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地」、「灣生」到「本島」——那些年,他們在台北高校「七星寮」的放浪青春

從「內地」、「灣生」到「本島」——那些年,他們在台北高校「七星寮」的放浪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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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喻為「大日本帝國奢侈品(贅呎品)」的台北高等學校,給了我們一塊歷史切片,讓我們在整夜蠻聲高歌、放浪起舞的高校生間,拼湊出一角部分灣生曾有過的躍動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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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上映的紀錄片《灣生回家》,讓無數走進電影院的觀眾流下了感動的眼淚,也讓「灣生」這個幾乎被淹沒在歷史洪流的名詞得以浮現,填補起台灣這塊土地一處斷裂的記憶。

回到戰前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校園,那時候還是學生的灣生們不知道有一天自己將「引揚歸國」,從此遠去出生的故土,而其中一所被喻為「大日本帝國奢侈品(贅呎品)」的台北高等學校,給了我們一塊歷史切片,讓我們在整夜蠻聲高歌、放浪起舞的高校生間,拼湊出一角部分灣生曾有過的躍動青春。

前月二十二日夜,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生徒若干名,成一橫列,在行人來往不絕之榮町上,高聲唱歌,宛然若示威行列,頗受市民之指摘。延至本月五日夜,……有學生團一團約三十名,例穿高屐,執巨洋杖,其杖綽號為殺狗棒,裝做眼空一世,於下午十時至十一時之間,大著步,高唱嫖客之歌,過本社口及新起町市場附近,致行人為之停步側目,嘆台灣最高學府生徒,其行動乃至如此。

這是西元1926年6月9日於《台灣日日新報》刊登的一則名為〈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風紀有自省之必要〉之評論,旨在譴責台北高校學生放肆頹靡之行徑。若換作是今日的我們,一定也會對上述高校學生超塵拔俗、奇裝異服的景況感到不可思議。

有「台灣史懷哲」之稱的校友陳五福就如此回憶道:「頭髮由剃得光光的變成可以蓄髮,有的同學弊衣、破帽、不修邊幅、穿木屐、腰部綁著長條毛巾,隨風搖擺,那種旁若無人顧盼自雄的模樣有如戰國時代的浪人。」

而被日人譽為「台灣才子」的校友楊基銓也認為,當時的他們就像二戰後西方流行的嬉皮(hippie),並提及:「高校的學生以年齡來說,大約是十六、七歲至二十一、 二歲,正在學習階段,但卻在社會及學校受到成年的款待,不但能留頭髮,並且准予抽煙、喝酒。我們那一班,第十屆文科乙類同學,每年舉行一次聚餐,有一次,更在有妙齡女郎陪侍的酒家舉行。」

不過,這些驚人的舉動與外型在台北高校生間並不是特例,也並非唯台北高等學校所獨創,而是承襲日本舊制高校自1920年代以前就已然成形的風尚態樣。究竟,這個「高等學校」是什麼樣的地方?在日治時期的時空背景下,台灣設立的台北高校又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日本的舊制高等學校是二次大戰前,日本為了培育少數國家、社會菁英而撥以龐大經費創建的教育制度,旨在作為「大學預科」,亦即進入大學前的預備學校。也就是說,高校畢業生可以在幾乎不用考試的狀態下,直接進入帝國大學就讀,因此考上舊制高校就等於拿到了帝大的錄取通知。

正是在這樣的教育系統下,學生不但能夠享受健全的人才培育、坐擁大量社會資源,還能夠在卸除諸多考試等人為壓力後,回歸求知及思考的根本價值,盡情展現自我。再加上,高校師長通常都帶有相當開放的作風,與學生追求自由、自治的訴求交互作用,於是,這群「菁英中的菁英」便產生了一種充滿機智、叛逆的形象,企圖特立於當時日本相對保守的社會。

相對而言,日本政府在台灣建立高等教育的初衷,就並非要提高台灣人民的素質,而是為了謀求殖民母國的最大利益,提供日本政府殖民及擴張政策所需的研究資料和高級人才。1922年創設的台北高等學校(原借用今日建中之部分校舍,後於遷至古亭町,也就是國立師範大學的前身),便是與殖民政策密切配合的高等教育機構中之一環。

