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學為何常常排斥社會現實,只重視美?這就要從中國官僚制、漢字與假名的關係談起…

日本文學為何常常排斥社會現實,只重視美?這就要從中國官僚制、漢字與假名的關係談起…
Photo Credit: MIKI Yoshihito@Flickr CC BY SA 4.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日本的書寫語言,是漢字與假名的交雜。任何一方,都沒有辦法單獨使用,兩者都是必要的。對日本人來說,漢字早已內化了,所以漢字的廢棄是難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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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柄谷行人

掌握文字的官僚,就掌握權力

日本雖然引進了律令制(東亞古代中央集權的統治制度,源於中國唐代),卻沒有形成官僚制國家。朝鮮則在高麗王朝,以及其後的朝鮮王朝,確立了以科舉為基礎的、兩班支配的官僚體制。此外,他們也仿效中國,使用宦官。另一方面,日本的官僚制並沒有確立;在維持律令制的同時,實際上卻形成了和律令制無關的武家政權體制。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差異?

在這裡我想用另一個觀點來思考,那就是文字的問題。過去我曾說過,不論什麼地方的官僚制,都源自官僚對文字(知識)的獨佔。在東亞,這樣的文字就是漢字。漢字是書寫的語言,和語音沒有關係,任何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語音來讀它。在這個意義下,從周朝以來,漢字就成為帝國的語言而廣為流傳。也就是說,周邊、亞周邊地區也廣泛地使用漢字。話雖如此,漢字的學習非常困難。可以閱讀、書寫漢字的人,和不能閱讀、書寫漢字的人之間,有決定性的階級差距。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可以說官僚的權力,以漢字為基礎。

順帶一提,帝國的語言不一定都是表意文字。除了埃及以外,過去帝國的語言一概是表音文字。舉例來說,歐洲的拉丁文就是表音文字。但是在中世的歐洲,繼承自羅馬帝國的拉丁語雖然是表音文字,卻成為書寫專用的語言,而不是口語所使用的語言。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可以說帝國語言的特性,最重要的就是書寫的語言。

在埃及,如果不能精通多個文字體系,就無法成為官僚(書記)。能夠無礙地閱讀、書寫公家的文書,帶給官僚力量。古代希臘雖然受到埃及的影響,卻沒有產生官僚制,原因之一就是文字。古希臘改良腓尼基文字,創造了字母系統(alphabet)。另一個原因是硬幣的發行。同時期的波斯帝國,食物等商品的價格是由官僚統一制定,但希臘則交由市場(Agora)決定。因此,官僚的工作大部分變成多餘的。

關於文字,任何人都可以簡單地學會字母系統。「任何人都可以看懂文字」這件事,削弱了官僚制的力量。舉例來說,歷史最古老的埃及(從文字的面向來看),儘管長期以來文字的學習一直很困難,官僚們卻沒有嘗試將文字簡化。因為一旦文字簡易化,官僚就會失去特權的力量。

如前所述,並不會因為是表音文字,就人人都可以讀懂。比方在中世的歐洲,雖然基督教的神父都以拉丁語閱讀《聖經》,一般人民卻無法閱讀。聖職者階級並沒有嘗試讓一般人也可以閱讀《聖經》;因為讓大眾都可以閱讀《聖經》,等於剝奪了聖職者的權力。十四世紀英國的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受到其影響的、波希米亞的約翰•胡斯(Jan Hus),以及十六世紀德國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等,這些宗教改革者,都將《聖經》翻譯成他們各自的地方語言。他們的宗教改革,和《聖經》的翻譯是不可分離的。

十五世紀的時候,朝鮮王朝的世宗創造了表音文字的「諺文」(Hangeul),並且公諸於世。他這樣做的目的,根本上是為了打破官僚的支配,取回王權。所以,這項企畫受到官僚的抵制,即使在公佈以後,也沒有使用在公家的場合,因此並沒有普及。第二次大戰之後,韓國獨立,並且開始使用Hangeul(譯按:在韓國改稱「韓字」)。創造諺文的世宗,開始被稱頌為名君;特別是在意圖喚起國族主義的朴正熙總統時期。

相對地,日本從八世紀開始、到十世紀為止,創造出表音文字的「假名」。那並不是特定的什麼人創造的,而是以万葉假名(運用漢字來表音)為基礎,自然而然發生的。万葉假名因為使用在七世紀末編纂的《万葉集》,所以得到這樣的稱呼;不過據信應該在七世紀以前就已形成。借用漢字的音來表記原生詞彙(固有詞)的方法,原本在中國就使用過;朝鮮的三國時代,所謂的「吏讀」也曾經很發達──那是以漢字作為表音用的文字記號,在閱讀漢文的時候,當作補充的工具。日本的万葉假名繼承了這個方法,很可能是來自朝鮮、歸化日本的移民帶來的。只不過,在朝鮮始終是以漢文的閱讀、書寫為主,並沒有朝使用漢字作為原生語言的表音記號這個方向發展。

