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患不均不是仇富、幫窮國得有個譜、貧窮線沒大意義

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患不均不是仇富、幫窮國得有個譜、貧窮線沒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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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於數據分析又敢言的迪頓,被問到獲獎後定必有更多人要他發表意見,他的回應是:沒問題吧,我也夠老的,在一些方面算得上有點資歷,應該不會說出丟臉的話吧。

新出爐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 (Angus Deaton)以詳盡精細的數據分析見稱,他的研究範疇包括收入不均、外國援助窮國和貧窮問題,在在都是富爭議性的題材,《金融時報》在他獲獎後,與他談到這3大議題。

不均

由佔領華爾街運動到法國經濟學家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再到英國激進左翼人士科爾賓(Jeremy Corbyn)當選工黨黨魁,這幾年來無論是社會運動、學術著作以至政治,都經常觸及財富/收入不均的討論,如此熱門議題,難怪《衛報》說迪頓的獲獎絕對切合世界輿論主調。

《金融時報》形容,迪頓對於「不均」的觀點比一般內行人來得更細緻。他在著作《 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提到,貧富懸殊問題愈大,對民主制度的威脅就愈大。「極富有的一群不需要國家提供的教育和醫療⋯⋯他們沒有多少理由支持全民醫保,一般大眾擔心公立學校不濟,對有錢人而言卻不痛不癢。但這些人會反對任何有損銀行盈利能力的監管條例,即使那些條例能防止銀行向窮人推出掠奪性貸款、誤導推廣、甚至不斷重演的金融危機。關心極端不公平現象跟仇富完全扯不上關係,而是最高收入階層的快速增長確實可能威脅整個社會。」

在訪談中,他明言「不均」也有好處,「不均是一個異常複雜的現象,有好處也有壞處。」過度「不均」自會產生負面影響,那包括公共服務以至民主的侵蝕。但我們不要忘記,「不均」也是成功的產物,「成功孕育了不均現象,但你不會想握殺成功。」

對於不少人支持向富人徵重稅來改善貧富懸殊,迪頓抱懷疑態度,「我們已經有到位的再分配政策,85%所得稅不見得能帶來很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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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援助窮國

富國資助窮國到底是幫了忙還是幫倒忙,經濟學家和慈善團體一直爭論不休。迪頓的看法是,當資助是用於改善醫療系統和衛生環境,那必然是一件好事,但要認清的是,窮國之所以窮,其中一個至命傷是政府的管治能力,而幫助窮國的關鍵是助長其經濟得以持續發展而不是純粹鼓勵消費。問題是現在的富國往往向窮國提供過多金錢援助,造成貪污、精英階層與基層對立等意想不到的反效果。

迪頓認為,幫是一定要幫,但應該設定上限,例如援助金額不可超過每個受助國總收入的一半。他又提出設立全球共同關懷議題,例如纏擾經年的疫症問題,把國際資源投放在解決這些問題上,讓富國多付出一分力。

貧窮線

世界銀行早前把使用了25年的貧窮線來個大幅度調整,標準由每天收入1.25美元(約9.75港元),上調至1.9美元(14.82港元)。迪頓向來認為貧窮線沒多大意義,這次他雖然同意修訂起碼是向好的方向發展,但始終覺得整件事有點無聊。「花精神去數算有多少人活在貧窮線下,情況有點像在樹林中追逐獨角獸。我不大確定世界銀行花上這許多精力是否值得。」

對他來說,貧窮的定義不只是錢財的事,就以印度為例,近年人均收入的增長其實是不俗的,但說到教育和醫療卻是貧乏得令人沮喪。

貧窮線並不是他唯一批評的國際性「假大空」計劃,聯合國上月雄心壯志提出15年內消除人類極端貧窮計劃,所用的17「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包括性別平權、提倡和平共融社會、保護海洋和生態環境、消除國與國之間的不公平⋯⋯等)也被這位普林斯頓學者彈個體無完膚。「我肯定不是粉絲,根本不可能有客觀的測量標準,很大程度上只是人們想讓自己好過一點的做作而已。」

這位69歲的經濟學者說話簡單直接,也不失隨和,除了《金融時報》外,瑞典皇家科學院在宣布他獲獎後,也跟他做了個簡短的電話訪問,談到他對分析數據的執著。他說,「這是個晦暗不明的世界,有時候真的很難理出個頭緒⋯⋯最美妙的時刻是當你找來大堆數據,理順之後,有些一直搞不清的問題就豁然開朗,即使還未達到百分百澄明,但還是好好的整合了。」

題外話,訪問他的是學院首席科學官,名字是Adam Sm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