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的孩子》:一個被說壞了的好故事

《太陽的孩子》:一個被說壞了的好故事
Photo Credit: 牽猴子整合行銷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總結來說,《太陽的孩子》是一個很可惜的、被說壞了的好故事。

《太陽的孩子》是今年下半年度極具重要性的一部國片,由鄭有傑勒嘎·舒米共同擔任導演,2015年7月4日在台北電影節首映,就拿下台北電影獎觀眾票選首獎;9月25日正式上映,兩週票房賣破600萬台幣,更受邀成為新加坡國際電影節開幕片,當地票房光預售就超過500萬

同時,《太陽的孩子》也入圍了年底將頒發的第52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三項大獎,可謂叫好又叫座。

電影開始時,字幕貼心地提醒觀眾,這部電影雖取材自真實事件,但團體名稱、人名等均為虛構。其所取材的真實事件主要有兩件:

一、海稻米的願望

《海稻米的願望》是2013年時發表的紀錄片,內容記述世居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落的阿美族原住民們,合力修復水圳,復育石梯坪海岸水梯田的故事。

港口部落的石梯坪,在幾十年前還是一片綠油油的水梯田,除了提供農穫產出,也涵養了豐富的生態;但是多年來卻因為休耕、斷水與人口外移等原因而荒廢了。自外地回鄉的行動藝術家舒米·如妮,在2010年發起了復育水梯田的行動,她說服村民,並尋求政府單位協助。在村民、林務局與花蓮縣政府的通力合作之下,成功地重新復育水梯田,目前有32戶農戶在此耕種6公頃的梯田。

《海稻米的願望》發表後,鄭有傑導演便找上這部紀錄片的導演勒嘎·舒米,他也正是故事主人翁舒米·如妮的兒子,希望能夠將海稻米的故事改編為劇情片搬上大銀幕。這就是《太陽的孩子》的由來,本片至少有八成以上的篇幅是以海稻米的故事為主幹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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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冰箱」事件

港口部落的原住民們古時是以堆放在田邊的石堆作為土地劃界的依據,國民政府來台之後將土地通通收歸國有,原住民們必須向國有財產局「承租」才能耕作。基於這樣的不正義與長期爭取,1989年政府開放原住民原居使用土地可申請劃編為保留地,以保障原住民對土地的使用與管理權利不受侵害。但是,花蓮縣政府卻在1994年時,將港口部落土地無償撥用給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並在面對村人抗爭時,主張「資料佚失」而無法處理,導致港口部落居民與政府單位間長期的摩擦,居民亦在二十幾年間持續抗爭。

2011年12月23日,部落居民發起「封冰箱」行動,藉「豐濱鄉」的諧音,代表意欲取回原住民天然的冰箱:山林與大海,希望喚起政府單位與大眾對此事件的重視。對於這場抗爭,警方派出手持了防暴盾牌的優勢警力,在一定程度的推擠衝突之後,將抗爭民眾限制在風景區旁的草坪上。

這起「封冰箱」事件,也就是《太陽的孩子》電影後段抗爭衝突場面的由來─同樣以政府單位用「資料佚失」當理由,將村民土地賣給財團,來導出抗爭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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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太陽的孩子》是一部劇情片,不是一部紀錄片,不需要與真實事件完全一樣,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我認為它依然有兩個重大缺點:

一、導演引入的概念與主要事件的本質相悖

雖然說《太陽的孩子》劇情線主要來自海稻米的故事,但導演們想談的顯然不僅如此,對原事件最大的改動就是增加了許多「政府壓迫人民」的情節。

政府的僵化與官僚剝奪民眾權利的事件在現實中層出不窮,近年來也是方興未艾的公民運動抗爭的重大目標,苗栗大埔案、洪仲丘、以至太陽花,都與此概念有關。只是很不巧的,海稻米事件正好不屬於此。

海稻米的故事是個溫暖有愛的故事,從村民間的互助合作,到林務局與縣政府在預算與人力上的鼎力支持,都相當正面,看不出官逼民反或是階級壓迫的蛛絲馬跡。

但為了劇情的張力,同時也為了導演們想要導入的「政府壓迫人民」這個概念,在電影版中做了許多修改。例如在電影中,慨然提供預算補助與苦口勸說村民使用有機農法的,是一位叫吳慶華博士的大學教授;但事實上,這個角色的原型是隸屬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的林華慶先生,他的政府機關色彩在電影中被抽換掉了。除了林務局之外,花蓮縣政府農業處在復育水梯田上的協助,在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中也清楚可見。但這些政府機關扮演的角色,到了「太陽的孩子」裡,化身為穿著國民黨傳統配色背心的鄉長,開口閉口「你到底要甚麼?」,正正是個幫助財團剝削村民,官僚顢頇的大反派。

事實上,當年《海稻米的願望》紀錄片根本就是林務局出資補助拍攝並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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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訪問中,導演鄭有傑曾經表示,他不想過於表現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但這句話只適用於擔任房屋仲介的角色聖雄身上;對於表現政府機關的壞,導演們倒是毫不手軟。

如果單純以劇情安排的需要來看,塑造反派本來無可厚非,政府壓迫人民也確實存在,導演們想把這個概念引入電影,動機上並不奇怪。問題在於這個概念與原事件本質上出現了衝突,海稻米事件原來說的是合作、懷舊、人與土地的牽繫、外來的支援與共願,是個溫暖正向的故事;但「太陽的孩子」除了這些之外,還想要講權力壓迫、政府失靈、人性掙扎、小人物的奮鬥與抗爭等等,大幅改變了原故事的面貌,這已經不是改編,這是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故事。

與其改變了海稻米事件的原貌,讓看電影的人們誤解海稻米故事中原有的內涵,還不如拿大埔事件來改、拿美麗灣事件來改、甚至直接單拿「封冰箱」事件來改,都會比海稻米的故事在這部電影中呈現的尷尬面貌更為適合。

二、粗暴不成熟的象徵與戲劇表現手法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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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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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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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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