由於台灣總督府意圖透過建立帝國大學以實踐同化目標、協助南進政策研究,但日本學制規定必須讀完高等學校三年才能進入大學,因此總督府在多方協商下,才在1922年、1925年先後設置了台北高等學校「尋常科」(等同國中)與「高等科」(等同高中),為完成「高校-大學」之高等教育體制做準備。

台北高校雖然設立於日本的殖民地,但同樣繼承了「內地」高校共同體的特殊傳統。像是種種「蠻風」的舉止作為,如勾肩搭背高歌起舞抑或夜間驚嚇他人的「ストーム」(strom)、上課點名代答的「代返」、捉弄配屬將校(教官)、舍監或警察等象徵權威的階級、爭取宿舍自治破壞食堂的「賄征伐」、從宿舍二樓往一樓排尿的「寮雨」、雜亂而長期不清裡的「萬年床」、弊衣破帽搭配木屐長杖的造型等等;

以及盛大的宿舍慶典「寮祭」、在餐館、咖啡廳甚至酒家齊聚聯誼的「コンパ」(Kompanie)、由笛卡爾、康德、叔本華三位哲學家姓名縮寫搭配丹波民謠的流行曲調「デカンショ節」、提早接觸成年才能享有的煙草與酒精等風氣,皆為日本眾高等學校早已固有成形的文化態樣,繼而才於台北高校創立後引入台灣。

不過,這些風行於日本高校的傳統,是如何生根並於台北高校開花結果的呢?實際上,在1925至1928年間,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除了招收「在台日人」與「台人」外,還先後於京都、仙台、福岡、東京等日本本地設置考場,募集至多40名能力資優的日本學生。而最初這幾批進入台北高等學校就讀的日本中學畢業生,可說就是引介日本高校風氣到台灣的先行者。

為了實現他們在日本就讀中學時所憧憬的高校生活,這些來到台灣的日本學生透過複製在日本當地對高校的所聞所見,將諸多高校風俗移植至台北的校園與其居住的宿舍「七星寮」,而這些放浪形骸、不修邊幅的行徑,不久後便吸引了其他島內學生的加入,逐漸形成台北高校生的共同記憶。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所設置於「殖民地」的高等學校,台北高校在體現此日本共通的高校風氣文化時,挾帶了殖民母國/殖民地、日本/台灣、內地/本島之間的特殊歷史情境,因其民族類別、地域文化等差異,呈現出殖民地多重多音的另類態樣,形成台北高校別具一格而耐人尋味的風貌。

其中最為明顯的,便是「內地人」與「本島人」的差異。按日治時期台灣戶口調查的族群劃分,內地人為居住於台灣本島以及澎湖列島的日本人,而本島人則為日本政府來台之前即定居台灣的漢人、熟蕃、生蕃,不過因為當時蕃人的教育系統與台北高校幾無重疊,於台北高校的本島人可以概括視為台灣的漢人族群。1922年台北高校成立之初,恰逢台灣總督府頒布新的「台灣教育令」,開放中等以上教育機構日台共學。

然而,就像其他實施日台共學制的學校一樣,台北高校在入學關卡上對內地人及本島人的待遇,依舊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從報考高校尋常科與高等科的錄取率來看,本島人分別為4%與11%,內地人則為21%與22%。而從就讀高校的人口數來看,每年預定收取40個名額的尋常科僅有約4名本島人就讀,而每年預定160個名額的高等科也錄取不到30名本島人。也就是說,如果將1928年到1945年共二十屆的畢業生平均下來,本島生的比例只占整體約22.5%,遠不及內地生之數量。

有鑒於內地生與本島生入學門檻的難易差別以及懸殊的人數差異,大多數的台北高校本島生都能夠切身感受殖民體制下的歧視與不公平,畢竟,對於本島學生來說,進入台北高校的這道窄門要比內地學生窄得多,他們必須付出更多的心力才有辦法達到目標。也因為如此,台北高校的本島生在各班幾乎都名列前茅。

