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英國石油執行長的出櫃告白:你不該犧牲自己的幸福快樂,只為了討好那些觀念陳舊的人

前英國石油執行長的出櫃告白:你不該犧牲自己的幸福快樂,只為了討好那些觀念陳舊的人
Photo Credit: Antonio Tajuelo@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恐同者能有這麼大的力量,是因為我們給了他們力量。如果我們允許這些人把羞恥加諸於我們身上,我們就永遠是次等公民。」

文:約翰.布朗(John Browne),前英國石油(BP)執行長,他曾經隱瞞自己的同志身分,直到他的前伴侶將一切真相高價賣給英國小報。2007年他正式出櫃,並選擇離開自己一手建立的英國石油。

「回顧我擔任英國石油執行長的期間,我但願當時自己有足夠的勇氣早點出櫃。我的後悔至今仍難以平息。我希望能帶給一些男女同志勇氣:你不該犧牲自己的幸福快樂,只為了討好那些觀念陳舊的人。」—約翰.布朗

躲藏的代價

員工們都心知肚明, 選擇活在櫃裡並不是一個平衡中立的決定。活在櫃裡,意味著腳跨兩個世界。當你從一個世界切換到另一個世界,就算你再怎麼熟悉此道,你的心靈能量還是會一點一點地被抽乾。這份能量大可用於在職場上解決問題,或在個人生活中與伴侶建立穩定關係等等更有建設性的地方。

性傾向不是一個人的全部,但無可置疑地,它確實是身分認同的重要一部分。如果你否認某一部分的自己, 會讓你無法接受全部的自己, 對自信心與自尊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如我的經驗所見, 你可能自己都無法察覺這份代價。

紐約心理分析師傑克.德瑞斯確醫師(Jack Drescher)說,有時候,活在櫃裡的人無法接納自己在個人與專業方面的成就。「他們感覺自己是虛假的,不知道自己是誰,因此他們無法全然接納自己真實的成就,」他說。「這是衣櫃裡的心理狀態。當你拋出煙幕,讓別人無法看見你,同時你也無法看見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你無法看見自己。」

我在英國石油晉升的過程中, 時時刻刻在盤算思考, 該做出哪些不得不的權衡取捨。沒錯,我登上了頂峰,然而當我登頂的同時,我感覺自己被囚困、被孤立了。

我的雙重生活在1969年的阿拉斯加安克拉治市就開始了。我剛到安克拉治的幾個星期,住在一家廉價旅館。旅館的牆壁非常薄,薄到你會自然而然認識其他住客。不久前才發生了一場地震,毀掉大部分的鬧區,當時這座城市正逐漸從災難中復甦。你還可以見到沉陷地表的一大部分市中心。有一條酒吧街,那裡常有鬥毆事件,偶而聽到槍擊。即便如此,居民還是每晚光顧喝酒。一家人常去的酒吧地上鋪著滿滿的花生殼,每走一步就會發出脆裂聲。顧客會在鋼琴上跳舞。

在這片混亂中,我開始了第一份工作,我在鑽探井幫忙做流速檢驗。和我共事的男人們一個個高大結實,來自德州和奧克拉荷馬州。他們的長相要說是逃犯也不會有人懷疑。

我們在天寒地凍的北方度過漫長的時光,每天等著下一件大事發生,我開始發明一種隱藏自己個性的方法。關鍵在行為舉止完全正常,不要打草驚蛇。

我謙恭有禮、樂於助人。我那時21歲,但看起來像17歲。我不僅是全團隊最年輕的一員,也是個外國人,所以人們往往想幫我一把。只要有人問我有沒有女朋友,我會說「有」,就這樣。人們在職場經常語帶保留,因此創造了一道可供我躲藏的屏障。

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初期,企業運作的標準比今天低得多。讓新進人員感覺被包容、成為團隊一分子的標準,同樣也低得多。

當我們到洛杉磯與舊金山出差,我們整天都在工作。晚上,整個團隊都到脫衣酒吧喝威士忌或琴酒,大家輪流抽菸。幾個女人在閃爍昏暗的燈光下舞動。這是個令人驚駭的經驗,我很不喜歡,但我從未拒絕。我得學著融入。

