,都希望別人先打,自已最後出手並笑到最後,不戰而屈人之兵。

蔣方震為中國抗日制定了最優戰略,中國許多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也精準地看到了弱肉強食的「戰國時代重演」。如何在世界大戰中立於不敗,如何執行蔣方震兵略?不但擺在中國最高統帥部蔣介石等人面前,也擺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智者面前,何去何從,如何選擇,對中國的命運關係極大。

蔣介石作為弱國統帥,面對的約束條件和不確定因素最多,要考慮保全中國的萬全之策,依靠蔣方震制定了「拖」的大戰略,但兵者詭道卻不能明講。如果能拖到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才開打,顯然對中國最為有利。

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對於國土狹小資源有限的日本來講,侵華講求兵貴神速,拖不起。兵貴勝、不貴久;「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久拖中國泥潭,怕遭蘇聯暗算,所以也不敢貿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國內嗷嗷一片,學生遊行愛國沒有錯,但統帥不能感情衝動,知識精英要深沉體國,胡適就站出來成立「低調俱樂部」,為激昂情緒降溫。

北平學生在一二·九當天的遊行。圖片來源:wikipedia

東北淪陷,如果真能如流亡學生喊的那樣,「打回老家去」,當然是好!但問題是打不回去啊!不是蔣介石個人無能,也不是國民黨一黨無能,而是中國無力!國民政府既沒有能力收復東北,只能戒急用忍,忍耐,忍耐,再忍耐,能拖就拖,積極準備,引韜藏略,臥薪嘗膽,加緊國防建設,後發製人。

所以蔣介石說:「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蔣介石希望蘇聯與日本兩個強盜能先打起來,鷸蚌相爭,中國得坐收漁翁之利。因為日蘇間在中國東北利益交錯,都懷抱野心,一時戰雲瀰漫,短兵相接。

但史達林不儍,利用「別動隊」中共慫恿失意的「倒戈將軍」馮玉祥、吉鴻昌等反覆小人(1924年直奉戰爭馮倒戈,召致直系曹琨垮台,1930年中原大戰吉倒戈投蔣,召致馮軍崩潰。吉後又反蔣秘密加入中共,與馮舉抗日大旗,妄圖東山再起),毫無把握就發動了「長城抗戰」,打又打不贏,卻把戰火從東北引到華北,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何梅協定」擦屁股擦不乾淨,「一二·九」運動繼之又起,蔣介石被罵了個狗血噴頭,曾一度下野。

面對洶洶形勢,怎麼辦?貿然向日本宣戰,的確痛快,然有勝利把握嗎?史達林就最希望中日大打早打,互相消耗,希望中國共產黨員、國民黨員統統都給我上,「武裝保衛蘇聯」, 他隔岸觀火,打光了他好來收拾殘局。但蔣介石還是很清醒,堅持拖的戰略,安內攘外,積極準備,並主​​動開展外交爭取奧援。

日本有沒有滅亡中國的全盤計劃呢?現在看來不一定有,從後來日本墮入蔣方震兵略陷阱,被蔣介石從上海由東而西牽著鼻子走來看,日軍並沒有像納粹德國「曼·斯坦因」攻法計劃「巴巴羅薩」攻蘇計劃那樣,有詳細具體周到的攻華兵略。

巴巴羅薩作戰的進展,1941年6月22日至9月19日。Photo Credit:Gdr CC BY SA 3.0

所謂「田中奏摺」,虛妄不實,談不上是兵略,是蘇聯特工造假惑眾。若真要滅亡中國,必須象希特勒那樣速戰速決,拖入戰爭泥潭久戰不決,則對日本最為不利,「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對此日本人也是清楚的。

日雖恐嚇「三個月滅亡中國」,但並沒有製定這樣的作戰計劃,更沒有用之於實戰。承認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因為日本既然沒有滅亡中國的計劃,則日中雙方完全可能暫時避免戰爭或議和,「先和而造大事」,將生死對決引至最後。

果若如此,則對蘇聯極為不利,日軍可騰出手來北攻蘇聯,中國則可待日蘇俱損俱疲之時,趁勢一舉收回滿蒙台灣,甚至收復清朝璦琿條約被沙俄侵奪的150萬中國領土。所以,蘇聯極力破壞蔣介石的避戰緩戰策略,其得心應手的工具就是中共,發動愛國青年學生示威遊行,製造各種事端,政府不對日宣戰就是賣國賊,而不問打得贏打不贏,不打就不消停,要「武裝保衛蘇聯」

當時中、日、蘇三國和戰的交集點在滿洲,中國國民政府堅決不承認偽滿「獨立」,也不承認外蒙獨立,日本則把滿洲視為生命線,且辛亥革命時孫中山也有許諾。

但日本佔據東北後,還只是成立傀儡政府,沒有直接納入版圖。日本並沒有全面進攻中國的戰略計劃,對偌大中國,即便全面佔領,也無法統治,日希望壓蔣政府承認對滿洲的佔領,對日妥協投降。

但蔣介石就是不承認也不妥協,一邊拖一邊備戰,對日方壓力很大。蔣方震也公開發表文章,警告日本不要陷入戰爭泥潭。日本國內也有爭論,曾直接參​​與策劃「九一八」的日本一流戰略家石原莞爾,就不主張再全面侵華,而是適可而止,消化滿洲,以此為基地進攻蘇聯,這也正是蔣介石所期待,卻又不便明說的。

「低調俱樂部」的智者胡適甚至建議暫承認偽滿,以換取和平,待日後國力強大後,再作計議。總之,中國孱弱,對強敵日本的宣戰決戰,越是往後拖,越是有利。中國有句老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全部報銷!」時間是金!中國人難道就等不得幾年嗎?

大國博弈,各使花招,都希望別人先打,自己後打,後發製人,笑到最後。當時日蘇氣氛緊張,各自都在磨拳擦掌挖工事,戰爭一觸即發。但蘇聯的戰略重心在歐洲,東邊是能拖就拖,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對日示弱尋求妥協,盡量避免兩面作戰。

同時,卻耍盡花招離間日中,讓日中大打早打,若要對日作戰,最好是找個代理人,這個代理人就是蔣介石,別的人都不配,蔣介石在得不到西方援助的情勢下,也想聯俄抗日,與蘇結盟對付共同的敵人,但想不到日蘇只是1939年在滿洲邊境試探性地打了兩仗,很快就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你承認外蒙古,我承認滿洲國,兩個強盜以犧牲中國作利益交換,達成了妥協。

蘇聯就此避免了東西兩面作戰,直到日本投降前夜才對日宣戰,「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飛機直接開到瀋陽機場,幾個飛行員就能招降幾個軍,連偽滿皇帝溥儀也在機場束手就擒,不出一個月就俘虜了80萬日本關東軍,統統送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力,還大量掠奪中國財物。

蘇聯以其不義和狡詐,而奸笑到了最後,日本侵略者失敗是罪有應得,中國則空有戰勝國之名,實際上遭受了最大犧牲和失敗,外蒙古自此永遠脫離了中華。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