而這樣的生態,似乎也造成了種種高校文化對內地生與本島生影響的深淺,因為本島生可能必須兢兢業業地把握得來不易的教育,不敢同內地生享受放蕩不羈的多彩生活,所以台北高校呈現出活躍的學生普遍為內地人之景象。如第十九屆理乙班的黃伯超表示,「台灣人跟日本人的主要差異,可能是台灣人比較重視功課,也比較關心考試的成績,所以唸書的時間比較長,團隊的活動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重視」。

然而,就讀第十六屆文甲班的許文發,卻回憶其住學寮的朋友很多,常常相約去看電影、喝咖啡、逛街,學校的功課並不怎麼在意,反而是讀自己喜歡的書。由此可知,自由奔放的風氣及諸多高校文化傳統之所以在內地生與本島生間形成落差,並不單只是本島生為了其得來不易的榮耀而努力維繫學業。或許,部分本島生是意識到自己身為被殖民者的處境,因而難以融入等同殖民者之日本高校所形成的一體感,甚至也可能因為對象徵著殖民者、高位者的內地生有所顧忌,導致不敢恣意嘗試屬於內地生的「自由放任」。

除此之外,本島人與內地人體現弊衣破帽、放浪形骸等高校作風的差異,也與「學寮」(也就是宿舍)有很大的關係。由於一般高校校風是以學寮為起始,諸如「ストーム」、「賄征伐」、「寮雨」、「寮祭」、「寮歌」等文化都是圍繞著學寮為中心,再加引進高校傳統的日本中學畢業生基本上都住在學寮,台北高校高等科的「七星寮」便成為這些風氣與文化最為盛行之所在。

不過,七星寮並非所有學生皆須入住的全寮制,寄宿七星寮的本島人實為少數,即使是從台灣中南部北上求學者,也因為日台生活習慣的差異或是中學時期的差別經驗,多數選擇居住在客家人梁萬珍所開設的「グロ寮」(奇異寮)。正因為如此,大部分未曾體驗過七星寮生活的本島生,應該較無法被各種高校風氣感染,以致於投入的程度相對輕微。

然而,這並不代表本島生始終與豪放不羈、放浪形骸的高校生活保持距離,從諸多本島高校畢業生的陳述來看,隨著時間帶動高校風氣的傳播,逐漸已有本島人與內地人同行蠻風、ストーム,甚至甫進高校便開始抽煙喝酒的景況。

台北高校第十八屆理乙班張寬敏的一段趣事,便讓我們得以一虧當時包括部分本島生在內的高校生作風:

我們時常都在ストーム,大家牽好,腳翹起來,肩攬肩,穿木屐,在總督府前面衝撞。新公園那邊有個派出所,誰敢去那種地方鬧?去到那裡,把雞雞翻出來,在警察局前面撒尿,就是「水龍」。「 ばかやろう」(混蛋)警察衝出來,「跑阿」跑到和平東路,學校裡面警察就不能進去了……。

當然,台灣的本島生們也並不是每個人都習慣這樣的處事作風。第十屆文乙班的楊基銓就表示:「我對衣服穿著比較保守,穿的是高校制服,頭戴兩條白線的高校學生帽,冬天冷時加披上高校學生專用的無袖黑色大衣,都是規規矩矩,並不故意弄破衣服學時髦。」而同為第十屆文甲班的邱永漢,除了「服裝打扮都非常整齊,帽子也沒有破痕,從未腰纏長布巾走路」,對校園間的蠻風更採取較批判的態度。

不過,所謂的「內地生」其實還是分成「在台日人」以及從「日本本地」招募而來的中學畢業生,存在著「灣製」與「內地製」的差別,而「灣製」其實就是我們在《灣生回家》中所熟悉的「灣生」。作為台北高校自由、自治等風氣與文化的先行者,內地製日生除了主動引進種種高校傳統外,在學寮生活、社團活動、記念祭等高校色彩濃厚的領域,皆扮演著帶頭者的角色,普遍比灣製日人、本島人活躍。

甚至,因「於市中喧鬧」、「酒醉惹事」等放蕩行徑而被校方處分的高校生,也幾乎全為內地製日人,可見其與台北高校各種風氣與文化之直接關聯。不過,從1929年台北高校不再於日本設立考場後,雖然每年仍有十名左右的內地製中學生進入台北高校,但他們作為風氣引導者的位置,已經逐漸被本島出生的「灣生」所取代。

