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沒教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關鍵那三天,讓奧匈帝國決定開戰

老師沒教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關鍵那三天,讓奧匈帝國決定開戰
刺殺斐迪南的嫌犯正在受審中。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斐迪南大公夫婦遇刺,兇手的行為和塞爾維亞政府是否有關聯?當奧匈帝國發現越多線索,戰爭的煙哨味也越來越濃……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

(編按)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夫婦在塞拉耶佛遭塞爾維亞人暗殺身亡,使得「歐洲火藥庫」巴爾幹半島上長久積壓的民族糾葛浮上檯面,奧匈帝國7月28日正式向塞爾維亞宣戰。這在歷史課本上被敲描淡寫帶過的刺殺事件,究竟如何演變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觸發點?老師沒教的歷史細節,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上集回顧:老師沒教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上):斐迪南大公夫婦遇刺的那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針對塞拉耶佛事件的相關司法調查,自普林西普開槍的那一刻就展開了。在事件發生的幾小時後,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忍受著氰化物殘渣的灼燒,和法蘭茲.約瑟夫大街上群眾的「私刑」所帶來的傷痛,被帶到身在塞拉耶佛的奧匈帝國法官里歐.菲佛(Leo Pfeffer)面前。

菲佛事後回憶道:「這名年輕的刺客身材矮小且面黃肌瘦。很難想像看起來如此文弱的青年能犯下如此深重的罪行。」一開始普林西普似乎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但當菲佛直呼其名的時候,普林西普「以一個清晰而平緩的聲音」回應了他。在隨後的幾天裡,普林西普以堅韌的毅力百般阻撓官方的調查取證工作,在6月28日下午對他進行首次審訊時,他表示自己完全是獨自行動,跟查布里諾維奇沒有任何瓜葛。「當我聽到(查布里諾維奇投出的炸彈產生的)爆炸聲時,」普林西普解釋道,「我告訴自己:看來有人的目的跟我一樣。」在接下來的幾天中,他甚至為自己的虛假供述增添了很多細節描述,以加強所謂的真實性:他當時被查布里諾維奇的舉動嚇著了,以至於忘記在大公經過自己身邊時舉槍射擊,隨後只好迫不得已再找另一個地點實施他自己的刺殺行動。查布里諾維奇起初也證實此一說法,在塞拉耶佛事件發生的當天下午,他也聲稱自己是獨自策劃此事,他使用的炸彈是從貝爾格勒一位不記得名字的「無政府主義者」那裡取得。

而第二天,也就是6月29日星期一,查布里諾維奇的供詞卻突然改變,他承認與普林西普是同夥,並且他們在貝爾格勒一起策劃了此次犯罪行動,武器是由一名曾打過巴爾幹戰爭的「前遊擊隊員」在動員解除後保留下來並提供給他們。後來查布里諾維奇指認了齊加諾維奇就是那名「前遊擊隊員」,當普林西普在週一早上面對以上供述時,他也承認他們確實是同夥。

至此,兩名年輕人都做出了一個較為合理且一致的供述,調查此時似乎已經停頓不前了。

菲佛並不是一名善於審訊罪犯的法官,他在整個過程中都沒有採用刑訊逼供或任何其他司法威脅的審訊方法。菲佛似乎對採用這種威逼的手段得到罪犯之間的一致口供非常反感,因為在他看來,只有面對獨立的罪犯並通過非脅迫的方式得到的供述,才是值得信賴的真相。實際上,想得到獨立的供詞並非易事,因為查布里諾維奇和普林西普即便各自被關在單獨的房間裡,卻可以通過敲擊隔板,以他們之前在一本俄國小說裡學到的暗語及時交換資訊。

此後推動調查取得更多進展的關鍵,並非出於這兩個人的供詞,而是來自當地警方對相關嫌疑人大範圍的搜捕,因為他們都懷疑此事必有餘黨尚未落網。達尼洛.伊利奇因此落入警方手裡。實際上警方並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他們之所以逮捕伊利奇,是因為知道他與普林西普交往密切,並且他經常與塞爾維亞種族主義者們沆瀣一氣。而伊利奇此時也不知道警方到底掌握了多少證據,同時他開始懷疑是普林西普或查布里諾維奇供出自己。當他在七月一日星期三被警方帶到菲佛法官面前時,他徹底慌了,並要求「坦白從寬」,他表示,如果法官能保證他不被判處死刑,他就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來。菲佛沒有這個權利,但他提醒伊利奇,在奧匈帝國的法律中,提供相應證據幫助破案確實有助於在最終判決中減刑。

