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龍判決」、「娃娃法官」怎麼解決？或許可參考醫學教育方式

文：蔣士棋

數十年來，台灣高中畢業生心目中的第一志願永遠都是法律與醫學。以社會普遍的觀點來看，這兩個領域之所以熱門，原因不外乎專業度高、未來工作的待遇較佳、而且還帶了點能夠濟弱扶貧的社會正義性。即使律師、醫師近年來一直為工作環境惡劣和待遇變差叫苦，仍然不減眾多學子的嚮往。

然而，這兩個長期吸納了台灣頂尖人才的領域，在實際的產出上卻天差地遠。一方面，台灣的公衛品質與醫療研究水準都居於世界領導地位，國人的平均壽命不斷延長，熱帶國家常見的傳染病在台灣幾乎絕跡。但另一方面，台灣的司法體系中，仍然不時傳出「恐龍判決」、「娃娃法官」的現象，檢察官濫訴也是時有所聞，顯示司法品質確實還有待加強。

司法品質低落，與國考錄取率無關

許多資深律師認為當今的司法官國考與律師特考的錄取率過高，是司法品質低落的主因。的確，比起早年每次考試不論多少人報考，只錄取個位數名額的法律類考試，當前每年約10%的錄取率大幅提高許多。但醫師國考的錄取率反而更高，每年（一試加二試）的總錄取率可以高達四成甚至五成。

此外，醫師國考的規定也比律師或司法官考試更寬鬆，例如兩次考試不必在同一年完成（一試資格可保留六年）、所有考題皆為測驗試題（無申論題）。在執業資格的把關上，醫生還比律師、司法官來得容易許多。

資料來源：高點建國醫護網

很明顯地，考試錄取率的高低與其專業工作品質之間並沒有太多關聯；真正的分別其實早在大學入學門檻以及養成過程就決定了。以入學來說，隨著少子化危機逐年加重，算盤撥得精的大學就端出設立法律系來因應。開設法律系的投資成本低，只要買夠書籍、聘幾個專、兼任老師就能開始授課，招生時更只要打著畢業後可以投身國考或公務員的訴求，不怕沒有學生上門。

但每年全台灣的大學醫學系能收多少學生，一直受到嚴格的總量管制，必須根據各級醫院乃至於社會的總體需求來調整，許多學校往往得等上好些年才能等到珍貴的配額。在入學時大開方便之門，已經讓司法品質輸了第一步。

現行法律教育制度　學生接觸實務機會少之又少

法律教育的質與量，也遠遠不及醫學教育。現在大學法律系約莫四年就能畢業，非法律系畢業生只要修滿教育部規定的法律學分也有報考資格，考上後再實習半年就能出任司法官或律師；但醫學教育卻大不相同，必須得先完成六年的大學教育才能考醫師國考，過關後還得實習兩年才能取得醫師資格，整套養成教育長達八年。

此外，醫學院學生在大五、大六時，就會進入醫院的各科部見習，跟著資深醫師觀摩實務經驗，以決定未來的執業方向，等於在正式成為醫生前的八年養成階段中，有一半時間是在真正的醫療院所度過；相反地，法律系學生從大一到大四都在跟法條和教科書為伍，只能靠短暫的暑期實習或者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勉強接觸到一些法律實務的皮毛。

整體看下來，只在資格考試嚴格把關，卻輕忽進入門檻以及養成內容的法學教育，自然培養不出好的法律人才。大學廣設法律系所的後果，就是憑空出現一堆空有應考資格、卻不見得知道法律為何物的考生，年復一年地投入國考戰場。

僵化、沉重的教育制度，也讓學生離法律實務越來越遠。於是，國家考試的高門檻成了唯一的篩選機制，但即使擠進10%的窄門當中，大部分人才正要開始了解怎麼當個司法官或律師，司法品質當然好不起來。

醫學教育呢？除了一開始的招生總量管制，以確保每個學校的對於教學研究的投入和堅持，在學期間內也有大量的第一線工作機會，讓學生實際體驗醫生的工作內容；經過層層篩選、歷練後，能夠「存活」到醫學院畢業還願意繼續下去的人，大多都已具備當醫生的資格，也沒有必要用嚴格的考試對付這些準醫生。所以，不管醫師國考的錄取率再高，也不會有人質疑他們的行醫能力。

法律教育該怎麼改革？看看醫學教育，方向其實很清楚了。

本文獲北美智權報授權刊登，原文於此

責任編輯：林佳賢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