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沒教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下):鷹派全面崛起,通往和平的大門在柏林關閉了

老師沒教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下):鷹派全面崛起,通往和平的大門在柏林關閉了
Photo Credit: PROBiblioArchives / LibraryA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部隊武裝進程、政治紛爭、塞拉耶佛警方的調查、等待德國的支持,這些因素都拖延了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的軍事行動。而隨著危機的發酵,奧地利人開始越來越認為,即便是在草草準備之下就對塞爾維亞發動武裝突襲,也是理所應當的……

文: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

(編按)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夫婦在塞拉耶佛遭塞爾維亞人暗殺身亡,使得「歐洲火藥庫」巴爾幹半島上長久積壓的民族糾葛浮上檯面,奧匈帝國7月28日正式向塞爾維亞宣戰。這在歷史課本上被敲描淡寫帶過的刺殺事件,究竟如何演變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觸發點?老師沒教的歷史細節,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前集回顧:

刺殺事件及其後的調查,給奧匈帝國決策層帶來的影響既直接且深刻。6月28日(大公夫婦遇刺日)之後沒幾天,奧匈帝國的決策者們就達成共識:只有靠軍事手段才能解決與塞爾維亞之間存在的種種問題。鷹派更是對外交大臣貝希托爾德施以前所未有的壓力,要求他迅速採取行動。「去年我還在寫給你的信中表示,我們將學著寬容對待塞爾維亞的戲謔態度,而不是簡單地付諸戰爭。」里特.馮.史托克在6月30日給貝希托爾德的信中這樣寫道,「現在,事情變得完全不同了。」

「在回答是要和平還是戰爭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再誤以為與塞爾維亞開戰對我們沒有任何好處了,我們需要做的是抓住一切機會毫不遲疑地給予他們毀滅性的打擊。」

被任命接替瑟傑尼(Szögyényi)出任奧匈帝國駐柏林大使的霍恩洛厄—希靈斯菲斯特王子,在事件的第二天早上會見了貝希托爾德。霍恩洛厄威脅道,如果現在還不採取嚴厲的措施,他即便是冒著犯上的大罪也不願去繼任駐柏林大使一職。貝希托爾德經歷了一整天的類似對話後,當天晚上,康拉德也到了。這名參謀總長藉塞拉耶佛事件終於得以毫無顧慮地再次談起他那套理論,即現在是時候採取行動,立刻開始總動員,不要再與貝爾格勒政府進行任何談判了。

「打蛇打七寸,否則你只會面對毒蛇坐以待斃。」後來貝希托爾德回憶道,參謀總長的建議其實可以用三個詞概括:「開戰!開戰!開戰!」而剛從南提洛視察歸來的國防大臣克羅巴廷(Krobatin),在6月30日(星期二)與貝希托爾德和康拉德會見時也持類似的態度。克羅巴廷聲明,軍隊已經準備就緒,面對如此災難性的事件,戰爭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聯合財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也被捲入了此次事件。作為奧匈帝國政府中起關鍵作用的三大高官之一,他所扮演的角色對這次危機的走向至關重要。比林斯基並不仇視塞爾維亞人,作為負責波士尼亞的行政大臣,他在處理該地區少數民族事務時從未採取過強硬措施,始終以平易近人的形象示人。他通過自學學會閱讀並能聽懂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平時與他的南斯拉夫同事們交流也是用俄語而非德語,這也讓下屬們備感親切,在日常工作中他也盡全力地營造和諧的氛圍。直到塞拉耶佛事件發生時,比林斯基仍持續致力於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地區與少數民族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即使在塞拉耶佛事件發生後,他也極力反對波蒂奧雷克在波士尼亞地區展開的鎮壓行動。

在巴爾幹局勢動盪的時期,比林斯基對與塞爾維亞的關係是戰還是和,其態度曾來回搖擺。在1913年5月於阿爾巴尼亞北部地方的對峙和10月的阿爾巴尼亞危機中,即便他知道皇帝和皇儲都不會支持全面戰爭,且會因此面臨兵源不足的問題,他依然是主戰派的一員。

