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研究所的外籍生:台灣教育方式真的很「傳統」,但四年後我卻深受啟發

中文研究所的外籍生:台灣教育方式真的很「傳統」,但四年後我卻深受啟發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後來年年都去上這個老師的課,我也開始懷疑,是不是我之前在美國太愛聽自己講話,太自以為是,同時實在太無知了?

文:畢靜翰

我是來台灣念研究所之後才發現,原來台灣的學術界與美國的很不一樣。

申請念研究所時, 我傻傻的以為,台灣的教授只不過是會講中文的美式Professors,也以為台灣的同學會跟美國的研究生一樣都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不斷的與教授在互動與辯論,進行很精彩的學術鬥爭。

當然,在台灣開始上課之後,我就發現這種情形在台灣非常難得遇到,所以當時的我,真的是千萬種的不習慣與不悅。

在美國,教授與學生之間的關係通常很平等,基本上兩個人都會從「兩個成人」在互動的基礎開始講話,教授與學生都知道,他們的想法不可能100%一致,因為大學會刻意讓生活背景及價值觀不同的學生進來念書,教授們都知道(也喜歡)班上會有很多衝突,而且教授自己的想法怎麼能跟一大堆年輕人一樣呢?所以上課基本上是教授與學生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後試試看誰的論點最強。

甚至有很多教授,會故意在學生當中「挑撥離間」, 然後等到快要下課就宣布自己的想法,同時也會點出哪個同學的哪個想法比較有趣或有創意,也會評評誰的想法比較不完整,可以回去參考哪些資料補充補充。

當然,很多學生還是會堅持自己本來的想法,甚至會向教授說:「我覺得你是不對的」, 但這樣的行為不會讓他們被列入黑名單,只要他們可以跟教授說出個道理來,那個教授會很喜歡他們。

美國的很多教授有個想法 —「其實重要不是學生真的有沒有同意我的想法,重要的是學生可以看看資料,然後立刻說出一個有邏輯性的論點。」

我曾經有個同學,在塞滿著三百多學生的大廳裡,當她聽到某個有名的哲學系教授說她覺得很沒道理的論點,就舉手打斷教授的話說:「我不同意!」 然後這位教授就開始跟她進行很激烈地辯論。

從台灣人的角度,我覺得這件事情最有趣的點應該是,她那門課最後也是拿了個A+,我自己當年也是天天都去抨擊同學的想法,也天天被抨擊,寫論文、寫考題也是針對教授們,刻意看看能不能挑釁他們,從不寫標準答案或重複教授的話,而剛好相反,刻意挑起衝突。

回想到當時自己說的話、寫的論文,大部分都是不對的,而且恐怕我也這樣跟教授與同學們這樣「玩了」很久才回到比較正宗或接近真實的想法,但這些「真實的結論」一個一個都是我自己摸索出來的,而不是別人灌給我的,因此我學到的東西是我自己的,而不是跟別人借來的想法與論點。

很多台灣人,如果可以看到那個過程的話,可能會覺得這只是一班的學生在嘴砲罷了,但其實事情並不是如此,美國的那種小班的研討課程的目標本來是透過一種演化論般的過程,訓練大家的思考能力。

對於資料的部分,上課的時後教授不會把這些講出來,該看的資料、該讀的書都要在家準備,如果沒看過的話,在討論的過程中,教授會注意到,然後記在心裡,給你低分。

所以我剛來台大的時後,因為台灣的學術界不是我所習慣的,更不是我所期待的,我就很不開心,一兩個學期過去了,我也變得天天帶著很負面的情緒去上課。

大部分中文所的課程都是在某個小小的會議室教的,這個會議室是很狹窄,莫名也當了系所的書庫,牆壁都放滿了書櫃,書櫃都塞滿了書籍,書櫃前面也堆滿書與雜誌,還有一排椅子,中間有個大方桌,桌子下面也放滿了書籍。

所以上課時膝蓋會一直碰到老箱子,在會議室的前面有個黑板,旁邊有個窗戶與快要死去了的空調,這空調我剛來的時後,都以為快要換了吧,因為每次上課它的嗡嗡聲大得無法忍受,雖然教授就是坐在桌子的對面,大家偶爾難以聽見他的話,而且這奧妙的空調只有兩個設定:冰河時期與微波爐。

基於台北位於熱悶悶的盆地裡,冰河時期是大家默認的模式,但這組空調從第一年一直到最後都沒換,掛在上面的螢光燈的燈泡也似乎很久才換一次,所以會議室一直給我一種很奇特的感覺:一個非常吵、非常冷、非常暗,也非常狹窄的封閉空間。