對伊利奇來說,這句話就足夠了。他的供詞揭穿了普林西普和查布里諾維奇之前編造的故事,並讓調查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根據伊利奇的供述,參與此次刺殺活動的成員遠不止兩個人,而是一個由七人組成的組織,其中三人來自貝爾格勒,這三人都是由伊利奇親自招入組織。隨後他提供了該組織的詳細名單,並推測他們目前的大致行蹤。在得到這些資訊後,菲佛立刻從審訊室衝到外面,並電話通知各處去逮捕名單上的那些人。

第一個落網的人是特里夫科.格拉貝茲,即第三位來自貝爾格勒的組織成員。

當時在普林西普開槍後。格拉貝茲也給自己精心規劃了一個擺脫嫌疑的辦法,他從事發現場小心地離開,躲到了他在塞拉耶佛的一位叔叔家,並把隨身攜帶的炸彈和手槍也藏在那裡。不久之後他繞過城鎮鬧區,來到另一位在當地開餐館的叔叔那裡,在那裡吃了飯並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乘火車回到在帕萊的家中,並打算從那裡逃回塞爾維亞。最後他在臨近塞爾維亞邊境的一座小鎮上被逮捕。在塞拉耶佛事件發生後的九天內,丘布里洛維奇和波波維奇也先後落網,只剩穆罕默德巴希奇尚未被逮捕。當時他已經逃到了蒙特內哥羅,並躲過了奧匈帝國警方的追捕。

即便如此,塞拉耶佛的警方也已經可以採取下一步行動。伊利奇的供詞又使得更多的相關人員進入警方的視線當中,從學校教師到街頭地痞無所不包,甚至連當時給幾名刺客提供過夜住所或幫助他們藏匿、運送武器的當地農民也被牽連。

想查出塞爾維亞與這起事件的關連性,則是更為困難的一件事。武器是塞爾維亞製:左輪手槍是在塞爾維亞手工製造,炸彈經查也出自塞爾維亞的軍事重鎮克拉古耶瓦茨。6月29日,查布里諾維奇供出在貝爾格勒時是丘布里洛維奇給他們提供武器和裝備。但以當時丘布里洛維奇的波士尼亞流亡者身分,他在當地似乎並沒有那麼大的本領通過高層搞到這些東西,這也表明塞爾維亞官方並未參與此事。而根據後來義大利歷史學家路易吉.阿爾貝蒂尼(Luigi Albertini)的結論,如果齊加諾維奇是尼古拉.帕希奇的助手且在黑手會從事相關的情報工作,那麼他也不會這麼快就被逮捕。對沃亞.坦科西奇這名曾經參加遊擊戰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來說,情況就比較複雜了,根據伊利奇的供述,坦科西奇不僅為刺客們提供武器,還在貝爾格勒訓練他們的槍法,而且也是他告訴他們,即便自殺也不能落入警方手裡。來自貝爾格勒的這幾名刺客一開始表示,完全沒聽說過有坦科西奇這麼一號人物,直到他們一個個被帶到伊利奇面前當面對質後(一個較少見的方式,可通過嫌犯間的當面口角來從中辨別真相),普林西普、查布里諾維奇和格拉貝茲才承認坦科西奇確實也參與了這次犯罪活動。

但經過兩星期的努力,此時奧匈帝國對該事件的幕後真凶到底是誰,仍是一頭霧水。或許確實如歷史學家約阿希姆.雷馬克(Joachim Remak)所說,普林西普、格拉貝茲和查布里諾維奇在面對審訊時通過「從最初的閉口不談到扭捏作態,再到最後的假意逢迎」而精心布下了一個迷局,同時在他們三人的努力之下令伊利奇的供詞喪失了很大效用,也讓貝爾格勒官方未能成為被懷疑的對象。他們都沒有提到黑手會,而是一直暗示關於齊加諾維奇和民族自衛組織之間的聯繫,但實際上這種轉移注意力的方法讓奧地利人的調查走向錯誤的方向,加之菲佛法官消極的審訊態度,也給了刺客們更多的時間完善他們謊話的各個細節。

