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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英國石油執行長的出櫃告白:你不該犧牲自己的幸福快樂,只為了討好那些觀念陳舊的人

前英國石油執行長的出櫃告白:你不該犧牲自己的幸福快樂,只為了討好那些觀念陳舊的人
Photo Credit: Antonio Tajuelo@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恐同者能有這麼大的力量,是因為我們給了他們力量。如果我們允許這些人把羞恥加諸於我們身上,我們就永遠是次等公民。」

文:約翰.布朗(John Browne),前英國石油(BP)執行長,他曾經隱瞞自己的同志身分,直到他的前伴侶將一切真相高價賣給英國小報。2007年他正式出櫃,並選擇離開自己一手建立的英國石油。

「回顧我擔任英國石油執行長的期間,我但願當時自己有足夠的勇氣早點出櫃。我的後悔至今仍難以平息。我希望能帶給一些男女同志勇氣:你不該犧牲自己的幸福快樂,只為了討好那些觀念陳舊的人。」—約翰.布朗

躲藏的代價

員工們都心知肚明, 選擇活在櫃裡並不是一個平衡中立的決定。活在櫃裡,意味著腳跨兩個世界。當你從一個世界切換到另一個世界,就算你再怎麼熟悉此道,你的心靈能量還是會一點一點地被抽乾。這份能量大可用於在職場上解決問題,或在個人生活中與伴侶建立穩定關係等等更有建設性的地方。

性傾向不是一個人的全部,但無可置疑地,它確實是身分認同的重要一部分。如果你否認某一部分的自己, 會讓你無法接受全部的自己, 對自信心與自尊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如我的經驗所見, 你可能自己都無法察覺這份代價。

紐約心理分析師傑克.德瑞斯確醫師(Jack Drescher)說,有時候,活在櫃裡的人無法接納自己在個人與專業方面的成就。「他們感覺自己是虛假的,不知道自己是誰,因此他們無法全然接納自己真實的成就,」他說。「這是衣櫃裡的心理狀態。當你拋出煙幕,讓別人無法看見你,同時你也無法看見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你無法看見自己。」

我在英國石油晉升的過程中, 時時刻刻在盤算思考, 該做出哪些不得不的權衡取捨。沒錯,我登上了頂峰,然而當我登頂的同時,我感覺自己被囚困、被孤立了。

我的雙重生活在1969年的阿拉斯加安克拉治市就開始了。我剛到安克拉治的幾個星期,住在一家廉價旅館。旅館的牆壁非常薄,薄到你會自然而然認識其他住客。不久前才發生了一場地震,毀掉大部分的鬧區,當時這座城市正逐漸從災難中復甦。你還可以見到沉陷地表的一大部分市中心。有一條酒吧街,那裡常有鬥毆事件,偶而聽到槍擊。即便如此,居民還是每晚光顧喝酒。一家人常去的酒吧地上鋪著滿滿的花生殼,每走一步就會發出脆裂聲。顧客會在鋼琴上跳舞。

在這片混亂中,我開始了第一份工作,我在鑽探井幫忙做流速檢驗。和我共事的男人們一個個高大結實,來自德州和奧克拉荷馬州。他們的長相要說是逃犯也不會有人懷疑。

我們在天寒地凍的北方度過漫長的時光,每天等著下一件大事發生,我開始發明一種隱藏自己個性的方法。關鍵在行為舉止完全正常,不要打草驚蛇。

我謙恭有禮、樂於助人。我那時21歲,但看起來像17歲。我不僅是全團隊最年輕的一員,也是個外國人,所以人們往往想幫我一把。只要有人問我有沒有女朋友,我會說「有」,就這樣。人們在職場經常語帶保留,因此創造了一道可供我躲藏的屏障。

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初期,企業運作的標準比今天低得多。讓新進人員感覺被包容、成為團隊一分子的標準,同樣也低得多。

當我們到洛杉磯與舊金山出差,我們整天都在工作。晚上,整個團隊都到脫衣酒吧喝威士忌或琴酒,大家輪流抽菸。幾個女人在閃爍昏暗的燈光下舞動。這是個令人驚駭的經驗,我很不喜歡,但我從未拒絕。我得學著融入。

1971年,在凍原上工作兩年後,英國石油終於讓我調回美國。我在第四十八街和第二大道的交叉口找到一間相對便宜的住宿,這個地方現在稱為哈馬舍爾德飯店(Dag Hammarskjold Plaza)。我住的是單臥房公寓,裡面有個小廚房,毫無吸引人之處。

我不知道在這樣一個巨大又忙亂的城市應該如何自處。但它給我的匿名性,讓我有勇氣第一次到同志酒吧探險。保鑣把我攔在門口。「這是同志酒吧。」他說,好像要把我嚇跑。「你知道這是間同志酒吧,對吧?」我感到很難為情,迅速地逃走了。也許我的穿著不合時宜。我原本穿著西裝。所以我幾個小時後回來,穿著牛仔褲和毛衣。

最後我好不容易進入酒吧, 感覺猶疑不定。我期待會見到一些刺激的、出乎尋常的事情。然而,映入眼簾的平凡場景讓我大吃一驚:不過就是一大群人喝酒跳舞,有些人還穿著西裝。

那時我口袋裡沒太多錢,所以我不常光顧酒吧。大部分人把同志夜店視為尋歡獵豔的場所。但我發現很多人光顧同志夜店,其實背後沒有那麼明確的動機。我遇見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相當有趣。

對很多其他人來說,他們這輩子的所有同志生活,就只發生在小小的夜店裡。

當時英國石油在紐約只有一個小辦公室, 這讓我大為放心。我無法想像辦公室有任何同事是同志,更別說到同志酒吧消費了。但我錯了。幾個星期後,當我走進其中一間同志酒吧時,我立刻被一個眼熟的人發現。結果發現他是我辦公室的同事。他來到我面前,而我只想躲到地底下去。

他出入同志場所的頻率顯然比我高得多。因為這個緣故,再考慮他在公司的職位,我相信如果他的性傾向曝光,他得付出更高昂的代價。我在青少年時期的經驗告訴我,他也冒著一定的風險;更何況,他不會隨便讓任何人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遇見我的。在公司,我們之間的共同祕密讓我恐慌不已,但從沒有人發現一點蛛絲馬跡,我們也從未露出馬腳。

在我寄回英國給爸媽的信裡,我小心地編輯我的人生。我會放心談起我和一個法國男生搬到格林威治村,他有女朋友,教我做菜和辦晚宴。當我講起對大衛.霍克尼的喜愛時,則會謹慎許多;霍克尼是個能言善道且公開身分的同志藝術家,他常在畫作裡直接展露同性性傾向。有次我買了他為詩人卡瓦菲的作品所畫的異色插圖,畫作裡是兩個躺在床上的男人。回顧當年,也許這是一種隱藏的叛逆。我不會對爸媽坦承自己的祕密同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