另外,他也與塞爾維亞駐維也納大使約萬諾維奇交往甚密,並通過這層關係和平解決了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的邊境紛爭。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期間,他反對幫助保加利亞打擊貝爾格勒政府,並以此幫助塞爾維亞開拓了疆土。同時他也極力反對康拉德針對鄰國發動戰爭的建議,認為這將使奧匈帝國變成一個暴虐無理的國家,失去在大國之中的權威。

但塞拉耶佛事件讓比林斯基的態度急轉直下,從6月28日下午開始,他就大力宣導對塞爾維亞加以制裁。即便他與法蘭茲.斐迪南從未有過真正的交往,但他依然認為在塞拉耶佛事件上他也有著不可推卸的失職責任,當然,後來的種種跡象表明他完全不必為此自責。他之前也並不清楚波蒂奧雷克將大公夫婦帶進城裡的種種安排,因此他在後來讀到相關報導時更是感到莫大的震驚。雖然在大公夫婦此次出訪的安全事務上從未徵詢過他的意見,但在塞拉耶佛事件後的會議上,他並沒有像貝希托爾德那樣急於通過各種證據擺脫各方的責難。

鷹派中最激進的人士當屬比林斯基的下屬波蒂奧雷克了,與比林斯基不同,他有充分的理由為塞拉耶佛事件自責,也是他率先提出要在波士尼亞地區展開演習行動。在斐迪南夫婦出訪當天,一切安排都是由他全權負責,而他也在大公從市政廳出發後的這段行程中做出錯誤的判斷與處置。實際上,波蒂奧雷克只是藉由這種深切的自責掩蓋自己好戰的本性。

在從塞拉耶佛傳到參謀本部的報告中能看出,波蒂奧雷克期望對貝爾格勒進行快速打擊。留給奧匈帝國的時間不多了,波士尼亞地區即將面臨被塞爾維亞勢力控制的局面,一旦如此,該地區將無法再進行大規模兵力部署。只有打擊散布在各地的塞爾維亞組織、根除貝爾格勒的問題,奧匈帝國才能確保巴爾幹地區的安全。波蒂奧雷克雖然並不能扮演決策者的角色,但他的相關報告也產生巨大的影響。法蘭茲.斐迪南始終認為奧匈帝國只會因為與別國的戰爭而變得更加不堪一擊,波蒂奧雷克則推翻了這種論斷,指出戰爭將有助解決帝國內部的種種問題。這種被後世歷史學家稱為「國內政治的首要性」的理論,幫助康拉德和克羅巴廷在與鴿派的論戰中占據上風。

外交部的官員們也開始接受這項主戰的政策。早在6月30日,德國駐維也納大使契爾什基男爵就表示,大多數駐外使節都希望看到一種「與塞爾維亞一了百了的做法」。主戰的事態也逐漸擴大開來:出席了幾次相關會議後便自稱是「塞爾維亞問題專家」的亞歷山大.馮.穆蘇林(Alexander von Musulin)男爵身為一名克羅埃西亞人,生怕塞爾維亞的發展會給克羅埃西亞帶來威脅;奧匈帝國駐聖彼得堡大使佛里茨.紹帕里因回國探望生病的妻子,故於塞拉耶佛事件發生時正巧在維也納,在他看來,俄國在巴爾幹地區日益強大的影響力則值得憂慮;自1913年10月開始擔任外交部政策司司長一職的福加赫伯爵,也因為曾在貝爾格勒遭遇不堪的經歷而對塞爾維亞頗有成見。主戰派占到了決定性的比例。長期掩蓋對對抗政策的偏好是積極外交政策的一貫作風─這被視為是順從的極端反面,以及可能困擾奧地利政策得過且過的心態。埃倫塔爾(奧地利外交大臣)在1908到1909年的波士尼亞兼併危機期間,曾就這些問題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先發制人的觀點與其前任們的「宿命論」形成了鮮明對比。福加赫、亞歷山大.奧約斯伯爵(貝希托爾德的幕僚長)、紹帕里、亞伯特.內梅斯伯爵(CountAlbert Nemes)和穆蘇林男爵都是埃倫塔爾的忠實信徒。在1912至1913年的巴爾幹危機期間,這些人多次向貝希托爾德施壓,要求他不要放任俄國的恐嚇行為,也不要縱容塞爾維亞「逐漸增長的傲慢無禮」;他們私下對他實施的過度安撫政策深感悲哀。更有一部分政界人士在1912至1913年,持續勸誡貝希托爾德不要向俄國或塞爾維亞「日益蔓延的侵略」屈服。