在日本,万葉假名受到普遍的使用。其中一個原因是,日本語的母音與子音都很單純,因此万葉假名的數量不多,容易學會。而且,假名後來自然而然地簡化了。舉例來說,「i、ro、ha」這三個語音,以万葉假名來表示的話,是「以呂波」;這三個字以草書體簡略化以後,就形成了平假名「いろは」。另一個方法是截取漢字的一部分,形成了片假名「イロハ」。雖然說日本的表音文字是由平假名與片假名所構成,但重要的是,先有万葉假名的普及。

為什麼万葉假名能夠在民間普及?最重要的原因是官僚制的力量微弱。如果使用万葉假名,只要學會少數幾個漢字,就可以表記日本語的語音。這對把閱讀、書寫漢文的能力當作特權的官僚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如果官僚制力量強大──就像在朝鮮那樣──万葉假名大概也不會普及了吧。此外,我們可以說,万葉假名與假名的普及,反過來阻礙了官僚制的強化。

舉例來說,朝鮮的文官比武官的地位優越,根本上是因為武官無法充分地閱讀、書寫漢詩文。如果想要熟讀漢詩文,就沒有專心於「武藝」的餘裕了。因此,不管怎麼樣文官的地位總是比較高。但是在日本的話,武士只要交雜使用漢字與假名,再不濟只要會書寫假名就可以了。舉例來說,武家法「貞永式目」就是用漢字假名交雜寫成的。雖然到了日本的德川時代,採用朱子學作為幕府的意識形態,武士變成一種官僚,被課以學習漢學的義務,但是在那之前他們是以「武藝」為中心,並沒有從事學問的研究。即使這樣也沒有構成什麼不方便,就是因為日本有假名的緣故。

漢字與假名

中國周邊的國家,不但學習漢字困難,本身語言的文法也和中國語不同,因此創造了表音文字。蒙古的八思巴字(蒙古新字)就是一個例子。一般認為,朝鮮王朝創造的表音文字(諺文),來自高麗王朝時代引進的蒙古文字。這些文字和漢字的性質完全不同。所以,一旦採用這樣的表音文字,就會導致漢字的廢棄。

從十三世紀末,越南開始使用稱為「喃字」(或稱「字喃」)的文字。這和日本的假名一樣,是以漢字作為表音用的文字記號。而且,這個文字並不是單獨使用的,而是和漢字一起使用。這一點也和日本語相似。此外,就像日本運用万葉假名、或是漢字假名交雜來記錄歌謠,在越南,喃字主要也是用來記錄詩文。然而,似乎一般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並沒有使用喃字。這是因為中國式的官僚制在越南十分發達,就像科舉所顯示的那樣。

另一方面,在日本並沒有壟斷漢語使用的官僚支配。因此,假名不但在統治階層普及,也普及於一般庶民。這個情況也可以反過來思考。如前所述,正因為假名的存在,所以沒有形成官僚制支配。諺文與喃字都是官僚與統治階層構思出來的文字,但日本的假名雖然和宮廷文化一起被創作出來,卻是「自然發生的」,所以才能夠普及。

越南在法國的殖民統治之下,採用了字母系統。不只漢字,連假名(喃字)也放棄了;而且在獨立之後,也沒有回復的企圖。第二次大戰後,南北韓都廢止了漢字的使用。對照起來,日本並沒有廢棄漢字。通常,國族主義者(nationalist)對於文化上從屬於其他國家這件事,有很大的反彈。日本雖然也有這樣的國族主義(國學),但即便如此,卻沒有廢止漢字的想法。那是因為原本日本語的書寫,就是以漢文的誦讀為基礎所形成的。更根本來說,日本人對於漢字等中心的文化,是選擇性地(自主地)接受。讓我重複一次:這是「亞周邊」特有的現象。

在日本,漢字與假名雖然有所區別,卻是相互補足的。在使用万葉假名(以漢字作為表音記號)的時代,也同時以漢字作為表意的記號。這些表意的漢字,以訓讀(譯註1)或音讀(譯註2)的方式來發音。即使在假名普及之後,漢字與假名交雜使用仍然是標準的用法。單純只使用假名來書寫的情況,非常罕見,因為這樣做反而不容易閱讀。原本日本的書寫語言,就是透過以訓讀誦讀漢文的方式──也就是說,在漢字寫成的文章上附加假名的註記,以便於誦讀──所形成的。光是用假名記錄下口語的語言,並不能成為書寫的語言。口語之所以能夠成為書寫的語言,是因為有漢文作為基礎。這是有原因的。