台灣教授上課的方式很傳統,中文系的老師更傳統,然後台大中文系的老師就最傳統,這個「傳統」是什麼意思,我也不用多解釋吧。

從第一堂課開始,我立刻感覺到,教授跟我的level就差很多 — 教授高高在上,教授是老師,我卻是個有所不知的小朋友,一個學生。

本來以為可以在任何的情況下自由地發揮很快就懂得閉嘴,每個教授說的話,我跟其他的同學一樣,一直盯著看老師,一直聆聽老師,也一直搗蒜般的點頭 — 我變成了搖頭娃娃。

Photo Credit:Ken Marshall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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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老師們很少問學生的意見,所以從開始上課到快要下課,都會一個人講話,也常常會離題,講自己課外的事情十幾分鐘。

因為這樣一直講話也有點困難,所以有些老師會叫學生念文本或講義,也會有些老師叫大家寫一個報告,然後上課的時間就是聽某位同學把自己的報告朗誦出來。

這種行為有時候會頗為誇張,甚至我曾經上過某個老師的課,他自己幾乎都不上課,也不準備講義,他就是乾脆把題目交給同學,讓學生去準備報告,所以一整個學期就是聽同學朗誦自己的報告,而且這種報告都會有很多錯誤的訊息,也不會提供很完整的資料,所以對我來說,我很難說我當時是無聊多一些或糊塗多一些。 反正,這就很傳統吧— 超級!

不過有趣的是,這種上課的方式基本上已經正式的被學校淘汰了,每個研究所的課程都是「美式的討論課」,很多教授偶爾會提到這件事情:

「現在我們是…討論課的模式…大家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 那…下課吧。」

「系所現在要求大家都要發自己的意見?沒意見?好吧。」

「上課的時間還剩下四分鐘…我們該來點討論吧。」

那聽我說這麼多,你是不是開始覺得,我非常痛恨這種上課的方式?確實,我不會輕易再次參加這種教學制度,但經過四年的傳統教學,我慢慢地開始發覺,這個過程其實有給我不少的啟發。

我史記研究的教授從第一天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每次來上課,都會剛好準時到,走到桌子的前面,把椅子拉開,又把一個濕毛巾拿出來,擦擦擦桌面,這個過程結束了才坐下來開始講課。

他上課的方式,就是非常認真,他史記裡面的每個紀、表、書、世家與列傳,都辛辛苦苦的準備了一份講義,講義又非常細膩,講義與講義之間又有關連,內容也很豐富,然後他每個講義都會自己念給同學聽,或讓同學輪流念。

這個教授基本上都不講題外話,但有一天,他正在念講義時,突然把講義放下對大家說:

「有些人很怕自己的妻子或丈夫一直懷念過去的情人,所以會要求自己的配偶不要跟那個人有任何的接觸,當然有時候,這會讓配偶更想要去找過去的情人,所以這個想法非常錯誤的。」

我們都莫名的看著老師,等他繼續。

「你的配偶一旦有這種想法,就立刻讓他們去見個面吧,我告訴你們,在腦海裡的那個情人,一定是個非常美、非常帥的青少年,但現實世界的那個情人都已經胖了,也可能是禿頭了,他們一旦看到了過去的情人變成了這種老人,就會放棄這個念頭。」

老師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想什麼事情,然後加上了一句話:「不過總是有例外,嘿, 嘿, 嘿。」

有趣的愛情解說之外,從西方人的角度,這個過程很奇怪,為什麼我不能在家裡看?為什麼要在課堂上聽人念講義?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但上了兩個學期這教授的課之後,我就懂了:其實停下來,不講話,聆聽別人的想法,還有古人的話,也會給人很多新穎的啟發,而且會鞏固學者的專門知識。

如果沒有仔細針對過,古書的很多段落,很容易看一下就給忘卻了,但當有人迫使你一直聽、一直聽,也不要求你說出任何自己的意見,你就開始懂如何「接受知識」還有「細看文本」。

我後來年年都去上這個老師的課,我也開始懷疑,是不是我之前在美國太愛聽自己講話,太自以為是,同時實在太無知了?當每堂課都塞滿了我從沒看過,但都非常重要的訊息時,我就開始覺得,站起來說話前,我真得應該先把文本與歷史背景搞清楚,不再去白打嘴砲戰。

碩二時,我去上了當年系主任的課程,這位教授的思考方式非常西式,跟其他的教授比,我想她比較能夠懂我的困境,可以用外國人的角度去聽我想表達的意思,但我也發現,她的研究方法也相當傳統的,她不會像很多西方教授忽視文本或突然天馬行空,用現代人的思緒套古代人的話,我覺得結合了很多西方與東方的特點,也用了很敏銳的智慧進行文學研究。

