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不加調味料」的電影 —專訪《太陽的孩子》導演鄭有傑、勒嘎舒米

這是一部「不加調味料」的電影  —專訪《太陽的孩子》導演鄭有傑、勒嘎舒米
太陽的孩子劇照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太陽的孩子》不能只是一部個人的創作。勒嘎導演強調,「我想傳達的東西是屬於大家、屬於大地的,需要很多人一起投入,也需要族人的意見,或由他們自己演出自己的故事,只有這樣,這部片子才出得來。」

文 / 洪健倫

《太陽的孩子》講述一位在把孩子留在部落,隻身在台北新聞圈打拼的阿美族單親媽媽,在一次父親病重返鄉照料時,看到父親拖著虛弱的身體,依然帶著工具上山復育荒廢的梯田,使她毅然決然決定返鄉,照顧家人,也投入復育梯田水稻耕作的傳統生活文化,完成父親心願。

向這片土地的唐吉訶德致意 《太陽的孩子》拍出部落傳統與開發的拉扯

這部影片的動人力量來自銀幕上樸質的影像,以及素人演員真摯的情感,除了讓觀眾看到原住民在現代化社會下面對謀生與家庭、現代與傳統兩頭兼顧的兩難,更重要的是花蓮縣港口部落的族人為復育傳統文化的執著,他們對祖靈、與天地萬物的崇敬之意。

這是鄭有傑與來自花蓮港口部落的新導演勒嘎舒米(Lekal Sumi)共同執導的作品,也是鄭有傑成立的「一期一會」製作公司的開山之作,製作公司乃是鄭有傑為了管理近年越來越多的影視拍攝工作而設立,但他仍然希望「一期一會」是從電影出發,因此特別以《太陽的孩子》做為公司的第一部作品,對於關注台灣社會、身份認同等議題的鄭有傑而言,這個起手式別具意義,他像是這位創作者的縮影,也像是一切歸零重新開始。

這部劇情長片以阿美族文化工作者舒米・如妮(Sumi Dongi)在港口部落復育梯田水稻耕作的經歷為原形,勒嘎是舒米如妮的兒子,當年他從西部都市回到花蓮,對於未來仍然一片茫然,偶然之下他開始紀錄母親復育海稻米的過程,拍成了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從為受過專業訓練的他一切憑著直覺完成。

另一方面,在台北的鄭有傑因為一則台東「超馬女孩」的新聞來到東海岸取材,但是過程並沒有想像中順利,卻反而讓他認識了舒米、勒嘎,還有看到勒嘎幫母親拍攝的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

片中,舒米為部落付出的努力與勒嘎影像的樸質情感都深深感動鄭有傑。「我們在做的,都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我覺得人都是要被復育的,我媽媽復育的不只是這片田,還有人的心、與被遺忘的價值。」勒嘎導演說。

鄭有傑則表示,透過這部紀錄片,他的心也被復育了,這樣的效果就像磁鐵,讓他再次回到部落,希望讓這股能量能夠擴散到更多人心裡。

讓族人演出自己的故事,化為台灣社會的縮影

「《太陽的孩子》雖然是在講部落的故事,它也在講更大的台灣社會,因為在很多地方發生的事情都是一模一樣的,你可以把台灣看成一個很大的部落。因此,當我能夠成功呈現一個真實發生在部落中的故事,大家就可以從影片中自由延伸出更多意義。」

鄭有傑說,這也是他在勒嘎的紀錄片之中所看到的力量,在他眼中《海稻米》講得不只是梯田、部落的故事,是更大的東西。鄭有傑相信「人心自然嚮往善念,這是人的本能,看小孩子就知道了。我覺得這個東西存在每個人的心中,是可以跨越族群的。」

勒嘎談到這部作品,他相信這部片做到的不只是通俗,「《太陽的孩子》是一部『有機』的電影,我們沒有用任何調味料原汁原味地呈現給大家,那個東西是可以撫慰人心的。大家都習慣吃的太重鹹了,我覺得我們做到的是一個保留原始味道的電影,有點像葉子剛長出來,充滿露水、充滿土味的氣息。」

但《太陽的孩子》不能只是一部個人的創作。勒嘎導演強調,「我想傳達的東西是屬於大家、屬於大地的,需要很多人一起投入,也需要族人的意見,或由他們自己演出自己的故事,只有這樣,這部片子才出得來。」

在部影片裡,我們看到主角爺爺或部落耆老,總是謙卑誠摯地向祖靈祈禱,讓人感覺到族人對於天地萬物的敬重。

而其中最美麗的一段拍攝經歷,莫過爺爺要帶著小孫子登阿美族聖山「奇拉雅山」(Cilangasan)的那一場戲了。在這場戲,重病的爺爺帶著小孫子來到聖山山腳,希望帶他進入聖山感受祖靈,無奈山路陡峭,重病又拖累阿公身體,只得做罷。

在山腳下,阿公向小孫子述說了這座山的故事,原來清朝時阿美族先人為了逃避清兵追殺,躲進了奇拉雅山才得以存活,到今日他們的祖靈還居住在這座山中。阿公告訴小孫子不要怕,長大之後一定要爬一次聖山,成為真正的男人。但你可知道這一場戲是在完全沒有預料之下發生的嗎?

