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給肯亞貧民區的台灣人:勇氣就是知道「孩子的未來」比「恐懼」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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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和錢韻中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孩子進入公立學校或更好的學校,幫助他們翻轉現況,再返鄉回饋,鼓勵更多家鄉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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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上觀、郭盈蘭、世界微光|照片提供:錢韻中

一到肯亞,從奈洛比國際機場直達市區,迎進眼底的,是一片寬廣的大馬路,雙向各有三線道,闢道者欲一路延續肯亞國門霸氣的意圖,一覽無遺。

不過,浩浩袤袤的路面,很快就露出了破綻,街上沒畫分隔線,只有幾個紅綠燈,聽說,交通常是大塞車而動彈不得。小販紛紛抓住兜售物品的大好機會,在車陣中穿梭,沿路叫賣毛巾、礦泉水、掃把、水桶、紀念品、水果……生活用品形形色色,街頭就像一間活動式百貨公司。

Mukuru Kwa Njenga貧民區,距離奈洛比約15公里,面積約1.2平方公里,是肯亞的第二大貧民區。穿過市井車陣,那裡,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在進入Mukuru之前,領路的牧師叮嚀,小心地上垃圾狀的塑膠袋,因為那些塑膠袋,其實是「飛行廁所」:「貧民區裡沒一戶人家有廁所,稱得上公共廁所的不到千間,平均800人共用一間廁所,比較幸運的區域,大概是200人共用一間。」因此,這些塑膠袋成了替代品,解決完畢,也不會存放在家裡,而是扔到街上。

一進貧民區,空氣中瀰漫著焦味與酸敗的味道,未經處理的污水流入狹小巷道,所謂的「道路」,則是由泥土、垃圾、果皮和塑膠袋層層堆疊而成,我們才發現,要避開「飛行廁所」,其實很難。

領路的牧師來自台灣,名叫錢韻中,老家住在屏東。1991年,她31歲,獨自一人來到肯亞。4年後,她和肯亞籍丈夫開始在Mukuru服務,看見Mukuru嚴重的教育問題,決定留在這裡。

身體的價值:新台幣三元

肯亞擁有非洲最大的貧民區,包括Kaiyaba、Njenga和LungaLunga,約50多萬人居住。從五零年代開始,肯亞農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遷移,這些人沒有受過完整教育,難以在大城市生存,只好在都市邊緣遊走,漸漸形成極具規模的貧民區。

其實,相較於其他非洲國家,肯亞政經是相對穩定的,不但有較完善的交通和基礎設施,近年來,更成為東非最工業化的國家,首都奈洛比亦一躍成為東非的金融中心—然而,就像那平坦廣袤的大道露出了破綻,這樣的奈洛比,同時也有60%的居民住在貧民區裡,其市郊有20個貧民區,共約300至500萬人。

貧民區多數居民都沒有固定收入,每天收入平均約新台幣30元,還可能都欠了一些錢:房租、學費、油錢、雜貨店老闆娘的米錢……。他們住在臨時搭建的鐵皮屋,道路沒有名字,違建沒有門牌,對肯亞政府而言,這裡是不合法的地方,當然也沒有權利享受任何設施或服務,包括拉水管、接電線、鋪馬路、垃圾處理、設立學校或醫院。

層出不窮的治安事件,讓這裡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賣淫、愛滋病、毒品、搶劫、暴力事件時時可聞,尤其以愛滋病最嚴重。

由於貧民區裡女性地位及教育程度極低,為了填飽肚子,只要新台幣3元的價錢,就可以進行性交易。許多嫖客都是愛滋病患,導致女性得愛滋的比例高於男性、年齡層低於男性。在貧民區,父母死於愛滋的孩子很多,這些孤兒已超過肯亞人口的四分之一。

肯亞貧民區之大,是眾所皆知的,人們可以透過Google地圖找到,也可以在搭機經過肯亞上空時看到,但無論如何,就是不會出現在肯亞政客眼裡。隨著社會貧富不均擴大,貧民區規模也越來越大,開發中的肯亞經濟雖快速成長,仍無法根治這個嚴重的問題。

Mukuru的房子是用破舊鐵皮、木板、竹子、油毛氈和塑膠布搭起的,走在區內的曲徑上,宛若走迷宮,沒有當地人引導難以出入。
教育可以翻轉貧窮,但那些窮到負擔不起教育的人呢?

