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台灣比中國經濟成長更出色的關鍵,真的在於自由、開放的發展模式嗎?

上個世紀台灣比中國經濟成長更出色的關鍵,真的在於自由、開放的發展模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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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像國民黨政權強調自己比共產黨更民主,以吾人後知之明來看卻是個高壓極權的政府一樣,回顧起台灣的成長經驗,其實很難說這是自由政策的功勞。

前陣子網路上流傳著《經濟學人》一篇「如果毛澤東輸掉了中國內戰?的文章,刻劃了蔣介石打贏內戰的空想情境,並猜測中國會更早開始經濟發展、民主化,在冷戰與區域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也不相同。

這個情境有許多破綻,比方說,作者將上個世紀國民黨治臺的經濟成長率直接套用在中國上,這個假設就大有問題。然而要對該文論點逐一反駁已超出本文的範圍,接下來的篇幅僅打算聚焦在該文、也是輿論常見的一個經濟學認知上:上個世紀台灣比中國經濟成長更出色的關鍵,在於自由、開放的發展模式嗎?

台灣經驗:比較利益是個謊言

先講結論:當時台灣確實比中國更自由開放,但重點反而在於政府干預手段的好壞。在冷戰的反共氛圍中,台灣經常跟其他新興經濟體並列為自由經濟優越性的宣傳樣版;然而就像國民黨政權強調自己比共產黨更民主,以吾人後知之明來看卻是個高壓極權的政府一樣,回顧起台灣的成長經驗,其實很難說這是自由政策的功勞。

經濟學論證自由貿易的好處時,經常搬出李嘉圖的「比較利益」,意思是人們從事自己最擅長的經濟活動,再互相交換生產成果,會比自給自足更有利。但縱使撇開自由貿易的環境與社會衝擊等外部效果不談,講個純經濟的問題:如此一來,產業升級怎麼辦呢?

由於天然資源與低階加工品的附加價值低且常隨國際價格波動,各國無不想推動產業升級以達成更穩健的經濟成長;台灣的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等政策,亦是這種理念之落實。然而,若按照比較利益理論,當時農業發達、勞力便宜的台灣,放下成衣與水果罐頭的出口,而去扶植化工、電子等產業,不就是對其「比較優勢」的違背嗎?

為了與共黨政權區隔,國民政府雖有積極的產業政策,卻被塑造成自由經濟的守護者。例如土地改革的效果被官方宣傳為改善農村問題、發達農業生產,為工業發展奠定基礎,就呼應了窮國顧好比較優勢(農業)自然有本錢升級產業的經濟學判斷。

但如同Chris Bramall與Elias N. Stebek等學者的觀察,土地改革真正的效果反而是大批農民的失業,以及用股票補償損失的方式強迫地主投資,農村這些剩餘的勞力與資本挹注進工業部門而推動了工業化;國民政府並沒有依循比較優勢,而是扭轉了它。

如同張夏準在《富國的糖衣》所述,連歐美各先進國家,百年前亦多以關稅與貿易禁令等保護主義策略扶植本國產業。到了上個世紀,西方世界為了讓已然成熟的產業向外競爭,而開始推銷自由開放的理論。

許多奉行這種思想的亞、非、拉美國家至今依然貧窮(它們遵循比較優勢,務農了一輩子);身為反例的亞洲四小龍,反而皆是崛起於它們政府最積極干預經濟的年代。克魯曼甚至在「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裡提到,亞洲四小龍的成長模式看起來就跟冷戰時的蘇聯差不多。

事實上,歷史經驗證明了政府有計劃地保護弱勢產業、開放強勢產業,會是比鎖國與盲目開放都要有效的發展模式。從右翼的德國歷史學派代表者李斯特到各種左翼思潮,學界已多有類似的觀察。套個張夏準的比喻,貶抑保護主義、主張企業要競爭才會進步的經濟學迷思,就像指望自己不必給孩子適當的教育養成過程,只要舉槍威脅就能把他變成醫師一樣。

中國經驗:重工業優先,白費功夫?

如果台灣上個世紀的經濟發展不完全應證了以自由貿易發揮比較優勢的理論,那能不能至少說對岸當時的經濟狀況證明了,違逆比較優勢的發展模式會導致經濟停滯呢?

這個說法其實也有問題,畢竟社會主義時期並非沒有積累,而是大部份都被投入重工業發展,鮮少反映在個人所得與民生水準的提升上。為了超趕先進國家,中、蘇等國普遍提出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之後才能以其供應的能源與機械設備循序漸進發展其他產業的策略。在社會主義體制下,政府掌握各項資源的分配,所以這項任務執行地非常徹底。

Photo Credit: See-ming Lee @Flickr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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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的數據為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確最大限度地動員了資源。1952-1978年平均積累率高達29.5%,投資結構中重工業的比重從相當於『一五』時期輕工業投資的5.7倍上升到1976-1978年的8.4倍,重工業在1953-1979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是輕工業的1.47倍,工業占GDP比重從1949年的12.6%上升到1978年的46.8%,中國在較低的人均收入下達到了很高的製造業比重。」

和國民政府一邊配合美、日貿易一邊調整產業結構的模式相比,中共那種全面排除市場影響力,閉門整頓經濟體質的作法代價顯然更大。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所建立的生產線中,包含許多失敗的投資,改革開放後便因為產品粗劣、設備老舊的關係而只剩報廢一途;大躍進、大煉鋼這類的政治動員,更可說是對各種自然社會人文資源的淨浪費。

然而這一切是否白費功夫,卻有待更長時間的檢驗。因為社會主義時期所確立的社會平等、公共設施與勞動紀律等基礎,對經濟的影響力持續至今。改革開放之後,醞釀已久的生產潛力總算能在自由生長的輕工業上獲得驗收,於是中國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繁榮,在數十年內成為世界工廠,產能不但足以滿足國內的需求,更供應歐美國家各種日常消費品,還以外援物資的形式流向亞非國家。

沒有證據能斷言這樣的成長還可持續多久。中國的經濟確實正在放緩中,不過這樣的趨勢在各國躋身已開發陣營時很常發生,後進國家移植現成技術的那種「跳階」式成長率,成為自主研發創新的先進國家後,本來就要與科技自然進步的節奏互相適應,甚囂塵上的中國崩潰論時常誇大了此一轉型過程的風險。

如果兩岸如今經濟狀況的對比繼續維持一段時日,我們可能有必要重新檢討兩岸上個世紀發展模式的評價。台灣倖免於急風暴雨式的社會主義建設而達成了經濟奇蹟,但相對地,台灣整頓經濟體質的作法與中國相比便顯得不夠徹底。

若不持續推動產業轉型,只按照時下的自由化思維,以壓低薪資、取消貿易門檻等方式維持競爭力,上個世紀奠定的發展成果終究會有耗盡的一天,並且還可能被對岸那代價更高、成果卻也更為長遠的發展模式給追過。

從對兩岸乃至其他國家成長經驗的考察中可知,發展從來就是一條艱險的道路,對後進國家更是如此。這些成長經驗所啟示的並不是順應比較優勢者昌盛、違逆者滅亡這樣的道理,反之,主動以產業政策重新定義自己的比較優勢,幾乎是後進國家脫貧的唯一希望。

誠如個人培養新技能般,剛踉蹌起步時注定像個違反自身專長、徒然浪費資源的選擇,但不願嘗試就注定原地踏步。人們真正該思考的不是該不該有發展策略,而是何種策略較務實有效。

參考資料:

責任編輯:孫珞軒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