因為我上了她的課,我就體會到了,西方與東方的研究方法及態度本來不是一定要用二分法去看,我那麼不愉快,那麼不願意接受,其實是個很浪費的思考方式,我本來就是兩邊的好都要,而且我意識到了: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其實不是我以為的那麼清楚。

在我上這位教授的課期間,發生了兩件讓我更懂這個道理的事情。有一天,教授跟大家說,某某有名的美國中文教授要來台大開研討會,所以請同學都一定要來參加,剛好,這位教授是我在美國認識的,我也相當喜歡他,也喜歡他寫過的書籍,所以我當天就早早的飛到文學院占了一個位子,準備好很開心的聽這場非常難得的演講。

演講果然很精彩,但離開了會場之後,沿著耶林大道走回宿舍時,我聽到了三個本地的台灣同學批評這位教授:

「我覺得他講得很浮誇。」

「根本沒什麼內容。」

「只是耍耍嘴皮子。」

「真的~~」

我默默的在後面聽他們講話時,我看到了我剛來台大的任性,那種堅持自己習慣的教育方式,貶低與自己不一樣的人與想法的衝動,我看到了這種從另外一個角度的負面態度,然後覺得很厭煩 — 對他們、對自己。

那年有一個來自美國常春藤盟校的交換研博士生,他跟剛來台大的我一樣,對中文文學很感興趣,很會講話,但其實古文底子很弱,不過他有了一個很特殊的身分— 一個來自美國Ivy League研究所的博士生。

所以他講的話,就算是很怪也非常錯誤的,老師也不會說什麼 (反正他幾個月就要回去了), 同學們也不會說什麼 (畢竟他有那種身分,他們不好意思太直接說什麼),但既然如此,有不少人偷偷的翻白眼。

有一天,老師請他介紹他的博士論文題目,他講了幾分鐘之後,全班同學都糊塗了,基本上,他想把某位法國的作者與杜甫的詩連在一起比較比較,也算是一種研究計畫。

但已經經過快三年在台灣的我,雖然比其他的本地學生能夠懂他想幹嘛, 同時也開始用比較台式的想法去看這種研究,一來這個傢伙不會法文,二來這個傢伙沒看完杜甫的全集,更何況去看杜甫的那些不同印刷本或怎麼樣,他文言文的底子也不好,所以我當時真的想把一本書丟他的頭,說: 「你到底在搞什麼鬼東西啊你,別再胡扯!」

但我那天回家之後,開始想想這些事情也就承認了,我當年也是那般荒謬,那樣令人想翻白眼。

既然我在台大的很長的一段時間,是個讓人想翻白眼的人物,有一個老師一直不會對我翻白眼,也對我很好—我的導師。

我的導師其實是個非常開明的老師,他真的會去問學生的想法,也會記得學生的論點,會跟同學們進行討論,而且從頭到尾態度都很友善,也不會給人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

他就是那種比「傳統」還「傳統」的老師,不是那種朱熹之後的死板儒家傳統,而是孔子與孟子跟徒弟一起討論,一起分享智慧的那種更古老的制度。

從很久以前認識他到現在,我對我導師的評價就是,他真的很像孔子! 他很尊重別人,知識豐富到不行,也很會辯論,對各式各樣的議題都有研究與想法,同時他不會小看別人,不會驕傲, 也不會用老師的身分來壓著別人。

這跟其他的教授的傳統師生關係、高下分明的階級意識教學不一樣,也跟西方人吵來吵去,非常平等的教育方法有所不同。

我導師確實是個比我們聰明很多, 一個比我們學生學問大很多的人,我們也都願意承認老師的話非常權威的,但這個感覺與平等不平等就是沒有關係的,老師不會假裝他跟你一樣無知,但他學問比你大這件事情,不會讓你跟他無法進行溝通或聊天。

我現在無法在西方的學術界混,因為我覺得他們很多時候懂了太少才去宣布自己的「權威的研究成果」,但我也不太能在東方的學術界過日子,我畢竟那麼愛講話,也有點憤世嫉俗的傾向, 但我同時也知道,這裡的教授的知識難能可貴,可以聽到老師們講話本來就該閉嘴聆聽, 不該插嘴搗亂。

所以我最後採取了一個道家的措施,決定靜靜無為,自己看古書,自己想想裡面的意思—這樣我已經很滿意了。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文章來源:作者臉書

責任編輯:鄭少凡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