即便警方的調查進展緩慢,卻依然讓奧匈帝國政府高層將此事與貝爾格勒有關的邊境問題產生了聯繫,而波蒂奧雷克在塞拉耶佛事件發生後的幾小時內發出的電報,就已經提及該事件與塞爾維亞相關組織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在電報中稱「投擲炸彈的人」查布里諾維奇實際上參與了一個「由貝爾格勒政府操縱的」塞爾維亞社會團體;普林西普也曾在貝爾格勒的「塞爾維亞東正教」學校就讀,而且警方也曾在普林西普哥哥的住處找到「整整一個圖書館那麼多的由貝爾格勒出版、關於民族主義的書籍」。奧匈帝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也截獲了一份加密電報,上面顯示查布里諾維奇就在塞拉耶佛事件發生的幾個星期前還曾受雇於貝爾格勒的一間出版社。而在6月29日發出的另一份比較長的報告中,奧匈帝國駐貝爾格勒大使發現這些刺客曾在貝爾格勒接受「政治教育」,並將謀殺冠以塞爾維亞民族文化的高尚名義,其中最著名的教材範例當屬中世紀的自殺式襲擊者米洛什.奧比里克,他被稱為「塞爾維亞人的英雄」:我還不敢直接指責貝爾格勒(政府)應對謀殺行為負責,但他們肯定有間接責任,在他們的領導下,民眾受教育的程度一直不高,尤其是在(塞爾維亞)外交部之下的宣傳部,他們多年以來安插一些教授和寫手煽動輿論挑起民族仇恨。

波蒂奧雷克也並未就此收手。在一份發給陸軍大臣的加密電報中,他發現刺客曾提到從貝爾格勒獲得武器裝備的支持。但即便刺客並未親口承認這一點,波蒂奧雷克也「完全相信」幕後的黑手來自塞爾維亞。儘管他無權為此採取任何官方措施,但在他看來,只有「在外交上採取強硬的手段,才能確保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地區的長治久安」。塞拉耶佛事件的餘波在最初的報導中持續存在,「我們依然沒能從昨天的災難性事件中回過神來,」駐貝爾格勒的奧匈帝國大使表示,「為此我也始終很難以冷靜和客觀的態度,評估塞拉耶佛事件所產生的後果……」僅僅通過司法方面的調查,奧匈帝國方面立刻就對塞爾維亞政府充滿了復仇的憤怒,並將它視為「假想敵」來看待。

塞爾維亞的回應

塞拉耶佛事件發生後,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的反應引起了塞爾維亞的極大重視,貝爾格勒政府極力示好,但其官方的弔唁與民間毫無悲痛之情的氛圍,讓奧匈帝國政府感到巨大的反差。根據奧匈帝國駐貝爾格勒大使的報告,本來在事件第二天計畫舉行紀念同為刺客的米洛什.奧比里克的活動被臨時取消了,但他的報告中同樣指出,民間對塞拉耶佛事件表現出的情緒似乎很高漲。其中,在科索沃地區更是舉行了規模盛大的聖維特日慶典,據奧匈帝國領事報告,塞拉耶佛事件的消息傳到當地時,當地人「極其誇張」地熱烈慶祝,那種表現「我只能用『獸性』來形容」。除此之外,塞爾維亞官方之前表示將對此事件進行七週的官方哀悼活動,也被改成了只持續八天,但至少對充斥在塞爾維亞愛國主義者因哈布斯堡家族此次沉重打擊而表現出來的喜悅稍有掩飾。

伴隨著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媒體持續的謾罵之聲,奧匈帝國方面的質疑也進一步加強。6月29日,印有揭露塞爾維亞人在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地區所謂「種族滅絕」陰謀的小冊子,開始在貝爾格勒被分發,裡面提到哈布斯堡王朝當時對屠殺坐視不管,這讓奧匈帝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的工作人員頗為不滿。情況後來愈演愈烈,第二天就有一份當地重要報紙指出並譴責,維也納政府試圖與塞爾維亞結盟完全是個「謊言」;其他媒體則將刺殺斐迪南大公的刺客稱為「身懷榮譽感的優秀青年」,帶有上述內容的這篇文章(以及很多其他類似的文章)被定期翻譯、刊登在奧匈帝國國內的報刊上,不斷激起民怨。帶來更惡性的影響是(因為內容裡充滿真實的描述),這些文章中闡述了關於貝爾格勒政府曾在塞拉耶佛事件發生前向維也納方面提出過官方警告。一篇在貝爾格勒《新聞報》(Stampa )上刊登、名為「一則被忽略的警告」的文章指出,塞爾維亞駐維也納大使約萬.約萬諾維奇曾將刺殺的各項安排提前告知了貝希托爾德伯爵,後者對大使的此番話語「感激不盡」,並將這則警告及時地轉達給皇帝和皇儲。以上內容可以被理解為兩層意思:一方面揭示了奧匈帝國方面對這則警告的忽視,另一方面透露出塞爾維亞政府事前就對此次刺殺行動已瞭若指掌。

