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守敘利亞廢城的前BBC女記者:我最大的夢想是,天空不再成為恐懼與死亡的來源

死守敘利亞廢城的前BBC女記者:我最大的夢想是,天空不再成為恐懼與死亡的來源
Photo Credit: Zaina Erh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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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民主自由的理想,為了死去的朋友,女記者柴娜.艾爾漢繼續留在敘利亞廢城阿勒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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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觀念座標

今夏某天清早,在叛軍佔領的阿勒坡(Aleppo)東城,柴娜.艾爾漢(Zaina Erhaim)被桶裝炸彈像口哨一樣的聲音吵醒,她知道政府軍又派直升機來轟炸了。她聽那聲音,知道那裝滿了炸藥以及鋼片的炸彈,就將落在她住的公寓附近。她丈夫馬穆德(Mahmoud)叫她不要害怕,他把手蓋在她的耳朵上,企圖用自己的身體幫忙擋住炸彈的威力。

幾秒後,外面傳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整棟公寓搖晃,門以及窗戶往內炸碎。艾爾漢聽到尖叫的聲音,看到附近的建築物起火燃燒,那是一棟臨時的學校以及托兒所。

她跟馬穆德趕緊到現場。在亂石堆下,是許多小朋友的身體。死掉的兒童屍體是黑色的。還活著的,則被鮮血以及灰塵覆蓋。一些孩子手裡握著筆。她回想道:「他們站著像雕像一樣,不哭,不動,完全嚇呆了。」

她的丈夫拉出兩個五歲或六歲的小女孩,她們問道:「叔叔,我們死了嗎?」艾爾漢叫一個小男孩趕快離開,因為可能會有第二次的攻擊。「他說:『我弟弟還在裡面,我要跟他一起走。』」然後孩子的母親們趕來了,開始瘋狂地尋找自己的兒子跟女兒。

在這次的攻擊之中,塞夫‧多拉學校(Saif al-Dawla school)死了三名老師,六名學生。艾爾漢說:「我親眼目睹的事件中,這最令人難過的。我說不出話來,一個字也講不出來。」然而,在今日的阿勒坡,這樣的事件幾乎是每天在發生。

阿薩德(Bashar al-Assad)總統的政權,最近三年以來,每天無休無止地攻擊阿勒坡的叛軍佔領地帶,方法不一而足:直升機載運桶裝炸彈,轟炸機發射導彈,從地面發射一種稱為「大象導彈」的火箭炮,還有狙擊手從阿勒坡市中心的山丘堡壘中發射子彈殺人。

某些區被攻擊得體無完膚,沒有人居住。阿薩德專門以市場、醫院、麵包店、清真寺等有人聚集的地方為目標。攻擊時還特意採取連續兩次攻擊的手法,好把救難人員順帶殺死。艾爾漢說:「每一個會動、每一個活著的東西,都是他們的目標。」

三十歲的艾爾漢,本來是BBC阿拉伯語頻道的記者,在2013年年初決定辭掉工作,回到故鄉敍利亞幫助革命,她幫忙訓練公民記者,特別是女性。她最近才獲得著名的國際記者勇氣奬

她本來很喜歡天空。有一度,她希望能用阿拉伯語的天空來為自己的女兒命名,但她現在已經改變想法了。她說:「我最大的夢想是希望天空不要再那麼恐怖,不再成為恐懼的來源,不再是死亡的來源。」

今年夏天她回到倫敦向她的老闆—戰爭與和平報導所(Institute for War and Peace Reporting, IWPR)—報到。走在倫敦的馬路,她看到一些人抬頭往上看,當然,他們只是在檢視一棟新的建築物,但她卻身不由己地慌張起來。

艾爾漢是很堅強的年輕女性,若說她經過火的煅煉,一點也不為過。然而提起死去的十二個朋友,她還是忍不住垂淚。被殺的朋友,有些喪命於阿薩德的走狗手中,有些被「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的狂熱份子所殺死。

哈穆迪(Hamoudi)是在前線攝影時被殺。歐拜達(Obaida)被伊斯蘭國的人抓走,從此下落不明。馬恩(Maen)被炸彈殺死。哈珊(Hassan)則是被阿薩德刑求至死。巴塞爾(Bassel)死在桶裝炸彈的攻擊之中。她仍然到他們的臉書頁上留言,拒絕把他們的名字從手機上刪除,並到他們的墳前留食物。

她家附近有一個賣水果的小販,阿瑪爾(Amar)是一個特別有辦法的人,即使在內戰之中,他都有辦法買到奇珍異果,如鳳梨以及鱷梨。艾爾漢旅行到倫敦的途中,阿瑪爾被導彈殺死了。她說:「他是那天死掉的第三十四個人。在網路消息板上,沒有人提起他的名字,只有一個號碼,34。」

阿勒坡本來是敍利亞最大的城市,也是商業中心,有兩百萬居民住在這裡,但多達三分之二的人現在已經逃走。國際記者也沒辦法前來採訪,因為IS的關係。留下來的人,有些人太窮,即使邊界開放,他們也沒有辦法負擔在土耳其的生活費;有些人則是寧可住在家裡,也不要待在難民營;有些人選擇留下來,只為了顯示抵抗政權的骨氣。

不論怎麼說,現在連要走也都很難了。叛軍所佔領的區域,現在只剩下一條危險的聯外道路。從阿勒頗到邊界之間的大片領土,又被IS所佔領。邊界也被土耳其軍隊所封閉。艾爾漢說:「叛軍所佔領的地區,現在已經成了監獄。」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對於留下來的人而言,文明生活的表象已經崩潰。他們住在廢棄公寓的底層樓中。艾爾漢估計,阿勒坡三分之一的建築物已經不堪使用。窗子沒有玻璃,只有塑膠板。一天裡電力供應的時間只有兩個小時,只有極少數的人有錢可以買發電機。更少的是自來水,所以大家不得不在街上鑿井取水。冬天要煮飯取暖,婦女必須到殘破的建築物中找木頭來燒。

