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明義:中國的財富,是對我們靈魂的第一道試煉

郝明義:中國的財富,是對我們靈魂的第一道試煉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不想長他人志氣,也不想漲自己威風。我要說的是:中國正在以他們的財富,給全世界出了試煉的題目。我們,因為語言、文化及地理距離的特殊背景,受到的試煉會特別大,不能不小心。但是,我們也因為語言、文化及地理距離的特殊背景,在這場試煉中可能產生的收穫也特別大。 端看我們怎麼善用中國這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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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郝明義

中國正以他們的財富,給了全世界試煉靈魂的題目。

近距離的台灣,這場試煉尤其深刻。

Judy是一個我在花蓮認識的年輕人。

Judy沒有讀大學。她是台中人,因為父母早逝,才來台北工作。她想學做西式甜點,於是進了一家餐廳,後來去花蓮,在那裡有機緣進入國賓飯店的關係企業做西點,然後又調回台北。

我見到Judy的時候,她正要離開台北回到花蓮,但是打算先去台南住一段時間。

我問她為什麼。

「我自己一直在漂。但是對台南有一種感覺:那裡的人『根』性很強。每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美食地圖。所以我想去看看是怎麼回事。」Judy又加了一句:「我也想加強一下英文。可以順便去上成大的課。」

這幾年,我一直在思考怎麼比較兩岸年輕人的不同,怎麼歸納彼此不同的特質。我找過各種不同的說法,都不是很滿意。我和Judy談話的那個早上,卻終於找到了。

中國大陸有一句話來形容他們的叢林生存法則:野蠻成長。野蠻成長是中國大陸許多年輕人以及企業人士掛在嘴邊的話。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阿里巴巴的馬雲。

我不是講馬雲從一個杭州的中學英文老師變身為互聯網大亨的過程。我要說的是:當阿里巴巴在軟體銀行、雅虎等支持下壯大,以支付寶而形成超越銀行的工具和現金流之後,2011年馬雲可以在沒有董事會決議的狀況下,就把支付寶劃歸自己另外成立的一家公司。不只雅虎曾經考慮要訴諸法律行動,北京的《財經》雜誌總編輯胡舒立為此還撰文直指其不當。

這個事件,在三方協議,由獨立的支付寶公司支付阿里巴巴集團補償,以及保證未來上市時的現金回報作結。隨著時間過去;隨著阿里巴巴發展得更大,終於在紐約上市;隨著孫正義和雅虎都在這波上市中賺取了巨大的回報,馬雲當年的爭議就被人淡忘,而只剩下他成功的佳話了。

許多人羨慕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羨慕他們企業家的魄力和策略,應該也注意一下他們在叢林生存法則之中野蠻成長的過程。

歸納起來,在中國大陸之所以需要野蠻成長,或者說野蠻成長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們社會在人的基本權利上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空間。你要在那個社會裡獲得基本的安全感,得一路過關斬將,不惜代價地成長,直到確認自己成為人上人之後,才能比較確保有足夠的財富、人脈來保護自己。

這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使得人不能不積極向上,努力奮鬥。而一旦能在十三億人口的競賽中脫穎而出,其出色非同小可。而一旦他們的經濟起飛,大量商業機會湧現,和這批出色人才互動出新的化學變化,也非同一般。人人因機會的湧現而乘風直上,乘風直上的人又會刺激、帶動、連結出新的機會。

但不論你的財富累積多少,不論你多麼人上人,在那叢林社會中總不免存在不安。對岸向外的巨大移民潮,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這也就是野蠻成長的環境與價值。

台灣不同。

幾十年來,歷經各種街頭運動、解嚴、政黨輪替,台灣把有關人的基本權利照顧到相當程度,可以說,最少基礎建設是完成了。

不只人權,動物權也被注意,動物權還被細分為陸地動物和海洋動物。而像張卉君做的,她的注意範圍已經細分成海岸動物與海域動物之別。

在這個情況下,前幾年台灣年輕人之所以「小確幸」,而被某些年紀較大的人認為不夠進取,沒有志氣,但其實這些年紀比較大的人應該換一個角度來看:正是因為我們社會的基本人權已經完備了,所以我們的年輕人也少掉了必須踩在別人頭上成長的動機與需求。

我們的社會當然還是有巨大的財富分配不均,以及顯著的貧富差距。但差距再大,在人權的層面上,卻沒有差距。你年收入幾億和我年收入幾十萬,在社會上的一切權利都相同。我的收入再少,只要我能過好自己的生活,沒有任何權利是別人可以剝奪的。

所以,我從兩個角度看台灣的「小確幸」。

第一,小確幸可能是我們在經濟發展過程裡遮蓋了年輕人的希望,他們不得不的選擇;第二,也可能是因為這個社會以及個人的權利穩定,使得台灣的年輕人不必有出人頭地的壓力。

相較於對岸許多年輕人必須為尋找生存的機會而工作,台灣許多年輕人則是為了思考生命的意義而工作,這無關於他的財富多寡。

我在和Judy談話的那個早上,看著陽光照在我們的沙發上,突然明白了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我在北京居住的時候,見過許多「北漂」。這些「漂」,多的是尋求生存機會,要在巨大的、尖銳的壓力下尋求生存機會。