塞拉耶佛事件不只鼓動鷹派走向戰爭,也徹底摧毀了和平的希望。如果法蘭茲.斐迪南在1914年波士尼亞之行中倖免於難,他必將繼續堅持他一貫以來反對戰爭的態度。在他此次出訪結束後,他可能就會將康拉德調離目前的崗位,假如真是這樣,也就絕不會有今日這位好戰的參謀總長了。「大公一直以來反對戰爭,這完全不合情理,」一名奧匈帝國高層外交官曾在7月底如此對約瑟夫.雷德里克說,「是他的死讓我們找到了一種他在世時永遠不可能帶來的力量!」

塞拉耶佛事件發生後的頭幾天,奧匈帝國聯合外交大臣貝希托爾德肩上的壓力最為沉重,他對塞拉耶佛的消息大為震驚。他和法蘭茲.斐迪南自兒時起就是要好的夥伴,與這位英姿勃發、自信滿滿、富有主見的大公相比,他則顯得思維縝密、心思細膩,他們二人彼此間充滿了敬意。貝希托爾德深知這名曾帶給外界古怪形象的大公,在現實生活中實際上是個怎樣有著真性情的人。除此之外,他們二人還有一層親戚關係:貝希托爾德的夫人南迪納和索菲也是一起長大的好朋友。貝希托爾德得知刺殺消息時正在他位於布赫勞的城堡中,他震驚得啞口無言,隨後立即搭乘火車趕往維也納,並召開一系列緊急會議。「一個逝去的人,一個離世偉人的陰影籠罩著所有的談話,」貝希托爾德後來回憶道,「我內心的傷痛無以復加。他被殘忍殺害的場景一遍遍出現在我的腦海中……他那明亮的眼睛依然散發著光彩……」

貝希托爾德除了與塞爾維亞開戰之外就別無選擇嗎?塞拉耶佛事件後隔天,就開始出現有鷹派人士鼓動他身為外交大臣必須對此採取行動的局面。即便貝希托爾德也曾在一些事務上採取過強硬措施(例如針對阿爾巴尼亞的問題),但他始終還是以懷柔政策為主而出名。

1914年5月,曾有一名大使宣稱貝希托爾德就是個「外行」,他那「缺乏主見的做事方法和薄弱的信念」讓奧匈帝國的外交政策始終找不到正確的方向。為了催促這位外交大臣對塞拉耶佛採取強制措施,鷹派開始費盡心思地進行各種努力。康拉德也扮演起鷹派中的急先鋒,他在6月30日對貝希托爾德宣稱,奧匈帝國目前陷入與在巴爾幹戰爭時期相同的窘迫境地。事實上,貝希托爾德自己似乎早已做出一個或許完全出自個人意向、傾向直接措施的政策,這位別人眼中「能屈能伸」的人在一夜之間變成一位鐵腕領袖。在6月30日下午一點就塞拉耶佛事件舉行新聞發布會、並在美泉宮接受皇帝召見時,他首度有機會闡述自己對這次危機的觀點。這次召見至關重要,在一份未曾出版的貝希托爾德回憶錄中,他寫下關於此次會見的細節。引起他高度關注的是,儘管皇帝與大公和他出身低微的夫人索菲的關係並不大好,但對塞拉耶佛事件依然表現出極大的悲痛。這位83歲高齡的統治者破例拉住貝希托爾德的手並要求他坐下,在談到近日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時,他的眼眶濕潤了。貝希托爾德與皇帝達成共識─奧匈帝國的「忍耐政策」已經到達極限,同時貝希托爾德警告,如果帝國在如此極端惡劣的事件後顯露出自己的軟弱,那麼「東邊和西邊的鄰國將更肆無忌憚地展開奪取自己利益的行動」。帝國現在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據貝希托爾德回憶,皇帝看起來明白了目前所處的狀況,並完全同意所需採取的行動。但皇帝也堅持要求貝希托爾德與當時人在維也納的匈牙利首相第薩伯爵,兩人步調保持一致。