「Mukuru的孩子幾乎都沒上過學,很多超過10歲的孩子仍不識字,也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因為對他們而言,讀書不是最重要的。」

距離奈洛比國際機場不遠的Mukuru,因著工業區的勞工需求,是這二十年來快速增長的新興貧民區。錢韻中說,Mukuru的孩子一天只吃一餐,如果當天父母臨時工作外出,就會上街乞討,等到晚上父母回家,才能有晚餐餬口。這些居民一天工資不到新台幣100元,還要養活一家五、六口,父母根本無法負擔學費。

在豆子餐中加一顆蛋,對貧民區的孩子已是莫大滿足。

錢韻中認為,讓Mukuru的下一代接受教育、培養一技之長,是目前改善生活最好的方式。然而,儘管肯亞政府2003年頒布了教育法,提供免費小學義務教育,但肯亞的免費教育一直只是政策口號,效果不彰。

因為,家長仍需自費購買和他們收入不成比例的書籍、制服和其他學習費用,肯亞又推行16%的重稅,基本物價頗高。加上公立小學的老師薪資十分微薄,常罷課與政府抗爭,間接造成孩子普遍成績不佳,進不了中學。因此,目前肯亞的一般父母寧願狠下心花大錢讓孩子進私立學校,便宜的約肯亞幣1萬先令(約新台幣3000元),昂貴的3萬先令(約新台幣9000元)。

可是,在宛如「無政府狀態」的貧民區,沒水電、沒學校、沒醫院,更沒有能力讓孩子進私立學校。人們總是喊著「教育可以翻轉貧窮」,但對於這些連基本教育都無法負荷的人而言,又該怎麼辦呢?

錢韻中夫婦左思右想,決定在Mukuru設立學校。

你們不是企業家,也沒有政府支持,怎麼能辦學?

辦學之初,錢韻中遠在台灣的媽媽很憂心—其實一開始,知道錢韻中要去肯亞的消息,家人就不是能完全接受。

「有一天,忽然聽她說要去東非,我們最初並不能完全理解,也捨不得爸媽對她的付出和栽培,更擔心隨時要有最壞的打算。」錢韻中的弟弟是內科和感染科醫生,近年來偶爾會到肯亞幫忙:「我父母是音樂老師,姐姐大學畢業後,也在屏東教育大學擔任助教,『非洲』這兩個字很突然就闖進了我們的生活。直到幾年前我去當地義診,親眼目睹當地的情況,我才明白她為什麼要這樣堅持20幾年。」

當時,媽媽知道夫婦倆想辦學,對她說:「你們不是大企業家,也沒有政府支持,只是兩個沒什麼薪資的傳道人,怎麼能辦學?」但錢韻中說:「正是因為沒有政府和企業家去貧民區辦學,我們才更必須做這些事。」

夫婦倆沒有儲蓄,但爸媽曾留給他們一筆買房的錢,1998年,他們將這筆錢拿出來,蓋起了鐵皮屋教堂,其中一間成了教室,就是「COMIDO恩慈兒童學校」(Compassion and Merc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COMIDO)幼兒園的前身,收了32名兒童。他們照顧孩子生活起居,教他們讀書識字,為他們準備進入附近正規小學。

第一批COMIDO孩子在鐵皮屋教室前合照。
所謂的「老師」,一開始也只有兩位。一位是在教堂認識的Nancy,錢韻中夫婦倆看到她對孩子的愛,付學費讓她進修,完成師範學校的課業,另一位則是負責飯食的Jannet。
你送孩子來上學,我送他一餐飯

「其實,一開始沒有孩子來上學,因為大人不是失業就是去打零工,顧不到孩子的教育。我們一戶戶拜訪家長,跟他們說:『你送孩子來讀書,我送他一餐飯吃。』最後才終於招了32個孩子。」

他們為孩子煮飯、買制服、書本、寫作本和文具用品,這些支出漸漸成了很大的挑戰,於是除了節省自己的生活費,夫婦倆還常跑到200公里外的農場找便宜又新鮮的食物,買下數十斤的豆子和玉米,供應每日伙食—兩人之所以能如此堅持,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錢韻中的丈夫詹姆士也嚐過求學之難的苦澀滋味。

