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華人裡的獨特群體：在大部分地區都已「印尼化」後，為何他們仍能用流利的閩南語交談？

文：鍾武凌（出生於馬來西亞吉打亞羅士打市，霹靂怡保市長大，2014年考獲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博士，現為大學講師。她的畢業論文是關於華裔印尼人在後蘇哈托時代印尼的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拜訪印尼棉蘭（Medan）前，我就像不少不曾前往棉蘭觀光的非印尼人般，以為當地華人已高度印尼化，就像印尼其他地區如雅加達（Jakarta）、泗水（Surabaya）和萬隆（Bandung）的華人一樣。因此，當我在2009年第一次拜訪棉蘭時，對當地大部分華人、包括小孩都口操流利閩南語的情景深感意外，也感到親切，因為閩南語也是家父的家鄉話。

棉蘭是印尼第五大城市，排在雅加達、泗水、萬隆和勿加泗（Beka​​si，位於西爪哇的一個城市）之後。棉蘭也是蘇門答臘島（Sumatra）最大的城市。

與北馬華人關係親密

棉蘭大部分華人都講得一口流利的閩南語，除了因為他們多為福建人之外，也跟棉蘭靠近北馬，尤其是檳城有關。從檳城搭飛機到棉蘭只需不到一個小時，且不少棉蘭華人在北馬都有親人。眾所周知，閩南語是北馬華人的通用語，在深受北馬華人語言和文化的影響下，棉蘭華人即使在蘇哈托（Suharto）當權時期（1966到1998年）即使面對強制同化政策，也仍能保留閩南語的使用能力，而不像印尼其他地區華人般已高度印尼化，失去了使用華族語言的能力（註1）。

我在棉蘭進行實地考察時所認識的華人，大部分都懂得講閩南語，除了一名來自東爪哇的社運人士。他在多年前因為跟一名棉蘭土著基督徒女子結婚，因而遷至棉蘭。

然而，棉蘭華人所使用的閩南語混有某些潮州字眼，如「gai」（上聲）和「hiam」（陰聲），前者的意思為「個」（數量詞），後者則是「辣」的意思，這是因為棉蘭也有為數不少的潮州人。

根據印尼2000年所公佈的全國人口調查數據，華人在棉蘭佔約11%，但一般當地華人認為，華人的實際人口百分比應該高達20%至25% （註2）。

棉蘭華人的祖先，多為1870年代從中國福建和廣東省出發，前往蘇門答臘北部煙草種植園當苦力的華人；棉蘭的開埠也跟大規模的煙草種植業息息相關，因此，華人苦力是棉蘭開埠的功臣之一。不少華人苦力在熬出頭後留在當地從商，把棉蘭視為自己新的家園。

棉蘭華人在荷蘭殖民、以及第一任總統蘇卡諾（Sukarno）當權時期成立了不少同鄉會、宗親會和華校校友會，主要是為了與同鄉或校友互相照應，保持聯繫。其中較活躍的華團包括惠州會館、潮州公會和蘇北棉華中學校友會。這些華團不時舉辦華族文化活動，每逢喜慶節日也會安排成員們相聚和聯絡感情。棉蘭華人也在這段時期創辦了多份華文報，這包括《民主日報》、《民報》、《華僑日報》、《南洋日報》（後改名為《新中華報》）、《蘇島日報》和《新中國報》。其中《民主日報》在印尼革命戰爭時期（1945至1949年）力挺印尼民族獨立鬥爭，並在新中國成立後致力宣傳中國政府的僑務政策，捍衛印尼華僑的權益，並促進中印兩國的友好關係（註3）。

1950年，在雅加達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國慶酒會的印尼總理納席爾（Mohammad Natsir，中著西裝者）。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蘇哈托採取同化政策

然而，印尼政府在蘇哈托當權後對華人實行強制同化政策，華人不得公開歡慶華族傳統節日和公開使用華族語言，華團若要繼續活動，就必須轉型為提供殯儀服務、從事慈善活動、佛教活動或專注於保健和運動的團體，也必須把團體名稱改為非民族性名稱。此外，政府也關閉所有華校和大部分華文報社，只允許扮演政府喉舌的華文報《印度尼西亞日報》營業。《印度尼西亞日報》報社設在雅加達，所有刊登於該報的新聞和文章均是從印尼文翻譯成華文，並經嚴格審查。

在這種情況下，棉蘭所有華校和當地華文報社都被關閉，不少華團為了能繼續活動，都不得不轉型為符合政府所設條件的團體，例如，惠州會館轉型為提供殯儀服務和專注於慈善活動的團體，並更名為棉蘭鵝城慈善基金會（Yayasan Sosial Angsapura Medan，簡稱Yasora Medan）。

華族活動再現

因此，蘇哈托當權時期可說是印尼華族文化的黑暗期。但這段黑暗時期隨著蘇哈托在1998年5月下台後而逐漸結束。後蘇哈托政權，尤其是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政權（1999至2001年）撤銷了許多歧視華人和華族文化的法令，華人因而得以公開學習和使用華族語言、公開歡慶華族傳統節日、成立華團以及創辦華文報刊。

因此，印尼全國各地的華團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單單在棉蘭就有一百多個華團，這包括之前被關閉的華團、在蘇哈多當權時期轉型為提供殯儀服務、從事慈善活動、佛教活動或專注於保健和運動的華團，以及印尼兩大主要華團─印尼百家姓協會和印尼華裔總會設在棉蘭的分部。這些華團主要從事文化、慈善、賑災和宗親聯誼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棉蘭的華團在召開會議時大都以閩南語進行，會議記錄則是以華文和印尼文記錄，這跟雅加達、泗水和其他一些地區許多華團開會時只使用印尼語的情況很不一樣。