這裡蘊含著一則潛在的嚴重問題:第薩強烈反對立即採取衝突行為的政策。第薩曾於1903至1905年出任匈牙利首相,並於1913年再次接任,是匈牙利政壇的頭號人物。

這名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領袖同時也是俾斯麥的狂熱崇拜者,他通過賄選、對內實施鐵腕統治、宣導經濟改革為馬札爾中產階級帶來利益與支持率等手段,建立起自己的統治基礎。第薩於1867年建立了妥協體系。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同時信賴與奧匈帝國的同盟關係,他認為這是匈牙利未來安全保障不可或缺的力量。他堅持執行馬札爾精英統治的方針,並因此使非馬札爾人不能進入政壇。

對第薩來說,皇儲遇刺事件帶來的不是悲痛,而是極大的解脫。法蘭茲.斐迪南曾宣導的改革或將撼動第薩所建立的權力體系,大公與羅馬尼亞知識分子的密切聯繫尤其讓他深感不安。因此,這位匈牙利首相並沒有像他的奧匈帝國盟友那樣表現出憤怒與對塞爾維亞實施制裁的急不可耐。6月30日下午與貝希托爾德的一次會見、以及幾天之後與皇帝的書信往返中,第薩認為不能以此作為向塞爾維亞開戰的「藉口」。主要的限制因素還是在於目前巴爾幹地區並不穩定的局勢。1914年與俄國以及協約國調解之後產生的羅馬尼亞問題才是關鍵所在。有鑒於生活在特蘭西瓦尼亞、數量龐大的羅馬尼亞少數民族以及與羅馬尼亞冗長的邊境線,布加勒斯特政府的一舉一動可能都是嚴重的安全威脅。第薩認為,在這種羅馬尼亞隨時可能翻臉挑起戰爭的情況下,向塞爾維亞開戰是一種非常不智的行為。為此第薩設想了兩種選擇:要嘛在德國的幫助下說服羅馬尼亞再次加入三國同盟,要嘛通過拉攏與羅馬尼亞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中的敵人保加利亞,以達到限制羅馬尼亞的目的。

羅馬尼亞政府的心腹之患只有保加利亞。一旦他們覺得不能阻止我們與保加利亞的聯盟,他們或許就會嘗試加入三國同盟,並藉此保護自己免遭保加利亞的侵略。

在匈牙利人眼中,這其實是巴爾幹關係的再次體現。身為特蘭西瓦尼亞貴族家庭的後裔,第薩很願意看到羅馬尼亞受制於馬札爾精英集團的控制。第薩和他的幕僚們都覺得保持與俄國的友好關係是匈牙利安全的巨大保障,當時這種理念在馬札爾領導集團中也頗為盛行。這名匈牙利首相指出戰爭並非是絕對的。第薩曾在1913年10月第二次阿爾巴尼亞危機中支持對塞爾維亞動用武力,同時他也很樂意看到在將來某個更合適的時機,展開與塞爾維亞的另一場戰爭。但此時他堅決反對大多數奧匈帝國決策者所支持的直接採取行動政策。

即便在塞拉耶佛事件發生後的一段時間內,奧匈帝國領導層一直受到激烈的情緒衝擊,但他們很快意識到不可能為此立即採取軍事行動。首先說服第薩同意此一觀點就很困難,而不論是政治上還是憲法上,都不可能在這種二元制的統治體系下忽略匈牙利首相的意見。除此之外,塞爾維亞官方對展開塞拉耶佛刺殺行動的介入問題,也並未完全得到證實。6月30日下午與貝希托爾德的會晤中,第薩曾指出應該給塞爾維亞政府更多的時間,讓他們「展現出良好的意願」。貝希托爾德對此表示懷疑,但他同意等到塞爾維亞政府的罪責進一步確認後再採取軍事行動,這將需要更多的時間。另一個關鍵問題是,軍事行動所需的準備時間。