「我到肯亞的第二天就認識詹姆士了,當時我受邀去烏干達開會,他則被外派到那裡。」錢韻中說,詹姆士來自肯亞,出身窮困,家裡另有10個兄弟姊妹,常常有一餐沒一餐。6歲開始,他每天赤腳走5公里去上學,不但完成基礎教育,還高分獲得進入公立中學資格,但因家境不得不放棄,而去農場挑咖啡豆。

隔年,他二度通過考試,媽媽賣了牛籌錢,卻還是無法支付第二學期的學費。3年後,當地咖啡農決議一起資助學生讀書,他終於得以念完中學,考上A級大學,只是,沒錢繼續唸書的窘境再次找上他,故事又繞回了原點。

求學過程一波三折,他卻早已養成不怨天尤人的習慣,在鄰近城市找了個咖啡園的工作,負責照顧農場,也在當地教會結識許多朋友,一次,牧師和他聊天,得知他的身世,答應資助他三分之二的學費,他喜極而泣。大學畢業後,一間新加坡教會雇用他,派他到烏干達服務,也因此開啟和一個台灣女孩的良緣。

詹姆士在學校、教會忙碌之餘仍努力自我進修,他花了19年利用函授教學、網路教學,終於拿到神學碩士和心理諮商博士學位。
跨文化婚姻維持不易,詹姆士說:「我們在溝通方面或許只能理解彼此70%,其他需要靠猜測,所以每次有誤會,我們都不輕易下評判。」他們維繫感情的秘訣,就是將婚姻認定為盟約,而不是契約:「契約講條件,你付出多少我才付出多少,盟約建立於對伴侶的戀慕,但它不只是感覺,更強調堅持盟約的意志和行動。」
詹姆士和錢韻中本身也領養兩個孩子。

「結婚後,我們住在奈洛比市中心,我太太在肯亞教會做婦女關懷工作,常穿梭於大街小巷,甚至去許多外國人不太敢去的『後街』(Backstreet)(註一)探訪,結交許多當地朋友。」詹姆士說,在錢韻中學習肯亞官方語言「斯瓦希里語」的期間,這位斯瓦希里語老師帶夫婦倆走訪了Mukuru貧民窟,看見這裡的情況,讓他們決定落腳於此。

勇氣是什麼?勇氣是知道「孩子的未來」比「恐懼」更重要

一開始,COMIDO並沒有開辦小學的計畫,錢韻中夫婦請家長帶第一屆幼兒園畢業生去正規小學念書,卻被家長拒絕了—因為當時除了一間名額有限的小學外,貧民區沒有其他學校。他們告訴夫婦倆:「孩子都很喜歡來這裡上學,我們也無力支付學費,你們可以讓孩子繼續在這念書嗎?」此時一個大問題卻浮現在錢韻中眼前:「可是,沒有老師的薪水,去哪裡找老師?」

2000年是艱困的一年,大部份捐獻中斷了,夫妻倆沒有其他收入來源,除了親自擔任教職外,為了讓Mukuru的家長們沒有負擔又有參與感、脫離「我做不到」的負面價值,他們鼓勵家長象徵性地繳交100先令(約新台幣40元),學習為孩子的教育付出。

「我們的教學環境和資源很簡陋,幾年前,學校開辦晚自習,想讀書的孩子,晚上6點到8點可以回到學校念書。那時,學校的照明設備只有煤油燈,但他們在昏黃的燈光下仍然願意念書……」錢韻中說,每次晚上回家,想到孩子們的需求,常忍不住掉淚:「每次看著他們,都好想給他們更多,但我們能付出的實在好有限。」

在鐵皮屋裡讀書,不是件容易事。肯亞氣候只有雨季和乾季,天熱時屋裡常是高溫,雨天時,雨珠滴滴答答打在屋頂上,吵得學生常常聽不到講課內容,因經費有限,每三個孩子還必須共用一本教科書。然而,COMIDO就這樣一年增加一班,2006年,在這間鐵皮屋裡,出現了第一屆讀完八年級的畢業生(註二),其中許多人因成績優異能繼續就讀國立中學,父母們也越來越有信心,甚至主動表示:「以後不必免費提供孩子制服,我們可以自己支付!」

