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香港人︰聲音與憤怒——陳民官的音樂與人生

在台灣的香港人︰聲音與憤怒——陳民官的音樂與人生
Photo Credit: 張葦菱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變幻原是永恆,十多歲跟二十多歲的陳民官,心態上也起著一定的轉變。在台灣的獨立音樂圈浸淫了一段日子後,他顛覆了從前的自己。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編按︰本文作者李雨夢,最近出版了​ 《島嶼.浮城︰15則香港人在台灣的生活札記》一書,訪問15位在台灣的香港人。本網獲出版社及作者授權,刊登其中兩篇的刪節版。)


台灣文化評論人張鐵志著有《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一書,描述西方搖滾音樂的發展,並探討音樂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音樂是否有可能改變這個世界。音樂能否改變這世界,這一問題,不易回答。但是,音樂改變了陳民官,一個在台灣的香港青年。

以音樂走進台灣的生活

和你約在師大路
一個人坐在路邊等待你的時間
不知不覺又過了三年
一切都沒改變
朋友們相聚的夜
抽煙的你和不抽煙的我坐在公園
——透明雜誌樂團〈師大公園地下司令〉

民官是個音樂人,不只教人吉他,也和人組團玩音樂。長相斯文,帶著金框眼鏡,一副標準文青模樣。然而,外表底下那顆對社會關懷與熱愛音樂的心,竟是如此巨大。幾年前,陳民官常常出現在香港社會運動的場合,他當時所屬的「The Ginkgo 白果」樂隊會到現場演唱。我跟民官的認識,也是在那地方。

在石崗菜園村那一大片荒蕪之地上,他們嘗試為這片土地注入音樂,同時控訴政府的不義拆遷,那一場結合不同音樂人與樂隊的「拆到爛晒音樂嘉年華」,是香港版本的胡士托,發生在2011年的新春。

那一年民官特地從台灣回香港過新年,參與了這一場別具意義的嘉年華。當時他仍然在僑大修讀先修班,在他的回憶裡頭,這一整年的生活只圍繞在書堆中,幾乎沒有觸踫過心愛的吉他,更遑論練習。只有回到香港,才有短暫的喘息空間,得以重拾吉他和音樂。

刻板的先修生活終於結束,他順利升上了位於士林區的東吳大學,修讀哲學,也無風雨也無晴。直到第一個學期的終結,一場發生在Pipe Live Music的音樂會,改變他在台灣生活的模式。

那場音樂會,不過是無心插柳之下的觀賞,在網絡上聆聽了表演樂隊的音樂後,覺得那是自己喜歡的風格,於是前往購票。那時開始,他才意識到原來台北存在這樣的樂團,這一塊他從未曾認真去探索的領域。當天的音樂會,意外在台下遇上同是東吳的學長,學長熱心地介紹了其中一個表演的樂手給民官認識,這個滿面鬍鬚的樂手來自同一所大學,並在民官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2年,他獨自留在台灣過新年,鬍子學長得知民官的狀況後,本著台灣人的好客精神,邀請他前往位於古亭區師大路上的師大公園,共同渡過一個「另類」的新年。師大公園是古亭區的傳奇,每個夜晚,那裡都會聚集不同類型的獨立音樂人,互相交流音樂、即興演奏又或是純粹的喝酒、抽煙、聊天。

自從年初一跟隨鬍子學長到過師大公園後,民官便開始流連忘返於此地,生命力與自由的感覺,真實地體現出來。後來,他每個晚上都會來到這裡,正值剛剛失戀的階段,某程度也是藉此來排解寂寞鬱悶的情緒。就是這樣,民官在師大公園認識了很多有趣的音樂人,也與台灣的獨立音樂圈結下不解之緣。

香港獨立音樂的局限與障礙

讀書和工作以外,他在台灣的生活與音樂密不可分。2012年的時候,他組了一個新的樂隊 ── The JUNK帆人。

「去年開始表演的迷幻樂團(廣義來說,他們音樂有太多元素了)The JUNK帆人,在一年間以橫跨60-90年代的各種藍調基底樂風於臺北樂團圈竄起,騷動啊騷動的,現場就這樣漂過了個新年。」一篇訪問中,記者如此介紹他們。

短短的描述,側面反映了陳民官在台灣的發展,逐漸的闖出了名堂。自從組了帆人樂隊之後,他和樂隊在台灣的獨立音樂圈慢慢有了名氣。不斷有Live House邀請他們去表演,到過Revolver、Pipe、The Wall,又參與過野台開唱等大型音樂祭。他說,台灣的觀眾是真心願意購票入場欣賞表演,發展相對來說容易很多。即使沒有主動宣傳,台灣的樂評人也會撰寫文章,推薦喜歡的樂隊予讀者,間接為他們做宣傳。

看見台灣的環境,反觀香港,那片音樂的土壤仍然貧瘠。

這種差異,體現於兩地的音樂文化上,台灣的流行音樂有市場,獨立音樂也有生存的空間。許許多多的Live House,如港人所熟悉的女巫店、Legacy、The Wall、海邊的卡夫卡等,從小型到大型的場所,不一而足。