只有極少數人還有工作。市場裡雖然還賣著食物,但是價格是戰前的兩到三倍。有些人必須半夜拿著手電筒到屋外照顧菜園。許多人只能靠非政府組織分送的食物籃才能苟活—食物籃裡有米、麵條、豆子、罐頭、蕃茄醬。艾爾漢說:「沒有它的話,許多家庭都會餓死了。」

在她住的地方,一家賣烤肉的攤子奇蹟式地還開張營業。艾爾漢說攤子的老闆阿布.馬穆德(Abhu Mahmoud)是用這種方式表示反抗:「這是我的店、我的家,我死也不離開。」他每天都必須忍受桶裝炸彈、戰鬥機的攻擊,他只是把燈關掉,繼續烤肉。

殘破的阿勒坡只剩下五六個臨時搭建的醫院,但這些地方成為政府軍經常攻擊的目標,他們也缺乏醫生、藥物、設備。許多醫護人員都是半路出家,沒有接受過專業的訓練。艾爾漢說,阿勒坡只剩下一個婦產科醫生,三個照護早產兒的保溫箱。若還有任何洗腎機存在,也沒有乾淨的水可以讓它們發揮效用。

每週五的聚禮日必須在地下室,而不是清真寺舉行,有時候因為害怕被攻擊,還整個取消。學校只剩下幾間臨時的。艾爾漢認識一個母親,她決定跟小孩一起上學,否則就全家待在家裡,因為「她希望全家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城裡的公園變成墓園,孩子們常常在墓碑之間玩耍。垃圾則在哈吉橋附近處理—日夜燃燒,整個城都聞得到臭味。排水管都塞住了,所以一下雨就會淹水,到了夏天,阿勒坡就成為蒼蠅跟蚊子的樂園,頭蝨以及疥瘡都很常見。

街上還見到得幾輛迷尼巴士在跑,有車的人往往把自己的車改成地下計程車賺取外快,但很多人都在路上搭便車了。

艾爾漢是少數幸運的人。她有衛星網際網路,由IWPR提供。救援隊配有無線對講機。城裡面還有幾家網路咖啡店提供上網服務,但是行動電話的無線基地店已經都被炸毀,電視機沒有電不能看。人們必須改採原始的溝通方式:水來了、電來了,他們就用喊的通知大家。門鈴不能用,大家都在街頭上叫門。天空中出現直升機或戰鬥機時,大家叫喊:「分散!分散!」

艾爾漢自己有好幾次千鈞一髮逃生的經驗,常常懷著死亡的恐懼。她說:「死亡從天而降,你沒有辦法逃離。移動很危險,活著很危險。我很怕死,但我試著不要想太多。」她拒穿IWPR提供的救生夾克,因為她說她一穿上就不會再脫下了。晚上,聽到天空傳來飛機的聲音,馬穆德會蓋住她的耳朵,抱著她;有時他們躲在沒有窗戶的走道中。唯一可以喘息的時刻,是下雨天或者陰天,因為直升機戰爭機沒辦法飛。艾爾漢說:「我們希望有倫敦的天氣。」

艾爾漢說,阿勒坡的人覺得世界遺棄了他們,忘記他們的存在。她說,原來的反叛軍現在兩面受敵—他們要對抗政府軍,還要跟IS對打。她又說IS是一群外國人領導的佔領軍,「挾持了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房子」,他們也綁架她的朋友,五個人就此失蹤。她指控西方政府創造出IS,因為西方沒有援助要求只是人權的反叛軍:「因為大家太生氣、太失望,讓IS如虎添翼。」西方政府好不容易介入時,幫忙的反而是阿薩德,幫他轟炸IS,也炸反叛軍。

國際社區現在認為敍利亞變成兩股勢力相爭:一個是IS,一個是阿薩德,又認為阿薩德的對手都是極端份子,這讓艾爾漢非常生氣。她抱怨:「在自己的土地上打IS的,是敍利亞人,付出最沉痛的代價的,也是敍利亞人,但是外界認為他們都是恐怖份子。」艾爾漢自己的美國簽證最近遭到取消,她在倫敦希斯洛機場也被安檢單位盤查了九十分鐘。

她已經不再樂觀,也不再認為革命有成功的可能性。她懷疑她永遠無法再造訪大馬士革(Damascus),也永遠不可能看到阿薩德下台。她說,原來的反叛軍,有太多人不是被殺,就是被關,或者被迫逃走了。「我們節節敗退。我們失去了朋友、親人、家園、記憶。」

她曾想過離開敍利亞,但發現她沒辦法這麼做。她說:「我的朋友死了,什麼都沒有留下來,我不能接受。他們希望敍利亞變成更好的國家,更加民主自由,為了這個理想,他們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我們還活著的人至少要保存他們的理想,或者為了那個理想而死。這是很沉重的負擔。我曾經跟他們一起示威,跟他們一起喊:『我不會辜負我的國家,我們會用自己的生命來保護它。』他們捨身取義了,我卻決定離開?我做不到。」

她的丈夫馬穆德有時候會碎碎念,希望她懷孩子,但他已經不再這麼做了,至少從他在學校的石頭堆裡把小孩拉出來以後就不再這麼做了。「他回家告訴我:『如果我再要求妳把小孩帶來這個地獄裡,妳就用鞋子打我吧!』」

文章來源:Why I’m going back to live in Aleppo(The Times)

本文經觀念座標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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