COMIDO孩子的表現的確超乎眾人意料,畢業考成績常比貧民區外的一般學校優異。肯亞的全國小學生畢業考滿分為500分,COMIDO每屆至少有半數學生能考到320分以上,達到中學錄取資格。

Faith Nyakundi,就是其中一位學生。她小學考入全國最優秀的女校後,發表了一篇自傳,描述貧民區的就學和生活問題,這篇文章引起一間國外NGO的注意,主動支持她從中學到大學的全額獎學金,現在在美國讀大學,主修國際法,放假時常回到COMIDO探望錢韻中夫婦。

「她的經歷除了讓家人非常興奮,也讓Mukuru的家長看見教育能改變現況,激勵大家更願意送孩子來念書。」錢韻中充滿感激地說:「我感謝當初快撐不下去時,上帝又給了我們勇氣,沒讓我們放棄。」

而,什麼是勇氣呢?她回答:「勇氣是判斷Mukuru孩子的未來比恐懼重要。」

肯亞穆斯林約佔十分之一人口,加上東非政局多變、天災頻傳,他們發現COMIDO孩子的家庭背景越來越複雜、多元,像索馬利亞難民的孩子人數就逐年增加。原本,當地伊斯蘭家庭的女孩是無法上學的,但卻有不少家長看見COMIDO孩子的改變,送女兒來COMIDO上課。錢韻中說:「學校裡的孩子雖來自不同種族,但大家從小當同學,一起玩、一起吃飯,長時間自然的相處,從來沒有族裔衝突。社區也因為學校,家長間有了共同的話題,笑聲多了。」
現在,師資薪水仍是一大挑戰。COMIDO所有教職人員都是當地人,因為希望招募更多老師,學費現在已調為仍在家長負擔範圍的500先令(約新台幣160元),但由於學校放假期間不收學費、附近治安不佳,因此老師離職率高,COMIDO每學期都要重新招聘老師。另外,因居民常換工作、遷移頻繁,學生流動率也不低,導致學費收入仍不穩定。
COMIDO已經很成功了,對吧?

詹姆士和錢韻中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孩子進入公立學校或更好的學校,幫助他們翻轉現況,再返鄉回饋,鼓勵更多家鄉的孩子。

我們問詹姆士,COMIDO已經很成功了,對吧?

「我們成功了嗎?我們的確有數據,也可以數算COMIDO畢業生的『成功案例』,但是,我想唯一真正值得談論的衡量標準,是在這些孩子生命中發生的改變,還有整體社會因此獲得的益處……」詹姆士說:「我們無法教到Mukuru所有的孩子,只能教導一位、兩位、一百位,讓他們知道自己是很重要的。當他們回鄉,我們期盼他們一起改變Mukuru。」

現在,COMIDO已走過23個年頭,全校有400多位學童和數十位教師,對於下一階段的方向,錢韻中的想法很清楚:「因為不是每個孩子都擅長念書,我們希望能建立健全的技職學校。肯亞目前沒有正式、規模完善的技職學校,那些無法升學的孩子,只能繼續留在貧民區,做做小生意或臨時工,無法改變家庭狀況。」

聽起來,又是一條很長的路要走,因為技職學校的校地、師資、教室設備、電腦、工具機,完全都還沒有著落,這一切又該從哪裡來呢?

但是,深知「勇氣」定義的她坦然回答:「沒關係,就從零開始吧!」

後記:COMIDO未來計畫開辦技職學校,錢韻中和詹姆士將他們在Mukuru的故事,寫成《兩個人,一所學校》一書,希望以此書在台義賣募款。

註一:奈洛比有一條名叫Moi Avenue的街,宛如兩個世界的分界線。在Moi avenue的一邊,是高樓大廈、高級辦公室和治安良好的住宅區,另一邊則是人車擁擠、吵雜繁忙的生意區,以及低收入的住宅區,治安不佳,當地人都稱它「Back street」(後街)。

註二:肯亞的學制為小學八年,中學四年,大學四年。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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