先前我們已經說過,路德以口語翻譯《聖經》,成為對聖職者權力的一種否定。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採用的一個地區的口語,成為國族的(national)語言(德語)。一個地區的口語之所以能夠得到這樣的地位,是因為它透過《聖經》的語言,得到了過去(單純只是口語的時期)所沒有的價值。

讓我們再舉出一個例子。

義大利的但丁是眾所週知的拉丁文的名家,但是他刻意使用義大利某一地區(譯按:托斯卡尼地區)的口語,來書寫他的詩集《新生》,後來不但成為義大利的書寫語言,更成為標準語。那並不是因為該方言具有什麼特別的力量,而是因為有但丁的作品存在──說得更具體一點,因為但丁將拉丁文翻譯成口語。國族的書寫語言,其權威來自「帝國」的書寫語言。

日本拜假名之賜,發展出和歌(譯註3)與物語(譯註4)這兩種文學形式。然而,那不只是因為假名的關係。在民間,特別是在女性之間,透過表音文字從事文學表現,並不是日本專有的事;朝鮮王朝時代,也誕生了許多以諺文書寫的歌與物語。然而在朝鮮,一直到近代為止,這些作品都沒有受到應有的評價,因為在官僚體制底下,它們受到輕視。那麼,為什麼在日本這些女性的作品,從創作的當初就得到很高的評價?難道是因為在日本,民間的世界──相對於官方的世界──與女性的世界受到重視嗎?不,並非如此。

在日本的宮廷裡,不論男女,和歌都是不可缺少的。物語可以說是和歌的一種延長。但是日本的宮廷之所以重視和歌,本來是源自於「詩文在宮廷中很重要」這個中國傳來的觀念。在這個觀念傳來以前,文學並沒有受到重視。文學的重視,來自漢詩文的重視。所以,並不是因為排斥漢詩文,才創作和歌與物語。

即使和歌成為文學活動的中心,漢詩文的重要性仍然沒變。反而是從漢詩文得到的刺激,促使新的和歌與物語產生。舉例來說,《源氏物語》(譯註5)的作者紫式部(譯註6)從在宮廷的時候開始,就以歌與物語聞名,但是她之所以能夠成為宮廷的女官,是因為她傑出的漢詩文能力。實際上她的能力之高,甚至曾經為中宮(皇后的一人)的彰子,講授《白氏文集》(譯註7)。而她之所以有能力撰寫篇幅達五十四卷的大長篇,也是因為她喜愛閱讀司馬遷的《史記》。

漢詩文在日本的地位,和律令制的地位是平行的。如前所述,律令制在日本事實上並沒有實行,但是也沒有廢止。那也是因為,不論是天皇制或是武家法,終極來說都是以律令制為依據。因此,律令制是不可缺少的。同樣地,如果沒有漢字,只憑著假名是不行的。

日本的書寫語言,是漢字與假名的交雜。任何一方,都沒有辦法單獨使用,兩者都是必要的。對日本人來說,漢字早已內化了,所以漢字的廢棄是難以想像的。但是在某種意義下,漢字始終是外在的。漢字與假名的交雜使用,一直讓日本人意識到漢字與假名的差異──更精確地說,漢字所代表的事物,以及假名所代表的事物之間的差異。

一般來說,概念用漢字來表現,助詞或平俗的語言則用假名來書寫。換一個說法,公共的、論理的、難解的事物,用漢字來表現,假名則傾向於表現心情、感覺的、平易的事物。這也關係到人的態度。舉例來說,一般認為,知性的、道德的態度多半與漢字連在一起,感情的、美的態度則屬於假名的範疇。當然這樣的情形,與和歌用万葉假名與假名書寫,有很大的關係。對日本人來說,以假名書寫的和歌,是活生生的感情直接的表現,漢詩文則是概念性的,形式化的。

廣泛使用假名的平安時代,似乎就已經意識到這種漢字與假名的區別。至少,紫式部對這一點是有意識的。雖然說她的《源氏物語》交雜著漢字,但是她試圖完全以和語(譯註8)來寫作。在宮廷中,律令與官位、官職大量使用漢字,但她有意地將它們「翻譯」成和語。十八世紀後半,本居宣長(譯註9)認為《源氏物語》中,存在著對「漢意」的批判。漢意具體來說,指的是儒教;但是廣義來說,漢意意味著理論的、道德主義的態度。相對地,宣長所說的「大和心」,則是一種美的、直觀的態度。《源氏物語》裡的確可以看到這樣的態度。但是,對於《源氏物語》,我們並不能這樣簡單地下定論。真要說到美的、直感的態度,拿來形容同時代清少納言(譯註10)的隨筆集《枕草子》,反而比較貼切。清少納言的態度,是把趣味判斷置於理論的、道德的判斷之上。舉例來說,她斷言「春色在於曙光」(春はあけぼの),卻沒有再加說明。趣味判斷的依據,是無法追問的。

