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英國石油執行長的出櫃告白：你不該犧牲自己的幸福快樂，只為了討好那些觀念陳舊的人

無論是寫信給父母或參加會議，我的基本哲學向來是「不留下任何證據，不洩漏任何跡象，不讓任何人有機會見到真正的你」。我只要感覺自己彷彿露出破綻，就會好幾個星期都魂不守舍。有一次， 當我穿著一套淺藍色西裝經過一個建築工地，一群建築工人開始鬼叫、大喊辱罵同志的字眼。我發誓從那天起永遠只穿深色西裝。

1974年，我來到舊金山，在那裡工作兩年。我在1980年舊地重遊，在史丹佛大學完成了商學學位。這座城市不適合我。對一個尚未出櫃的保守英國人來說，卡斯楚區（Castro District）張牙舞爪的氣氛一點也不吸引我。

在這段時期，我交了個女友，是我的醫師的女兒。我會和她在週末約會，十分期待與她共度時光。她是個好伴侶。我還是會偶而出現在卡斯楚的同志酒吧，但因為舊金山的同志場所與這座城市的其他區域非常隔離，我曝光的風險極低，因為我知道不可能會與她巧遇。如果你過著雙重生活，你可以把每件事都合理化。

至少有一個人知道我不是外表的那個樣子。每個商學院學生都有自己的信箱格子。有一天，我的格子裡出現了一封男女同志聚會的邀請卡。我考慮了一下，但最終沒有成行。幾天後，負責籌辦這個聚會的學生來找我，他說：「很可惜你沒來。」也許他知道我面對的掙扎。最終，我的女友主動為我們的關係畫下句點。我不責怪她。我沒有結婚的打算，她感覺到了。

我接著轉調卡爾加里、倫敦、亞伯丁。1986年，我已經升到位於克里夫蘭市的標準石油公司財務長的位置。我幾乎不再與同志朋友們見面。我的母親已經確定長期與我同居。

我年近40，每個人都想幫我和他們的朋友或親戚湊對。當我參加晚宴時，朋友的另一半會說：「我認識一個非常好的人，我希望你能認識她。」我漸漸進入某個階段，成為有小孩的離婚女士眼中最有潛力的單身漢。我會保持禮貌，但不表任何興趣。如果我禮貌地忽略，眾親友的探詢通常會自己消失。

躲藏大師

2013年，我在俄國駐英國大使府上，與大使共進午餐。前俄國能源部長尤里．沙凡尼克（Yuri Shafranik）是主賓，我與他因商務熟識已久。俄國大使還記得我認識沙凡尼克時的種種細節。那是1989年，我正領導英國石油的探勘生產部門。「那時我們盛大款待你，因為我們的情報顯示你會成為英國石油的下一個執行長，」他說。「這是我們的幹員發現的。」我尋思，他們的檔案裡是不是還寫了些什麼別的事情。

在母親與我同住的14年裡，我幾乎完全將自己與任何形式的同志生活分割開來。我活在深深的孤獨感裡，但相信我可以靠著久久一次的一夜情湊合過日。

當我在1995年成為執行長後，我的神經質程度高漲。在國外旅行時，接待我的通常是各國政要，周遭圍繞著層層保安。1998年，英國石油併購美國國際石油公司（Amoco）之後，我的名字在美國越來越受注意，所以我身邊二十四小時都有個人保全。保全人員會待在我隔壁的房間，當我一開門，他們會立刻醒來。我的衣櫃在此時已完全釘死了。

我害怕性向被人發現，因為我相信一個公開同志身分的人，無法在一個懲罰同志的國家進行商務活動。在中東、安哥拉、奈及利亞等各個角落，這是千真萬確之事。我把待在櫃內視為務實的商務決策。

就算沒有俄國情報特務的能耐，總有人會發現某個員工是未出櫃的同志。我非常會經營公開形象，但依我的後見之明，我知道有些同事懷疑我是同志。我很擅長迷惑別人，更擅長在迷惑別人的同時迷惑自己。

2002年6月，我在柏林的女性領袖研討會發表演說。我的說理直截了當。英國石油承諾支持多元文化，希望能把全世界最有才幹的人集中到這裡來。只有靠著吸引各行各業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才，我們才能保持競爭力。「這是個簡單的策略邏輯，所以我們支持多元文化、鼓勵包容各種個體：男性與女性，無論背景、宗教、種族、國籍或性傾向，」我說。「我們希望雇用任何一個角落最優秀的人，我們只看一個條件──才能。」

我們鼓勵包容的方式涵蓋各種各樣的族群。但第二天，左派報紙《衛報》報導這則新聞時，他們的頭條只強調一個小小的切面：「英國石油多元計畫針對同志員工。」

《衛報》特別強調性傾向，顯示把「同志」與「商務」放在一起，在當時是多麼不尋常的一件事。在英國石油，我們正在做這件不尋常的事，把同性伴侶福利放進我們正當提供的員工福利保障中。

1999年末，世界最大的上市石油公司艾克森（Exxon）併購了規模稍小的競爭對手美孚（Mobil）。在併購案前，美孚已將員工福利延伸到同性伴侶，但艾克森尚未付諸行動。艾克森在簽署併購案的同時，也否決了新聘雇員工同性伴侶的福利。

《衛報》頭條多少令人震驚。但更令人憂心的， 是直接刺探我個人生活的訪談。身為執行長，每場面談都是地雷區。一點草率的用字或錯置的句子，都可能代表著災難。

關於我自身的性傾向，我學會毫不猶豫地隱藏。我不需要預習草稿。我盡全力讓人感覺我是個單身漢，只是從未遇見對的人。「我未來會不會結婚還很難說，」有一次我告訴倫敦《週日郵報》。我接著說，「 也許這次訪談就是徵婚廣告。」《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是唯一直接問我是不是同志的報社。這個直截了當的問題，得到直截了當的回答：「你問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