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貧濟富的「尋租」遊戲,如何將你的錢從金字塔底層搬到頂層?

劫貧濟富的「尋租」遊戲,如何將你的錢從金字塔底層搬到頂層?
Photo Credit:Thomas Galvez@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累退稅制和尋租是分配不均日益升高的關鍵,但還有一些更廣大的力量,對美國分配不均的另外兩個面向:掏空中產階級、增加貧窮,產生特別影響。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看不見的手和分配不均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表示,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將私人追求自利的行為引導到所有的人都得到福祉。在最近一場金融危機之後,沒人會說銀行家追求私利,使得所有的人同蒙其利。這頂多只增進了銀行家的福祉,社會其他的人則必須承擔成本。這甚至不是經濟學家所說的「零和遊戲」,也就是一個人的利得,正好等於其他人的損失。這是負和遊戲,也就是贏家的利得低於輸家的損失;社會其他人的損失,遠高於銀行家的利得。

金融家追逐私利,結果對社會其他人造成災難,原因很簡單:銀行家的誘因並沒有和社會報酬契合得很好。當市場運作良好,也就是以亞當斯密假設的方式運轉,那是因為私人的報酬和社會的利益契合得很好,也就是如同邊際生產力理論所假設的,因為私人報酬和社會貢獻相等。根據那個理論,每位勞工的社會貢獻正好等於私人的報償,生產力比較高的人,也就是社會貢獻比較大者,得到比較高的薪資。

亞當斯密曉得會有私人和社會報酬不同步的情況發生。他解釋說:「同一行業的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使為了宴飲也很少見面,但他們一有對話,結果總是共謀對大眾不利,或者設法調高價格。」市場本身經常未能產生高效率和理想的結果,所以政府必須矯正這些市場失靈,也就是設計各種政策使得私人誘因和社會報酬一致。至於做到這件事的最好方式,當然常有不同的看法,但今天極少人相信應該放任金融市場不受拘束,或者應該允許企業不受限制,蹂躪環境。

當政府做好本身的工作,一位勞工或一位投資人獲得的報酬會等於他的貢獻為社會創造的利益。倘若這些事情沒有取得一致,我們便說「市場失靈」,也就是市場未能產生高效率的結果。

當下列情況發生時,私人獎酬和社會報酬便會契合得不好:競爭不完全;當「外部效應」(externalities)存在,指一方的行為對其他人產生很大的負面或正面影響,而他本身並沒有付款或取得利益;資訊不完全或不對稱存在;缺乏風險市場或其他市場。由於幾乎每個市場都存在以上所說的一種或多種狀況,所以事實上很少人推測市場普遍具有效率。這表示政府大有揮灑的空間,可以設法矯正市場失靈。

只是,政府從來沒有完美地矯正市場失靈,但某些國家的政府做得比其他國家要好。如果政府能矯正大部分的市場失靈,經濟才有可能欣欣向榮。良好的金融管理,有助於美國及全球在經濟大蕭條之後四十年內避開重大的危機。一九八○年代的解除管制,在後來的三十年內則造成無數的金融危機,其中二○○八至○九年的危機是最嚴重的。

政府沒有做好該做的工作絕非意外:金融業利用其政治力量,以確保市場失靈不會被矯正,以及這個部門的私人獎酬繼續遠高於他們的社會貢獻。這正是導致金融業浮腫,以及頂層分配不均水準偏高的因素之一。

塑造市場

私人金融公司的一些行動經常造成市場運作不良。舉例來說,正如亞當斯密所說,企業存有設法降低市場競爭的誘因。此外,企業會設法迴避法律,或者讓法律無法有效執行。企業人士的注意焦點,當然不在於增進我們所廣泛理解的社會福祉、使市場更具競爭性,他們的目標只是讓市場為他們做工,好賺更多的錢。後果往往是促成效率較低的經濟,分配不均升高。