當然,面對指責聲浪,塞爾維亞官方幾乎束手無策。貝爾格勒政府既不能禁止在咖啡廳裡隨處可見的慶祝活動,也無法控制科索沃地區的激進活動。媒體成為灰色地帶,在維也納,約萬諾維奇意識到貝爾格勒媒體刊載的內容所帶來的巨大威脅,並敦促帕希奇對其中最惡劣的幾家媒體採取措施,殺雞儆猴,防止更多極端言論的湧現。奧匈帝國方面也表達了自己的不滿,並對塞爾維亞的行為提出警告。但對帕希奇政府來說,他們缺少足夠的憲法依據,來限制塞爾維亞媒體的言論自由。實際上,政府還指示塞爾維亞新聞出版署署長要謹慎處理貝爾格勒記者的相關活動。值得注意的是,帕希奇在7月7日官方闢謠後,關於貝爾格勒政府曾正式警告維也納關於刺殺的傳言,也就此煙消雲散。帕希奇是否動用強制措施管住了媒體的嘴,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他很有可能考慮到如果此時對媒體的態度強硬,那麼會導致內閣中激進派成員作祟,因此沒有動用強制手段。除此之外,畢竟8月14日的大選日益逼近,面對選舉陣營中普遍對奧匈帝國的憤慨情緒,帕希奇也不敢在此時向民族主義者大動干戈。

還有更多失誤原本可以避免。6月29日,塞爾維亞駐聖彼得堡大使米羅斯拉夫.史帕拉伊科維奇,向俄媒體表明關於波士尼亞反對維也納政府的各項論據,譴責奧匈帝國政府對塞爾維亞收復失地的組織所進行的干預行動。多年以來,史帕拉伊科維奇一直向媒體表示,身處維也納的一些政治領袖正在謀劃反奧匈帝國的行動,其中就包括「被稱作『黑手會』的新興組織」。他堅持認為,在塞爾維亞國內沒有任何革命組織。在日後接受另一家媒體的採訪時,他還否認刺客的武器是由貝爾格勒提供,並指責耶穌會挑起了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在波士尼亞地區的宿怨,同時警告稱如果有塞爾維亞領袖在波士尼亞被逮捕,那麼很可能由此引發塞爾維亞人對政府的反抗。史帕拉伊科維奇歷來以善於與奧匈帝國外交官針鋒相對並在唇槍舌劍中占上風而出名,就連與他交往密切的俄國外交大臣薩佐諾夫都形容他「不甘平靜」。但當這些公開言論快速地被傳到維也納官方時,也加劇了塞拉耶佛事件之後的陰霾。

帕希奇也因其不合時宜的虛張聲勢,使這灘渾水越攪越濁。在6月29日於新塞爾維亞進行的一場演講中,在場有幾名內閣大臣、多名奧匈帝國轄內的塞爾維亞代表出席,帕希奇警告如果奧匈帝國嘗試以「刺殺案這一讓人遺憾的事件」作為政治籌碼抵制塞爾維亞,塞爾維亞人民則「必將毫不遲疑地捍衛自己的權益、完成自己的使命」。在當時刺殺案發生僅隔一天的時間點看來,此一姿態顯得分外刺眼。在七月一日發送給所有塞爾維亞使館的通函中,帕希奇也以類似的態度對貝爾格勒政府為平息事件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與奧匈帝國媒體在其中的險惡用心,進行了深刻的對比與揭露,並提出塞爾維亞及其利益的代表者必須抵抗維也納政府任何「印有歐洲整體輿論導向」的嘗試。在隨後就此通函的進一步補充中,帕希奇指責維也納媒體對塞爾維亞報刊的錯誤翻譯與輿論導向,並指出此一行為阻礙了貝爾格勒政府採取正面措施控制輿論發展。簡而言之,帕希奇有些時候更像是在扮演一個為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媒體火上加油而非釜底抽薪的角色。