祖靈聖山前的奇蹟

原來,當初的劇本並沒有這一段,是勒嘎和鄭有傑聊到他登奇拉雅山的經驗,鄭有傑才決定臨時加進這一場戲。當時聽到這段往事,鄭有傑不禁想:「我來部落拍這樣的一部電影,無論如何應該要來一趟聖山,告訴這邊的祖靈,我是一個漢人,今天來是為族人而拍片。」

堪景時,鄭有傑帶著工作人員走進聖山,大家似乎都能從山林的神聖氛圍,感受到導演為加進這一段戲的意義,途中眾人都沒有交談,用心感受著奇拉雅山的一切。

等到劇組正式拍攝時過程更是奇妙。「那時候我們已經拍的差不多,大家已經準備要走了。但阿公和小朋友還是不走,他們坐在剛剛拍攝的地方,這時剛一道光剛好穿過樹林灑在阿公身上,在彼端等待大家工作的阿公,則是很自然地和孫子講起這座山的故事。」勒嘎回憶。

鄭有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等我發現,這一切已經很自然的發生了,而攝影師比我更早注意到,所以當時已經很自動的開始拍,而且拍到一半還有一隻蝴蝶飛過來停在阿公身上。拍到那個鏡頭之後,大家都沈醉在一種感動之中。雖然之後我又很快請大家補拍幾個鏡頭,但一開始完全沒有人下達任何指令,一切就發生了,真的是很奇妙的經驗。」鄭有傑說。

阿公說的每一句話,都不是寫在劇本之中的台詞,似乎自然而然、發自內心地,他就開始將先人的故事傳承給跟前這位部落未來的男人。或許只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才能在這樣重要的地點,發自內心地成就這一刻。更不難想像勒嘎為何會篤定說:「這片子沒有辦法找別人來演,他就只能用這樣的方式呈現,這種東西才是最有力道的。」

勒嘎舒米 — 部落與電影之間的關鍵角色

為了讓族人在銀幕上呈現他們想要的力量,勒嘎在劇組中擔任的角色就格外重要,他不但在劇本寫作的階段提供故事的精神,並確保這個故事足以代表部落,「唯有這樣子,我才能去檢視我們這樣拍到底對不對,有時候我不確定某個東西的作法,要先經過勒嘎這關,或甚至當勒嘎也不清楚時,還要經過部落族人這一關,這一定需要勒嘎的協助。加上勒嘎來自部落,因而當有個東西拍下去能成就這部電影,卻會傷害部落時,他會把關。」鄭有傑解釋。

勒嘎他也扮演劇組與族人間的橋樑,幫助大家建立交情,「我出現在這個場合大家比較習慣,以前都是我拍他們,如果一下子在部落裡出現了3、40個拍他們的陌生人,他們會比較難適應。而且在這個階段,我就是帶大家感受接下來要拍的東西是什麼,包括工作的狀態、職責範圍,還有部落的文化、人都需要建立起來。」勒嘎說。

雖然這是勒嘎第一次擔任劇情片導演,鄭有傑還是從勒嘎身上學到很多。「勒嘎的個性有種豁達、包容,對於事情翻展不如預期的時候,總是有種接受的態度,這也改變我在現場的工作方式」鄭有傑說。

他說,和自己一道拍攝現場就很緊張的到處察看準備進度不同,「勒嘎一到拍攝現場,都先找個自己舒服的地方坐下來,感受現場的一切,偶而突然給我一個意見,往往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我也讓自己學習勒嘎的工作方式。很多以前的經驗反而是阻礙。」鄭有傑表示。

在《太陽的孩子》剛開拍不久,鄭有傑還是用以前的方式來執行,把自己繃的很緊,「剛開始我很ㄍ一ㄥ,因為都是素人演員,我又把分鏡切的很細,當事情進行的越不順利,我越會回到以前一個take、一個take的工作方式。變的比較緊張、比較兇,拍完之後也是很挫折,不舒服。」鄭有傑回憶。