反觀香港,獨立音樂只能在夾縫中存活,提到Live House也許只會讓人想到Hidden Agenda,能經營下去的已所剩無幾。「台灣一晚就可以有幾場不同的表演讓聽眾選擇,但在香港也許一晚只有一個選擇吧。」

遊走於台港兩地的知名樂評人張鐵志曾經說過,香港獨立音樂發展的遲緩停滯,在客觀層面來說是由於演出場地的缺乏。儘管近年出現不同的有心人以游擊的姿態,意圖打破這種限制的枷鎖。然而,香港那個資本與官僚結合而成的體制,實在過於龐大且難以撼動。簡單如牌照問題所牽涉的法例,在多如牛毛的規定就足以讓有心人心力交瘁。

香港的Hidden Agenda,置身於牛頭角的工廠大廈,曾經策劃過百場來自本土與海外樂隊的演出及交流,卻是碩果僅存的空間。這樣一個可以聚集世界各地音樂交流的場地,在自稱為「國際化」的香港裡,處處遭受打壓與限制。政府經常以各種不符合條例或規格的理由來找Hidden Agenda的麻煩,近年更著力進行以「活化工廈」為名的計劃,美其名是活化,事實卻是把工廈改造成旅館、酒店,將這個獨立音樂僅餘的空間,都狠狠地扼殺掉。

在台灣發展音樂事業真的比較好?

港人羨慕台灣濃厚的文藝氣息,因為香港沒有文化局,對於文化政策的訂定都來自於負責文娛康樂體育的民政事務局。那一年,備受推祟的作家龍應台出任台灣的文化部部長,令人滿心期待。

大抵是期望愈大,往往只會換來更大的失望。伴隨著龍應台的上台,文化政策的種種癥結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她的聲望更在反服貿一役後大大下降,從具有強烈批判性的作家到為政府辯護的官員,那一道鴻溝,映照出今是昨非的唏噓。即便在Live House的態度上,文化部也是處於非常含糊的狀態,擱置不處理這個燙手的山芋,談不上有任何的進步性。

台灣前年結束營業的「地下社會」Live House正好給予我們一個機會,窺探台灣獨立音樂的美麗與哀愁。同樣位於師大路的「地下社會」(簡稱地社),經營了十多年,孕育了五月天、蘇打綠等著名樂團。

2012年,地社經歷了第一波的結業,起因於公共安全檢查的不合格,局方多番臨時檢查使營業者不勝其煩而結業。後來則是因為政府對於Live House法規沒有任何作為,以及師大三里自救會的住戶團體多方施壓,將獨立音樂視為社會亂源,以致地社默然地與整個社會道別。

原本相安無事地共存了十多年的地下與地上,突然變得如此截然二分。

到過地社欣賞表演的民官,看到這片空間的消逝,既婉惜又難過。地社裡頭漆黑的狀態,彌漫著濃烈的煙與酒,真是彷如一個地下社會。最讓他深深著迷的,是一群異常浪漫的人,一群被社會視為邊緣人的份子,那種對於音樂與純粹的追求和沉溺,構成了地社的圖像。

不止地社,連被視為「台灣獨立音樂愛好者的共同記憶」的女巫店,也曾面臨過被打壓的處境。對於Live House因不合法而面臨的困局,民官自有一套見解︰「因為台灣仍然算不上是一個完全民主的社會。雖然有了選舉,但是威權體制的陰霾仍然籠罩於這一片土地上空」。

政治與去政治的分水嶺

眼前這個外表溫文爾雅的青年,身份除了是音樂人和學生外,還是一名抗議者。回憶起青春的印記,曾經把音樂和抗議行動如此緊密地結合,都得追溯回少年時代的啟蒙讀物︰《聲音與憤怒》。

當年,十多歲的民官努力地去探索音樂的意義,讀到此書時,心裡感到非常震撼,原來音樂的力量竟可巨大如斯。這倒解釋了十多歲時候的他,為什麼抱著一支吉他就跟朋友跑到社運場合去演唱的原因。

變幻原是永恆,十多歲跟二十多歲的陳民官,心態上也起著一定的轉變。在台灣的獨立音樂圈浸淫了一段日子後,他顛覆了從前的自己。如今,他不再認為音樂必然要跟政治連結起來了,音樂不再必然要作為一股抗議的聲音。「抗議歌曲只是音樂其中一面的情感,而非所有,就像我們的生活一樣,不可能只有抗議和政治,音樂應該是多元的。」

他所喜歡的台灣樂團,其實不會時刻把政治社會掛在嘴邊,亦很少在社運場合上表演,自覺那是在消費政治。「但你能夠看到,每一場的社會運動,這些音樂人都會參與其中,把信念付諸行動。」

縱然把音樂與抗議作出了明顯的區分,但他仍然是一個行動者。行動以外,也透過音樂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忙。對於台灣社會,民官給了音樂。用音樂構築起屬於他的自由。

Photo Credit: 南十字星文化(台北)

Photo Credit: 南十字星文化(台北)

出版資料

《島嶼.浮城︰15則香港人在台灣的生活札記》
作者:李雨夢
出版社:南十字星文化(台北)
出版時間:2015年8月

責任編輯︰鄭家榆
核稿編輯︰歐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