Judy卻不是。她在台灣城市之間移動,不是為了求學,不是為了生存,也不是為了返鄉。她的漂,不同於我過去認識的台灣人,也完全不同於我在北京看到的北漂。

對岸的北漂,讓我更多地聯想到一種在風中的飄蕩。沒有根、沒有依靠,全靠自己努力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落腳點。

而Judy的漂,卻像是在水上的漂。所以雖然她也不知道目的地,也是一路尋找比較好的落腳點,但是始終有道水流在托著她移動。

北漂,有飛揚與蕭瑟的聲音;Judy,則是一種安靜與自在。

今天的兩岸,不論在血緣、文化上多麼一家親,但畢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

對岸是七不講的社會。所謂「七不講」,就是「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甚至,記者報導了「七不講」都要被判刑七年。

相對地,台灣卻沒有什麼不能講。除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之外,其他六講每天都在講。也是這些講,催生了我看到的風起雲湧的年輕人的公民行動。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體制,必然會培育出完全不同的面對機會、生存、成長的心態和方法。

對岸在過去二十年,尤其是近七年間,締造了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經濟發展奇蹟,也把國力提升到叱咤全球的層次。

我經常聽到人們在談到對岸種種的時候,流露出的羨慕、焦急、感嘆,甚至拿對岸來對比的時候,對自己的社會、政府、掌握資源的人、對未來沒有企圖心的年輕人有諸多不滿。

也有人相反。講到對岸,則完全不屑、厭惡,或者即使提起來也是不值一顧。

我們社會裡有急統與急獨之別。我覺得急統和急獨都是用哈哈鏡在看對岸。

急統像是凹鏡,把對岸扭曲到只剩下大的、美好的影像。

急獨像是凸鏡,把對岸扭曲到只剩下小的、凶惡的影像。

但事實上,我們不該用凹鏡,也不該用凸鏡來看對岸。

用凹鏡來過度美化對岸,可能連自己是誰都忘了。

用凸鏡來過度妖魔化對岸,可能人家邀請我們的年輕人去個四五天的旅遊,就可以為他們「平反」。

我們需要用的是鏡子。一面能真實反映對岸現實的平整鏡子,也是一面可以藉由兩岸的對照,而成為我們調整自己的鏡子。

用統獨的議題來看兩岸,是把我們自己的機遇看得太小了。

中國經濟崛起後之於全世界的情況,是人類歷史前所未見的。

從沒有一個國家,如此懂得西方世界的經濟語言融入西方的自由市場,卻又和西方世界的許多基本價值觀如此不同。

從沒有一個國家,從政府到個人,挾如此巨大的財富,為世界各國所歡迎,卻又戒備。中國一家公司的員工旅遊到法國,其人數及可能的採購力,使法國外交部長親自接見老闆。帛琉因為中國觀光客過多而決定減少班次,到目前為止則是例外。

你到底要為中國帶來的或預示的財富而折腰多少度,是全人類靈魂的試煉。

台灣,距中國如此之近,和中國關係如此之密,這種試煉當然更大。

今天,每個行業,我們都會看到有人說對岸是台灣唯一的希望,或者不與對岸來往台灣就看不到希望。甚至,我們政府都因為經濟沒有出路,而指望起由對岸來拯救我們的經濟,把我們應有的安全考量都放在一邊。

也不只政府如此。大家都知道,台灣雖然降雨量豐富,卻正走向無水可用之境。但就在保護水源是如此重要課題之際,近年來為了迎接陸客,「位於水源保護區的飯店開發案卻一個個送進環保署,反而在做破壞水源的事。有的甚至違反法令規定,就賭環評委員看不出來而能草草通過。」長期注意水資源問題的獨立記者朱淑娟如此寫道。

如果我們願意拿對岸當一面鏡子,那麼除了急著賺對岸的錢,更應該學習對岸在野蠻成長中呈現的企圖心與生命力。

活動通的謝耀輝,在那天和我談了四個小時之後,還寫信補充:

中國大陸幅員遼闊,每個地方的特色不太一樣。大家普遍都會在這邊感到步調節奏很快,例如北京是網路創業最發達的城市,這邊存在太多的應用天天都冒出來,而且每一種服務與生意都不會只有一家在做,這些競爭者還天天盯著每一家廠商,試圖學習並且超越對手,速度節奏絕對比台灣很多地方來得快,由於這邊要出線被關注到的機會太少,所以創業或者就業的人都非常急於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成果,也因此台灣人會覺得這裡的節奏並不是那麼「正常」。

他的意思是在對岸很多時候就是得先加足馬力做新的嘗試、想新的方法、實現新的可能,幾乎很難有時間思考,就是得先衝,因此公司步調節奏都很快。而回到台灣,則是慢慢把事情想清楚再做,因此有時候完成一件事情就要花到比對岸多一倍以上的時間。