2014年中元節，棉蘭華社舉行的祭祀法會。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此外，由數十個華團和華社名流所組成的印尼蘇北華社慈善與教育聯誼會（簡稱華聯）於2008年在棉蘭成立了一所提供華文學士課程的民辦高等學院，即亞洲國際友好學院（Sekolah Tinggi Bahasa Asing Persahabatan Internasional Asia，簡稱STBA-PIA），創校宗旨是為了弘揚華文和華族文化，以及栽培華文人才；資金則來自蘇門答臘北部多個華團，以及馬來西亞星洲媒體集團的捐助。

該校獲得華南師範大學協助以準備教學課程及提供師資。此外，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和廣東省海外交流協會也協助該校尋找師資，所有被派往該校執教的中國講師薪水均由中國政府支付。該校更在2012年與檳城韓江學院簽署締結姐妹學院合作備忘錄。因此，亞洲國際友好學院的成立與運作，可說是印尼、馬來西亞和中國三方的合作成果。

迄今，亞洲國際友好學院是印尼唯一提供華文學士課程的華社民辦高等學院，但前往該校深造的學生不只限於華人，也包括印尼土著。

此外，棉蘭華社在蘇哈托下台後創辦了五家華文報社，這包括《印廣日報》、《蘇北快報》（前身為《華商報》、《棉蘭早報》和《蘇北日報》）、《訊報》、《好報》和《正報》（註4）。其中《印廣日報》在2014年12月因銷售量太低、虧損太大而宣告停刊，但之後在今年2月以《正報》的名義復刊，並成為由棉蘭華人經營的主流印尼文日報《分析日報》（Harian Analisa）的姐妹報。

換言之，棉蘭目前一共有四家華文報社，這比印尼其他地區的華文報社來得多。例如，泗水在後蘇哈托時代曾有四家華文報社，即《龍陽日報》、《誠報》 、《千島日報》和《泗水晨報》，但《龍陽日報》和《誠報》因銷售量太低而在數年前先後停刊。因此，目前泗水只剩下《千島日報》和《泗水晨報》兩家華文報社。

與土著關係欠佳

然而，有不少土著和印尼其他地區的華人，都認為棉蘭華人太精明而且太具競爭力，加上棉蘭華人因常公開以閩南語交談，而被許多土著視為排他性強的華人群體。因此，許多土著和其他地區的華人都不願與棉蘭華人交往；不少為了尋找更多發展機會而遷至雅加達的棉蘭華人，也因而多集聚於雅加達北部的珊瑚新村（Pluit）。

在這個住宅區內，棉蘭華人就像在家鄉般，彼此以最熟悉的閩南語交談，以及享用傳統的閩南食物，生活自成體系。他們也跟不諳華族語言的雅加達華人格格不入，因此兩者之間鮮少來往。

此外，加拿大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人類學教授朱迪斯（Judith Nagata）曾指出，棉蘭不少土著因當地華人的經濟狀況較好而心生猜忌與妒意；再加上當地華人普遍被視為排他性強的群體，因此，棉蘭華人和土著之間的族群關係一向欠佳（註5）。

此外，棉蘭的流氓特別多，是印尼的「流氓之都」（kota preman，註6），因此不少華裔商人經常遇​​到向他們收保護費的流氓。棉蘭也是印尼在1998年5月最先爆發排華暴動的地區。據悉，當地流氓涉嫌發動排華暴動，襲擊和燒毀許多華人商店。棉蘭的排華暴動是發生在5月4日到6日。到了5月中，更嚴重的排華暴動發生在雅加達，許多華人商店被燒毀，更有不少華裔女性被性侵。

1998年的棉蘭排華暴動，攻擊者正在對一間華人商家扔擲石塊。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為了減少當地土著對華人的猜忌，以及改善華人和土著之間的關係，當地政府實在有必要積極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而民間組織也必須舉辦各種跨族群對話和活動，以增進各族間的了解。

總而言之，棉蘭華人因地緣因素以及與北馬華人的密切關係，而一直保持傳統的華人特性，跟印尼不少地區的華人很不一樣。因此，若想認識印尼華人社會，有必要了解棉蘭華人和印尼其他地區華人的不同。

註解

1. 必須指出的是，除了棉蘭，其他離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不遠的印尼地區華人，也大都還懂得講華語或其中一種華族方言，這包括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 Ba​​rat）、廖內群島（Kepulauan Riau）、邦卡勿里洞群島（Kepulauan Ba​​ngka-Belitung）和棉蘭附近的城鎮如民禮（Binjai）、先達（Pematangsiantar）、丁宜（Tebing Tinggi）和蘭都不拉八（ Rantau Prapat）。

2. 這是目前關於棉蘭華人人口的最新官方數據。

3. 見周南京，「《民主日報》大力支持印尼獨立」，《蘇北日報》，2010年11月4日，頁3。

4.《訊報》為馬來西亞《光華日報》的姐妹報。

5. 見Judith Nagata，「Local and Transnational Initiatives Towards Improving Chinese-Indigenous Relations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The Role of the Voluntary Sector」，Asian Ethnicity，第4卷，第3期，頁375。

6. 見Jun Honna，「Orchestrating transnational crime: Security sector politics as a Trojan horse for anti-reformists」，收錄於Edward Aspinall與Gerry van Klinken編著，The State and Illegality in Indonesia（Leiden: KITLV Press，2011年），頁266。

本文獲當今大馬授權刊登，原文請見〈棉蘭華人：獨特的印尼華人群體〉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