康拉德反覆要求鴿派們「立即行動」(即無須等待更多的調查結果),但他也曾在6月30日上午告知貝希托爾德,參謀本部需要16天來籌備針對塞爾維亞的軍事行動─後來證實遠不止需要這些天數。因此即便領導層同意立刻展開行動,也免不了被一拖再拖。

最後,最重要的是德國的態度。德國會同意與貝爾格勒政府對峙嗎?德國對於支持奧匈帝國的巴爾幹政策一事早已形同虛設。紹帕里大使於八週前才剛剛從聖彼得堡寫信過來,抱怨德國為了奧匈帝國的巴爾幹利益做出了太多的「犧牲」。塞拉耶佛事件發生後的頭幾天,各種資訊從柏林接踵而來。7月1日,德國著名記者維克托.瑙曼(Viktor Naumann)將貝希托爾德的幕僚亞歷克.霍約斯(Alek Hogos)稱為「內閣之首」,用以抨擊他相信德國將樂於看到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開戰,並一廂情願認定德國準備好與俄國開戰。瑙曼並不能代表官方的意見,但他與德國外交部政策司司長威爾赫姆.馮.施圖姆(Wilhelm von Stumm)交往甚密,因此他的話也有一定的分量。同時,德國大使契爾什基男爵則催促奧地利人謹慎觀察。每當奧地利人向他感嘆採取強硬措施是多麼有必要的時候,如契爾什基在6月30日所寫:「我就會勸誡他們要冷靜地分析形勢,不要衝動。」在一次與奧匈帝國駐柏林大使的談話中,德國外交部副祕書亞瑟.齊默爾曼表示了他對維也納政府所處困境的同情,但同時也警示他們不要對貝爾格勒政府提出「羞辱性的要求」。

德國皇帝的看法也值得關注。1913年秋冬之際,威廉二世就多次建議奧地利人通過禮尚往來建立與貝爾格勒政府的友好關係。而他於1914年6月與法蘭茲.斐迪南的最後一次會見中,德皇則是含糊其辭。在被問及奧匈帝國「能否在未來繼續依賴德國的力量」時,威廉二世「避重就輕地做出回覆,並且完全沒有提供一個讓人滿意的答覆」。在7月1日提交給約瑟夫一世的一份報告中,第薩警告指出德皇的「親塞爾維亞」傾向,並強調如果想讓他支持維也納政府的巴爾幹政策,那麼就需要給予德皇更有力的說服。在威廉二世即將來維也納出席大公葬禮時,奧匈帝國的領導層本來希望兩國的皇帝可以藉此機會面對面交換意見,但德皇的此次行動隨即因「塞爾維亞刺客組織將對德皇展開刺殺行動」此一傳言而被迫取消了,故而只能通過其他手段爭取與德國達成一致意見。

最後,起碼在一件事上貝希托爾德、第薩與其他奧匈帝國決策者們達成共識:任何進一步的行動展開之前,都必須先充分地徵詢德國的意見。貝希托爾德負責監督對德國的外交動作,兩份文件都被發往德國盟友處。第一份是約瑟夫一世寫給威廉二世的私人信件,雖由皇帝簽名,但實際上是由貝希托爾德的首席顧問亞歷克.霍約斯所起草;第二份則是關於塞拉耶佛事件的備忘錄,其中還包括暗殺事件後的一些內容。

如今這兩份文件所產生的效果讓人震驚。備忘錄傳遞出來的內容實際上與巴爾幹協定如出一轍,但更強調羅馬尼亞的潛在危害;法俄同盟的侵略性被誇大了,並被誤導向不僅對奧匈帝國是威脅,對德國也是威脅。在文件的最後帶有這樣一個附注:「塞拉耶佛事件發生時,上述備忘錄剛剛完成。」這份文件完全是為了宣揚塞爾維亞所帶來的「危險和緊迫性」,並指出此時對塞爾維亞採取懷柔政策毫無意義。雖然沒有直接提出要挑起戰爭,但也暗示著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近期「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份文件還以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結尾:奧匈帝國之鷹「現在必須親手撕裂它的敵人們籠罩在它頭上的羅網」。