「但商場上的競爭,有時候踩對點後比的就是速度。先機加上執行效率往往是勝出的關鍵,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大陸在很短的時間內,從許多方面都能夠很快速地追上世界許多國家的原因。」謝耀輝繼續寫道,「台灣不能只看到他們山寨、抄襲的部分,應該看到這些大陸企業勇敢投資、快速更替、勇於創新、優化精進等等值得學習的一面。」

檢討一下,我們還會發現自己另外一些問題。

一位剛回國的年輕導演在前年籌拍了一個十二分鐘的短片,當年度得了許多獎。後來她在這個基礎上,寫了長片劇本,參加國際創投會議,希望可以募得拍攝長片的資金。

在這個過程裡,她見到了來自兩岸三地及海外其他地區的許多投資者。出乎意料地,真正理解她想要做什麼,以及明白故事價值的,幾乎都是來自香港和中國的投資者。

雖然因為她選擇的題材涉及台灣政治社會的轉變,對岸無法投資,但是他們都急著約她見面,或者馬上要買機票請她去北京替他們寫腳本。一位從電子業轉來要投資電影的中國老闆,為了投資電影,花了兩年時間,每天看五部電影做功課,所以彼此在溝通上沒有隔閡,並且會聽她說故事。

反而是台灣的投資者,最讓她沮喪失望。「我們有很多的創投,因為政府的政策,拿著國家的文創基金在進行投資。但是他們會問各種奇怪的問題。一聽就知道,這些人不會看、也看不懂劇本,平常可能連電影觀眾都不是。」這位新導演說,「但是他們會用投資電子業、醫療、銀行的思維,或是各種貌似科學的數據分析,去討論要不要投資一部電影。他們不關心故事的內容,只關心表面的數字。」

她說自己遇過最機車的例子,是一家半導體大廠設的創投基金副總。「他跟我侃侃而談兩個小時,都在講他對電影的喜好與理解,以及他個人淵博興趣的展現。」然後那位副總說:「我相信妳的電影會成功,但是,你們電影就算票房成功,最多賺六倍,這很多吧。我們投資其他行業例如電子業,十個案例就算失敗九個,我們卻可能因為一個案子的成功,而賺上三十倍。所以,我們對於一部電影沒有興趣。如果妳成立了類似優酷網的公司,我們就會考慮加入。」

這位新導演下了個結論:「我不知道,那他一直邀我去喝咖啡的用意是什麼。是因為這樣,他就可以跟政府報告,他曾經試圖了解、企圖投資文創產業嗎?」

我們也要注意自己經濟發展中過於注重接單、代工的思維,產生了多大的後遺症。我在訪談的過程裡,聽到許多人都感受到台灣社會形成一種不但不鼓勵自有品牌,還打壓自己品牌的現象。

最早,我是有一天和陳季敏與郭英聲喝茶聽到的。他們談自己開發的服飾品牌Jamei Chen所投入的心力,陳季敏說道,「外國服飾品牌的活動新聞,在電視上播出沒問題,但是我們自己國內的品牌就得馬賽克處理,說是不能置入性行銷。」

後來我從訪談過的許多人那裡都聽來同樣的感觸。

鄭國威說,「網路新聞可以說是YouTube如何如何,但是不能說台灣的某個網站名。」

林思吾也表示了類似的觀察。他還特別加了一句:「馬賽克處理本土品牌,卻又保護汽車,沒有處理的公平性。」

張世群則提到這可能和台灣整個社會都有關聯:「台灣對全球所有各國的品牌都開放,但是對自己創造的品牌卻沒有那麼大的信心。」

謝耀輝還有個更細的分析:「台灣人可以支持你用外國的元素來開發給台灣人用的產品品牌,但不支持你去做開拓國際市場的品牌。」

而對這個現象的最佳解釋,還是前頭寫過林思吾講的一段話:「我們政府的政策只看到既得利益者。既有的稅法,根本是逼你當外企,懲罰本土企業。他們完全沒有覺得台灣有做全球化的可能。」

而對岸可不同。從政府到產業到企業,他們一心積極地想要建立品牌,想要走出去的企圖心,人人可見。

我不想長他人志氣,也不想漲自己威風。我要說的是:中國正在以他們的財富,給全世界出了試煉的題目。我們,因為語言、文化及地理距離的特殊背景,受到的試煉會特別大,不能不小心。但是,我們也因為語言、文化及地理距離的特殊背景,在這場試煉中可能產生的收穫也特別大。

端看怎麼善用這面鏡子。

這是對我們靈魂的第一道試煉。

書籍介紹

《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 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作者:郝明義,現任大塊文化、Net and Books,與ChineseCUBES董事長

我們要敢於和過去不同,敢於和對岸不同,敢於在險境中開創新的未來。

二十年時間將決定我們是滅亡還是新生。

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

責任編輯:鄒琪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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