即使都被稱作內地人或日本人,灣製高校生最初卻並沒有一致地認同內地製高校生如同表演般的誇張行徑,除了感到吃驚、認為沒有意義之外,更有人嫌惡其好似「笨蛋」。但是跟本島人相比,灣製日人很快地便融入了內地製日人的行列,這一方面是因為許多灣製日人與內地製日人同住在七星寮,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沒有本島人的心理壓力。

同樣將內地製高校生視為「笨蛋」的,還有本文開頭所引述的《台灣日日新報》之社長河村徹。然而,河村的理由並非不贊同自由奔放的行為舉止,而是認為台北高校作為「殖民地」的教育機構,並不適宜出現如此的風氣。

值得注意的是,「灣製」、「灣生」一詞其實經常是一種語帶輕蔑、諷刺或憐憫意味的用語,是日本本地人對日人出生於台灣第二代、第三代之稱呼。當這些內地製高校生認為灣製生「呆且愚」時,其象徵的意義或許不只是嘲笑這群灣生無法體現與理解高校精神,更隱含了自居為「真正的」內地人究竟是以何種姿態觀看「次等的」內地人。

事實上,從日本佔領台灣以來,日本民間即流傳著「臺灣呆け」的詞彙,意味習於溫帶生活的日本人,來到熱帶台灣一段時間後,會變得愚蠢遲鈍,無法從事需高度思維或情感的活動,容易罹患熱帶神經衰弱。

而當我們看著台灣學子郭維租形容就讀台北高校的日本子弟「一派傲慢,高高在上,蠻不講理,盛氣凌人的氣焰,實在令人消受不了」,並且「明顯的對本省子弟帶有強烈的種族歧視,視本地人如未開發地區的荒土著」時,在某種程度上或許也能夠套用在內地製日人對灣製日人的歧視。對於許多高校創建初期來到台灣的內地製高校生來說,出生、成長於殖民地的灣生不只是不懂得高校精神,甚至是不懂得日本精神。

縱觀而論,作為日本舊制高等學校之一的台北高校,繼承了這些高校所共享的「自由」、「自治」之傳統精神,與諸多叛逆頹廢的風尚習俗。不過,因為其所處的殖民地背景,讓就讀這所學校的人口組成有了複雜的面貌,並且反映在高校風氣的實踐上。然而,作為台北高校內的少數又同時背負被殖民者的身份,被稱為「本島生」台灣學子在體現高校自由奔放的風氣時,時常會受到外在與內在的侷限,因而與通稱為「內地生」的日本高校生有所差異。

更值得注意的是,高校風氣存在的差異其實並不只出現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也出現在這些皆被視為殖民者的內地生當中。於是,在出生於台灣的「灣製」日本高校生身上,我們竟看到了擺盪於「內地」與「本島」、「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雙重身分,而他們也透過自由風氣的繼承,操演著殖民者的角色,呈現出處於殖民地的台北高校之特殊風貌。

參考資料

1.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2)。

2. 曹永祥,《噶瑪蘭的竹光——陳五福醫師傳》(台北:前衛,1993),頁32-33。

3. 楊基銓,《楊基銓回憶錄》(台北:前衛,1996),頁48、頁64-65。

4. 王育德著,吳瑞雲譯,《王育德自傳——出生至二二八後脫出台灣》(台北:前衛,2002),頁 175。

5. 曹永洋,《都市叢林醫生——郭維租的生涯心路程》(台北:前衛,1996),頁73。

6. 〈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風紀有自省之必要〉,《台灣日日新報》9374號,1926.6.9,夕刊4版。

7. 蔡錦堂,〈日本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收入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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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歐素瑛,〈臺北帝大生的來源與出路〉,《歷史問題研究》,第26期(2011,首爾)。

10. 巫毓苓、鄧惠文,〈熱、神 經衰弱與在台日人——殖民晚期台灣的精神醫學論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4期(2004,台北),頁69-70。

圖片來源:臺北高等學校網站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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