一天晚上,劇組人員把鄭有傑找去喝酒,「他們就說『導演你太緊張了,你口口聲聲叫我們放鬆、去感受,你自己都沒有在感受,不要緊張有我們和勒嘎在。』那一天之後,我突然領悟到這麼緊張也沒有讓事情比較好,就放鬆下來了。」

Photo Credit: 牽猴子整合行銷

Photo Credit: 牽猴子整合行銷

不只是過客,讓港口部落留在每個人心中

《太陽的孩子》在院線上映前,搶先在大安森林公園舉辦了一場露天放映,感動無數觀眾,但其實在更早之前,港口部落的族人是全台灣第一批看到《太陽的孩子》的觀眾,在今年暑假本片在台北電影節舉辦世界首映之前,鄭有傑和勒嘎先回到部落,讓所有的族人看過這部電影最終的樣貌,「對我們來講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沒有完成,我們很難繼續往下走」鄭有傑說。

他們請人在秀姑巒溪的出海口,搭起了一張銀幕,用一般的投影機放映。「在放之前我們也很緊張,之前從來沒有在部落做過這樣的事。」勒嘎說。

那一場的經驗超乎兩位導演的想像。放映的時候,天空完全暗了下來,頭上是滿天的星空,大家看著影片又哭又笑,偶而還有小朋友跑到前面時不小心擋住鏡頭,「放映的效果很好,好像在看電影,而且又可以抽煙喝酒。」勒嘎笑道。

對於鄭有傑而言,這也是他拍電影以來,頭一次在看自己的成品時心裡感到這麼輕鬆,以往在台北的試片室裡,他都會擔心觀眾在某個特定的點有沒有反應,這次和港口族人們一起看電影,或許因為大家在星空下一邊喝著酒,一邊在親朋好友出現在銀幕上時大笑,反而更像大家一起看家庭錄影帶。

對於拍了三部長片的鄭有傑而言,這次看《太陽的孩子》還有更不一樣的感受,「以往看自己拍的片子,尤其在最後做完DCP(電影封裝)之後,都會在電影裡都會看到自己的影子,但是這次自己看的時候,完全沒有感覺到自己的影子,雖然我太太還是覺得電影裡面有我自己,但是感覺起來跟以前不太一樣,可能是這次不再是那麼以角色為主的電影,也和勒嘎合作的關係,裡面有些是勒嘎放進去的東西。」鄭有傑說。

放映過後,有一位ina(阿美族語的阿姨)看完電影覺得非常感動,因為以前有很多人到部落拍過紀錄片,但沒什麼人在片子拍完之後,特地把片子放給族人看過,而《太陽的孩子》不但是由村民一起演出、完成的電影,更特地回來讓大家看到努力的成果。

那位ina還說,其實部落從事復育很多年了,今天終於看到屬於自己的電影,非常感動。這一切的回饋都讓鄭有傑覺得和以前拍片的經驗非常不同,「我以前在片子做到這個階段的時候,都會覺得非常累,這次感覺反而非常輕鬆,電影和他帶來的反應一直在給我很好的回饋。」鄭有傑說。

勒嘎說,這種從族人身上得到的回饋,有點像他當初拿起攝影機開始拍紀錄片的原因,回憶當初他開始拍片的處境,「一開始我拿了一台人家不要的DV開始隨便拍,拍久了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某次因緣際會下,我趁部落耆老坐遊覽車的時候在車上放了我拍的帶子,大家看到自己在銀幕上,都笑的很開心,那是我回部落後第一次感受到原來我可以帶給他們一點歡樂,我也從中得到成就感,跟拍《太陽的孩子》感覺是一樣的。」勒嘎說。

而這趟回到部落放電影的過程,對於勒嘎而言他的意義已經超越了活動本身,「某種程度我覺得跟電影無關了,而是建立一種情感,這也是我期許這部電影應該要有的狀態。」勒嘎說。

和電影中呈現的故事、世界建立情感,正是這次《太陽的孩子》劇組的經驗寫照,從在前製與拍攝期,劇組大約有百分之七十的時間是在部落生活、感受,和族人相處,因而建立起需多令人難忘的友情,當鄭有傑與勒嘎帶著電影回到港口部落放映,很多劇組成員都自費坐車回到部落和大家一起看電影。

「我們在拍一部片的時候,很容易讓自己變成過客,拍完就走了,沒有和拍攝的人事物產生任何情感的連結,這次因為很多原因,讓很多人都變的不只是過客。」鄭有傑說,「我們也希望觀眾在看過這部片之後,也不會把這個地方當作跟你無關,雖然港口部落地處偏遠,我希望他能留在你的心裡面。」

全文獲授權轉載,文章來源:放映週報

責任編輯:鄭少凡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