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生育率全球第二低!逾8成國人就算有補助仍不想生...

台灣生育率全球第二低!逾8成國人就算有補助仍不想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少子化問題已10多年了,政府以沒錢為由不願投入足夠資源,「現在省錢,以後花得更多,我們太短視了。」

台灣自2003年起成為超低生育率國家,去年生育率為全球第二低。「明日城市─少子化危機」的民調顯示,受訪民眾45%沒小孩,沒小孩且不想生約16%;雖然政府鼓勵生育,但高達87%受訪者不會因現行生育補助而生小孩,超過8成不會因托育補助而生育。

中時報導,調查顯示,有1成6的受訪者不想生小孩;至於不想生的原因,其中,6成2表示怕養不起,1成6指社會風氣不佳,近1成稱不想結婚。針對養小孩的負擔,調查顯示,有3成9受訪者認為家庭月收入6-10 萬元才能安心養一個小孩,有2成5表示10-15萬元,有2成4認為3-6萬元。

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分析,照顧小孩負擔確實重,25-29歲年輕人平均薪資僅3萬出頭,保母費加房租就要占雙薪家庭收入一半,更是單薪家庭的全部收入;年輕人會把自己低薪的狀況投射在小孩身上,生育意願就受影響。

林萬億認為,政府缺乏因應少子化的總體戰略,只有零散的促進生育措施,且強度不夠;相對於養育小孩的經濟負擔,補助只是杯水車薪,「因此知道的人不多,覺得有幫助的人也不多。」

Photo Credit:翻攝自 中時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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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傳媒報導,各縣市政府祭出的生育補助,金額不一,以苗栗縣爆發地方財務問題前的每胎34,000元(目前降為20,000)最多,其次為彰化縣與桃園縣的30,000元,北北基給20,000,中南部縣市最少也有每胎3000到8000的補助,全台不約而同,刮起一股給錢催生的風潮。

但是從數字來看,各縣市遇到龍年(2012年),生育成長率多從10%起跳,甚至有縣市逼近30%;若再比較各縣市開始補助的隔年生育成長率,扣除會受龍年影響的因素後,剩下的台南市、高雄市、台東縣、花蓮縣、澎湖縣、金門縣6縣市,除了台南市仍有17%的成長率,其他縣市的生育成長率都在2%到6%的低檔徘徊,台東縣甚至呈現生育「負」成長,遠遠不及龍年的成長幅度。

雖然影響生育率的因素很複雜,但由此可以合理推測,生育補助與生育成長率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相關性,且生育補助並非影響生育率的關鍵原因。

根據2013年《生育津貼對我國生育率的影響》的研究結果顯示:

生育津貼與生育率之間雖是正向關係,但是效果並不大。對於本來就想生育的育齡婦女來說,地方政府每發放生育津貼新台幣1,000元,將有提前懷孕的刺激效果,但也僅增加整體生育率0.0057。此外,其他國家的經驗也鮮少僅靠生育津貼就能提升生育率之案例。

而政府要刺激每位育齡婦女多生育1位新生兒,必須發放每胎17.54萬元的生育津貼才足夠,但高額的補助金是政府不可能負擔的。事實上,極少父母是為了領取這些數千到數萬元的補助金而生孩子的,因為與生養孩子的花費相比,補助金不過是九牛一毛,爸媽為了把孩子拉拔長大,所面臨的經濟壓力是外人所難以想像的。

新聞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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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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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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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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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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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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