1971年,在凍原上工作兩年後,英國石油終於讓我調回美國。我在第四十八街和第二大道的交叉口找到一間相對便宜的住宿,這個地方現在稱為哈馬舍爾德飯店(Dag Hammarskjold Plaza)。我住的是單臥房公寓,裡面有個小廚房,毫無吸引人之處。

我不知道在這樣一個巨大又忙亂的城市應該如何自處。但它給我的匿名性,讓我有勇氣第一次到同志酒吧探險。保鑣把我攔在門口。「這是同志酒吧。」他說,好像要把我嚇跑。「你知道這是間同志酒吧,對吧?」我感到很難為情,迅速地逃走了。也許我的穿著不合時宜。我原本穿著西裝。所以我幾個小時後回來,穿著牛仔褲和毛衣。

最後我好不容易進入酒吧, 感覺猶疑不定。我期待會見到一些刺激的、出乎尋常的事情。然而,映入眼簾的平凡場景讓我大吃一驚:不過就是一大群人喝酒跳舞,有些人還穿著西裝。

那時我口袋裡沒太多錢,所以我不常光顧酒吧。大部分人把同志夜店視為尋歡獵豔的場所。但我發現很多人光顧同志夜店,其實背後沒有那麼明確的動機。我遇見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相當有趣。

對很多其他人來說,他們這輩子的所有同志生活,就只發生在小小的夜店裡。

當時英國石油在紐約只有一個小辦公室, 這讓我大為放心。我無法想像辦公室有任何同事是同志,更別說到同志酒吧消費了。但我錯了。幾個星期後,當我走進其中一間同志酒吧時,我立刻被一個眼熟的人發現。結果發現他是我辦公室的同事。他來到我面前,而我只想躲到地底下去。

他出入同志場所的頻率顯然比我高得多。因為這個緣故,再考慮他在公司的職位,我相信如果他的性傾向曝光,他得付出更高昂的代價。我在青少年時期的經驗告訴我,他也冒著一定的風險;更何況,他不會隨便讓任何人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遇見我的。在公司,我們之間的共同祕密讓我恐慌不已,但從沒有人發現一點蛛絲馬跡,我們也從未露出馬腳。

在我寄回英國給爸媽的信裡,我小心地編輯我的人生。我會放心談起我和一個法國男生搬到格林威治村,他有女朋友,教我做菜和辦晚宴。當我講起對大衛.霍克尼的喜愛時,則會謹慎許多;霍克尼是個能言善道且公開身分的同志藝術家,他常在畫作裡直接展露同性性傾向。有次我買了他為詩人卡瓦菲的作品所畫的異色插圖,畫作裡是兩個躺在床上的男人。回顧當年,也許這是一種隱藏的叛逆。我不會對爸媽坦承自己的祕密同志生活。

無論是寫信給父母或參加會議,我的基本哲學向來是「不留下任何證據,不洩漏任何跡象,不讓任何人有機會見到真正的你」。我只要感覺自己彷彿露出破綻,就會好幾個星期都魂不守舍。有一次, 當我穿著一套淺藍色西裝經過一個建築工地,一群建築工人開始鬼叫、大喊辱罵同志的字眼。我發誓從那天起永遠只穿深色西裝。

1974年,我來到舊金山,在那裡工作兩年。我在1980年舊地重遊,在史丹佛大學完成了商學學位。這座城市不適合我。對一個尚未出櫃的保守英國人來說,卡斯楚區(Castro District)張牙舞爪的氣氛一點也不吸引我。

在這段時期,我交了個女友,是我的醫師的女兒。我會和她在週末約會,十分期待與她共度時光。她是個好伴侶。我還是會偶而出現在卡斯楚的同志酒吧,但因為舊金山的同志場所與這座城市的其他區域非常隔離,我曝光的風險極低,因為我知道不可能會與她巧遇。如果你過著雙重生活,你可以把每件事都合理化。

至少有一個人知道我不是外表的那個樣子。每個商學院學生都有自己的信箱格子。有一天,我的格子裡出現了一封男女同志聚會的邀請卡。我考慮了一下,但最終沒有成行。幾天後,負責籌辦這個聚會的學生來找我,他說:「很可惜你沒來。」也許他知道我面對的掙扎。最終,我的女友主動為我們的關係畫下句點。我不責怪她。我沒有結婚的打算,她感覺到了。