約瑟夫一世寫給威廉二世的私人信件則更加開門見山,它也對羅馬尼亞和俄國可能採取的行動做出暗示,但結尾處則明示需對塞爾維亞採取措施。信中指出,刺殺行動絕非偶然,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陰謀……牽涉貝爾格勒政府」。只有當塞爾維亞成為「巴爾幹地區的一個中立力量」時,奧匈帝國才得以安全。

「你也將明白最近發生在波士尼亞的事件進一步說明塞爾維亞與我們同床異夢,歐洲大國所宣導的和平實際上縱容了貝爾格勒政府的狂妄,讓他們逍遙法外。」

現今的讀者們對這些文件震驚的原因在於,這些文件沒有做到有理有據,也並沒能動之以情,沒有要求德國的援助,沒有提出任何政治協議,沒有說明威脅為何最大化,也沒有將巴爾幹的局勢闡述清楚,而只是將外交途徑解決的關鍵放在塞爾維亞上,同時也讓讀者明白該文件起草者的心中是渴望戰爭。

貝希托爾德起初打算將這兩份文件以政府定期的快遞送至柏林,但在7月4日這個週六,他給駐柏林大使瑟傑尼發電報表示,他的「內閣之首」霍約斯伯爵將親手將兩份文件送至柏林。瑟傑尼被要求安排一場與德皇以及首相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的會面。霍約斯雖然只有36歲,但他已經是外交部鷹派的代表人物了。他與柏林政府的關係也很良好,1908年瑟傑尼大使就曾讚許他促成與德國「親密且值得信賴的」友好關係。在中國期間,霍約斯結識了亞瑟.齊默爾曼。在霍約斯看來,與德國的友好關係是奧匈帝國安全保障的基石。更重要的是,身為強硬派的霍約斯一開始就主張使用武力解決問題,在爭取第薩的支持時,他也得到了理想的效果。

通過派霍約斯執行前往柏林的任務,貝希托爾德確保了藉這兩份文件將好戰思想有效地傳達過去。毫無疑問地,在德國人眼中奧地利人也很重要。雖然表面上同意第薩的建議,也就是採取任何措施之前都要徵詢德國的意見,但是貝希托爾德的此一舉動實際上中斷了傳統的匈牙利決策進程,並且保證政策制訂朝著對塞拉耶佛事件予以制裁的方向。這是很重要的,正如德國大使於7月3日向貝希托爾德尖銳地指出,奧地利人有一項不可否認的天賦,就是通過一系列地策劃,進而影響政策的走向。

部隊武裝進程、政治紛爭、塞拉耶佛警方的調查、等待德國的支持,這些因素都拖延了對塞爾維亞的軍事行動,康拉德對此也束手無策。而隨著危機的發酵,奧地利人開始越來越認為,即便是在草草準備之下就對塞爾維亞發動武裝突襲,也是理所應當的,尤其是經歷如此的舉國哀悼之後。危機就這樣愈演愈烈之際,羅馬尼亞首相布勒蒂亞努於7月4日曾質疑為何奧匈帝國不直接攻擊塞爾維亞。「之後(你)將得到整個歐洲的同情。」危機將如何發展,人們爭論不定,但有一件事可以確定:自載著亞歷克.霍約斯的列車在夜色中抵達柏林的那一刻起,通往和平的大門就已悄悄地關閉。

書籍介紹

《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時報出版

作者: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英國劍橋大學歐洲近現代史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澳洲人文學院院士。

歷史學者們公認《夢遊者》史才洋溢、史識突出、史筆出眾,把史書寫到登峰造極之境。克拉克指出,當時歐洲諸強的領導人都像患有夢遊病,看不清事實,高估自己、錯估形勢。因此認為一戰「不是犯罪,而是悲劇」,是集體夢遊中的大悲劇。然而至今,一戰開戰已滿百年,而戰爭依舊不斷,世人如夢遊者一般,仍舊無知於己身行為所產生的影響。

夢遊者-(立體書盒)

責任編輯:鄒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