相對地,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則不只是斷片式的直觀,還具備有綜合相反事物的結構力量。事實上我們應該說,她具有強烈的「漢意」。她在這部作品中,只使用了一次「大和魂」這個詞語。那和後來所說的「日本精神」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她所說的「大和魂」,意味著實踐的、生活上的智慧。相對的概念是「漢才」,指的是書桌上的學問。話雖如此,紫式部並沒有否定學問或漢學。她這樣寫道:「以才為本,大和魂之用於世則強」。意思是說,正因為有學問作為基礎,也才能活化實踐的智慧。

紫式部如此評價清少納言:「清少納言聰明,能夠無造作地使用漢字書寫,但是定神細讀就知道,其不足之處甚多」(《紫式部日記》)。然而一般來說,日本文學的特徵,在於清少納言的系列,也就是美的、直觀的、斷片式的。不但沒有社會的現實性,也不具有普遍的理念性。更精確地說,日本的文學排斥這些東西。

我認為這樣的特徵來自於「亞周邊性」。「中心」需要理念性以作為穩固的骨架,而且「周邊」也有同樣的需求。但是「亞周邊」則沒有這個必要,所以嫌惡理論的、道德的態度,並且賦予手藝的、手工作業的事物較高的價值。以這一點來說,「亞周邊」是自由、柔軟而靈活的。但事實上,「亞周邊」的極限也就在這裡。輕視理論、道德的態度,不可能普遍通行於世界。

譯註1:訓讀是日本語的一種漢字發音方式,使用與該當漢字意義相當的日本語原生詞彙的讀音。所以訓讀只借用漢字的形和義,而不採用漢語的讀音。

譯註2:音讀是日本語的另一種漢字發音方式,乃是保留該當漢字傳入日本時的漢語讀音。根據傳入年代不同,可分為吳音、漢音、唐音等等讀法。

譯註3:和歌是短歌形式的古典詩。廣義來說,是《万葉集》所收錄的歌體的總稱。

譯註4:物語是日本一種文學形式,作者以所見、所聞、或是想像為基礎,敘述人物或事件的散文。

譯註5:《源氏物語》是紫式部的長篇小說,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寫實小說,代表日本古典文學的高峰,成書在一〇〇一年至一〇〇八年之間,故事描述平安時代宮廷內錯綜複雜的愛情。

譯註6:紫式部,日本平安時代中期著名的女性作家、歌人,生歿年不詳。曾經為官,奉仕一条天皇的中宮藤原彰子,期間創作了《源氏物語》。

譯註7:《白氏文集》指的是唐朝詩人白居易的詩文集。

譯註8:和語指的是日本固有的、原生的語言,與漢語、外來語相對。

譯註9:本居宣長(1730-1801),江戶時代的日本國學家、文獻學家、醫師,與荷田春滿、賀茂真淵、平田篤胤合稱「國學四大人」。

譯註10:清少納言(966-1025),平安時代女性作家、歌人。

書籍介紹

《帝國的結構:中心‧ 周邊‧ 亞周邊》,心靈工坊出版

作者:柄谷行人

近年來,各地革命與政治運動蜂起,但仍無法打破「資本─國族─國家」的牢固體系。世人中,已覺醒全球局勢並未跳脫此體系者少,誤以為歷史正在前進者多。此外批判席捲全球的新帝國主義時,若將矛頭指向特定國家,亦是時代的誤識,無法超越「資本─國族─國家」三位一體的終極結構。

到底我們該如何消解霸權的競逐,實踐全球的和平共處模式?柄谷行人延續《世界史的結構》中對國家、國族與資本的深刻思考,在本書中,構想建立更大區域的和平共同體的可能。他提出大膽構想:回復「帝國」。

縱然近代國家乃因推翻舊帝國而誕生,導致當代人以負面眼光看待帝國,然而帝國具備某些促成和平的要素,是當代世界系統所欠缺的。因此柄谷認為,欲超越近代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原理,就必須重新檢討舊帝國的結構,並以某種形態回復帝國。這不是回復傳統帝國的框架,更不是為當代特定經濟霸權背書。事實上,若不否定古老反動的舊帝國、不否定和帝國主義相連的帝國,帝國就無法回復。

我們必須「揚棄」帝國,才能在較高的層次上,回復過去被視為前近代而遭到否定的事物,藉此超越近代國家的界線,掙脫「資本─國族─國家」的結構,邁向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國。

帝國的結構

責任編輯:鄒琪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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