我接著轉調卡爾加里、倫敦、亞伯丁。1986年,我已經升到位於克里夫蘭市的標準石油公司財務長的位置。我幾乎不再與同志朋友們見面。我的母親已經確定長期與我同居。

我年近40,每個人都想幫我和他們的朋友或親戚湊對。當我參加晚宴時,朋友的另一半會說:「我認識一個非常好的人,我希望你能認識她。」我漸漸進入某個階段,成為有小孩的離婚女士眼中最有潛力的單身漢。我會保持禮貌,但不表任何興趣。如果我禮貌地忽略,眾親友的探詢通常會自己消失。

躲藏大師

2013年,我在俄國駐英國大使府上,與大使共進午餐。前俄國能源部長尤里.沙凡尼克(Yuri Shafranik)是主賓,我與他因商務熟識已久。俄國大使還記得我認識沙凡尼克時的種種細節。那是1989年,我正領導英國石油的探勘生產部門。「那時我們盛大款待你,因為我們的情報顯示你會成為英國石油的下一個執行長,」他說。「這是我們的幹員發現的。」我尋思,他們的檔案裡是不是還寫了些什麼別的事情。

在母親與我同住的14年裡,我幾乎完全將自己與任何形式的同志生活分割開來。我活在深深的孤獨感裡,但相信我可以靠著久久一次的一夜情湊合過日。

當我在1995年成為執行長後,我的神經質程度高漲。在國外旅行時,接待我的通常是各國政要,周遭圍繞著層層保安。1998年,英國石油併購美國國際石油公司(Amoco)之後,我的名字在美國越來越受注意,所以我身邊二十四小時都有個人保全。保全人員會待在我隔壁的房間,當我一開門,他們會立刻醒來。我的衣櫃在此時已完全釘死了。

我害怕性向被人發現,因為我相信一個公開同志身分的人,無法在一個懲罰同志的國家進行商務活動。在中東、安哥拉、奈及利亞等各個角落,這是千真萬確之事。我把待在櫃內視為務實的商務決策。

就算沒有俄國情報特務的能耐,總有人會發現某個員工是未出櫃的同志。我非常會經營公開形象,但依我的後見之明,我知道有些同事懷疑我是同志。我很擅長迷惑別人,更擅長在迷惑別人的同時迷惑自己。

2002年6月,我在柏林的女性領袖研討會發表演說。我的說理直截了當。英國石油承諾支持多元文化,希望能把全世界最有才幹的人集中到這裡來。只有靠著吸引各行各業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才,我們才能保持競爭力。「這是個簡單的策略邏輯,所以我們支持多元文化、鼓勵包容各種個體:男性與女性,無論背景、宗教、種族、國籍或性傾向,」我說。「我們希望雇用任何一個角落最優秀的人,我們只看一個條件──才能。」

我們鼓勵包容的方式涵蓋各種各樣的族群。但第二天,左派報紙《衛報》報導這則新聞時,他們的頭條只強調一個小小的切面:「英國石油多元計畫針對同志員工。」

《衛報》特別強調性傾向,顯示把「同志」與「商務」放在一起,在當時是多麼不尋常的一件事。在英國石油,我們正在做這件不尋常的事,把同性伴侶福利放進我們正當提供的員工福利保障中。

1999年末,世界最大的上市石油公司艾克森(Exxon)併購了規模稍小的競爭對手美孚(Mobil)。在併購案前,美孚已將員工福利延伸到同性伴侶,但艾克森尚未付諸行動。艾克森在簽署併購案的同時,也否決了新聘雇員工同性伴侶的福利。

《衛報》頭條多少令人震驚。但更令人憂心的, 是直接刺探我個人生活的訪談。身為執行長,每場面談都是地雷區。一點草率的用字或錯置的句子,都可能代表著災難。

關於我自身的性傾向,我學會毫不猶豫地隱藏。我不需要預習草稿。我盡全力讓人感覺我是個單身漢,只是從未遇見對的人。「我未來會不會結婚還很難說,」有一次我告訴倫敦《週日郵報》。我接著說,「 也許這次訪談就是徵婚廣告。」《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是唯一直接問我是不是同志的報社。這個直截了當的問題,得到直截了當的回答:「你問錯人了。」