帕希奇與奧匈帝國大使和外交官們的往來一直困難重重,在塞拉耶佛事件發生後的最初幾天,他們之間的交流顯得尤為尷尬。例如7月3日,在貝爾格勒進行的一次對大公夫婦的官方悼念儀式上,帕希奇向奧匈帝國大使表示對此可以儘管放心,貝爾格勒政府將以「像是本國領袖去世一樣」的標準處理這件事。他這麼說固然是出於好意,但在塞爾維亞這塊弒君行為在其歷史上並不罕見的國土上,這番話就顯得毫無分量可言。

與帕希奇的發言相比,更重要的是,他或他的政府能否在奧匈帝國政府調查皇儲夫婦遇刺案的根源動機時提供可靠的協助,而在這一點上也同樣有充足的理由加以質疑。6月30日,奧匈帝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里特.馮.史托克(Ritter von Storck)會見了塞爾維亞外交大臣斯拉夫科.格魯伊奇(Slavko Gruić),詢問塞爾維亞警方目前在調查眾所周知的刺殺陰謀上已經有了哪些進展,格魯伊奇對此報以一種極端(很可能是裝傻)天真的態度,表示因為不確定奧匈帝國政府是否希望就此事展開調查,警方還未有任何動作。史托克聽後勃然大怒,表示不論維也納方面是否要求進行調查,這都應該是貝爾格勒警方最起碼的職責。

然而,儘管塞爾維亞做出過官方的承諾,但其當局從未就塞拉耶佛事件進行過切實有效的犯罪動機調查,或對該事件帶來的危害進行實質性的評估。格魯伊奇表示,內政大臣確實任命了貝爾格勒警察局局長瓦西里.拉扎列維奇(Vasil Lazarević)調查該事件,一週後拉扎列維奇就結束了他的「調查」並欣喜地宣布,塞拉耶佛事件與貝爾格勒方面沒有任何瓜葛,同時他補充,在貝爾格勒從來沒出現過名叫「齊加諾維奇」的人。當史托克提出希望得到塞爾維亞警方及外交部的幫助,調查可能正在計劃更多起刺殺行動的一個當地學生團體時,卻得到對方敷衍了事的合作,這使他相信,儘管尼古拉.帕希奇一直擔保塞爾維亞的調查效果,但實際上塞爾維亞外交部在塞拉耶佛事件的調查中並不是一位合格的協助夥伴。針對黑手會,塞爾維亞當局沒有任何先發制人的措施,警方大多按兵不動,而帕希奇關於非法入境者的調查結果也並不盡如人意。

帕希奇(和塞爾維亞政府的大多數官員)並沒有與奧匈帝國妥協合作,而是採取依循慣例的姿態: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到塞拉耶佛,塞爾維亞民族始終都是受害者,而這都是奧地利人帶給他們的災難;如果有必要,塞爾維亞人有通過言論或軍隊保護自己的權利。在帕希奇看來,塞拉耶佛事件與「塞爾維亞官方」沒有絲毫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任何針對塞拉耶佛事件的犯案者或組織採取的獨立行動,對貝爾格勒方面來說都可以被允許。塞爾維亞也指出,奧匈帝國在此之前一直都對自己的政府進行無端的言論攻擊。這一切在塞爾維亞方面看來自是合情合理,但這種態度激怒了奧匈帝國政府,在他們眼中只有看到塞爾維亞的傲慢無禮和假意逢迎,而塞爾維亞曾經信誓旦旦做出關於遇到災害性事件時的所謂合作,在此刻只產生出更負面的作用。從貝爾格勒方面的言論中,完全看不到塞爾維亞政府能對塞拉耶佛事件的調查起到任何實質作用。雖說對已經在與塞爾維亞合作道路上躊躇不前的奧匈帝國來說,上述言行也沒什麼值得驚訝,但這些後續事件的發生使兩國關係已經很難再恢復到過去正常的軌道上。

(編按)刺殺事件的後續調查最後會導向什麼樣的結局?請看:
老師沒教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下):鷹派全面崛起,通往和平的大門在柏林關閉了

書籍介紹

《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時報出版

作者: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英國劍橋大學歐洲近現代史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澳洲人文學院院士。

歷史學者們公認《夢遊者》史才洋溢、史識突出、史筆出眾,把史書寫到登峰造極之境。克拉克指出,當時歐洲諸強的領導人都像患有夢遊病,看不清事實,高估自己、錯估形勢。因此認為一戰「不是犯罪,而是悲劇」,是集體夢遊中的大悲劇。然而至今,一戰開戰已滿百年,而戰爭依舊不斷,世人如夢遊者一般,仍舊無知於己身行為所產生的影響。

責任編輯:鄒琪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