然而,最讓人擔心的訪談發生在2006年。BBC邀請我上熱門的廣播節目《荒島唱片》(Desert Island Discs)。節目主持人會問「放逐者」,如果要挑選八張唱片帶到荒島上,要帶哪些唱片?音樂穿插在傳記式的訪談之間。

為什麼擔心?因為1996年,這個節目的主持人蘇.蘿里(Sue Lawley)在訪問當時的影子財政大臣戈登.布朗時,直接詢問他的性傾向。「大家想知道你是不是同志,或者是你的性格裡有缺陷,讓你無法維持關係?」她的問法,像是在詢問一條斬釘截鐵的事實似的。布朗回答:「不過是時機未到而已。」

英國石油媒體部主管羅迪.甘迺迪是個聰明人。我十分確定他早已看穿我的煙幕,但他不希望任何對我性傾向的猜測,影響英國石油的形象。依他看,我不該置身於這種情境中。他與我討論這層憂慮,我覺得他動用了自己的影響力,確保主持人不致刺探我的性傾向。他處理了這個問題,性傾向的問題從未出現過。

有段短暫的時間,我想過是否要趁這個節目出櫃。只要我說「我想」,羅迪會想辦法實現。但我的勇氣只持續了短短的時間,很快我就把這個想法藏在心裡。

相反的, 我聊到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和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我回憶我在寄宿學校的刺骨風寒,談起我母親的傷痛故事。整場訪談非常地友善。當她問我會帶什麼奢侈品到荒島上時,我說,我要一盒古巴雪茄。我會一邊抽著雪茄,一邊聽著佛蘭西斯柯.瑞比拉多(Francisco Repilado)的〈Chan Chan〉,看著夕陽西下。

事實與理想相差十萬八千里。我對過著雙重生活越來越厭倦。無論你在哪一行哪一個位置,只要你活在祕密裡,這種生活就會越來越耗損身心。

即使是今天,我聽了這麼多年輕人活在衣櫃裡的故事,我一方面為了社會加諸於他們身上的壓力感到生氣,一方面為了隱藏的後果感到難過。

這裡的故事喚醒了我自己的回憶,那段把我自己鎖在硬殼中,確保沒人能進入殼中的時期。人們也許會懷疑。他們也許會發問。但我堅信不可以讓任何人接近,見到真相或真正的我。

無論在公司裡的層級高低,員工如果被困在櫃內,就難以建立全面的視野。只有在回顧時,他們才能了解雙重生活加諸於自身的限制,以及對工作與生活造成的腐蝕。

前投資銀行家亞歷桑德, 還記得上司對粉紅腳踏車的玩笑。但他沒有對老同事生氣,相反的,他氣自己躲在櫃中這麼久。「如果我從一開始就對每個人開誠布公,我的生活真的會這麼困難嗎?」他問。「恐同者能有這麼大的力量,是因為我們給了他們力量。如果我們允許這些人把羞恥加諸於我們身上,我們就永遠是次等公民。」

恐懼讓他躲在櫃內。如今自由讓他活在櫃外。

「如果我對身為同志充滿驕傲,叫我去騎粉紅腳踏車還會是笑話嗎?這句話之所以好笑,只因為我盡全力躲在櫃裡。一旦出櫃,笑話就不再是笑話了。」

書籍介紹

《玻璃衣櫃:英國石油前執行長的出櫃告白與企業平權之路》,時報出版

作者:約翰.布朗(John Browne)

四十年來,這位財星500大執行長全心全意地隱瞞自己的性傾向。

擔心曝光的風險,他不敢上夜店、也無法建立一般交往關係,以為只要靠一夜情熬過一輩子就好。直到某天,他選擇隱祕卻危險的做法:他上網認識了一個應召男,兩人更交往了三年。最終,幾乎是不可避免地,他的兩個世界對撞崩潰了⋯⋯

《玻璃衣櫃》以英國石油前執行長約翰.布朗深藏櫃內數十年後的自我發現之旅為開端,鼓舞著擔憂出櫃將摧毀專業成就的每個人,更為我們揭示企業應該如何創造開放的文化並從中獲益。

玻璃衣櫃

玻璃衣櫃

責任編輯:鄒琪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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