只要舉個例子就夠了。市場競爭激烈時,高於正常資本報酬(normal return to capital)的利潤無法持續存在。因為當一家公司賺到的利潤高於競售水準,同業就會試著以較低價格搶走顧客;一旦競爭激烈,價格就會下降到利潤為零的地步,想要尋求厚利的人將大失所望。商學院會教學生如何辨認和創造競爭障礙,包括「進入障礙」(barriers to entry),以確保利潤不會遭到侵蝕。事實上,近三十年來企業最重要的一些創新,不是為了使經濟更具效率,而是希望確保獨占力量,或者加強規避政府一切相關管理。

減低市場的透明度,便是企業愛用的一種工具。市場透明度愈高,競爭可能愈激烈。銀行家曉得這一點。這是為什麼銀行家使盡渾身解數,希望將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行留在「店頭」市場的原因。

在店頭市場裡,顧客很難知道自己是否得到好交易,每件事都是靠議價進行,而這和比較公開、透明的現代市場運作方式相反。此外,由於賣方經常在交易,而買方偶爾才進入市場,賣方擁有的資訊多於買方,並且利用那些資訊謀求自己的利益,這表示發行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賣方能從他們的顧客抽取更多的錢。相較之下,設計良好的公開標售,可以確保商品流進最重視它們的人手裡,是效率的正字標記,由公開的價格引領買方做決定。

缺乏透明度能使銀行家得到更多利潤,卻會降低經濟的表現。少了良好的資訊,資本市場就無法實施紀律:金錢不會流向報酬最高的地方,或者流向管理資金表現最好的銀行。今天,沒人知道一家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真正的財務狀況,躲在陰影中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正是部分原因。我們可能以為,最近這場危機已經迫使他們改弦易轍,事實上銀行家們抗拒改革。

舉例來說,他們抗拒提高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透明度,以及實施限制反競爭實務法令規定的要求。這些尋租活動的價值,利潤高達數百億美元。雖然他們沒有打贏每一場仗,贏的次數卻夠多,所以問題依舊存在。二○一一年十月底,一家美國大型金融公司破產,創下有史以來第八大的破產紀錄,部分原因就在於複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顯然沒有看清這些交易,至少沒有即時看出來。

將錢從金字塔底層搬到頂層

頂層賺錢的方式之一,是利用市場和政治的力量圖利自己、犧牲他人,增加自己的所得。

金融業已經自行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尋租專長。例如,利用不對稱資訊,銷售他們設計得穩賠不賺的證券,但確定買家不知道這件事;承受過高的風險,因為政府握有救生索,會在必要的時候伸手救他們和承受損失。順帶一提,由於曉得這件事,金融業者能以比可能該有的水準還要低的利率調借頭寸;並從聯準會(Federal Reserve)那裡取得利率幾乎是零的資金。

最過分的尋租形式,近年來已經到了登峰造極之境,就是金融業的人占貧窮和消息不靈通的人便宜,以掠奪性貸款和胡作非為的信用卡業務欺負這些弱勢群體,賺進大量的金錢。每個窮人也許只損失一點,但因為有那麼多窮人,每個人一點,加起來就很多。凡存有正義感或者關切整體效率的政府都應該禁止這些行為,畢竟,將錢從窮人移轉給富人的過程中,用掉大量資源,所以稱之為負和遊戲。

但是,政府並沒有制止這種行為,甚至在二○○七年左右,我們對於所發生的事情看得愈來愈清楚的時候也沒做。理由很明顯,金融業已經投資很多錢在遊說和政治捐獻上,事實證明,這樣的投資得到了報償。

我會提金融業,部分原因在於它對目前的分配不均水準影響甚鉅。金融業在製造二○○八年的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家看得很清楚,連在金融業工作的人也不否認。但每個人都相信,真正該怪的還有其他人。的確,經濟中的其他部門跟目前的分配不均也脫離不了干係。

現代的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種複雜的遊戲,想贏的人不能只具備一點點智慧。但是贏得這場遊戲的人,具備的特質卻經常叫人不敢恭維:有能力規避法令,或者訂定對己有利的法律;存心占別人便宜,連窮人也不放過;必要時使出不公平的手段。套句某位成功玩家的話,「贏或輸都沒關係,重要的是如何玩這場遊戲。」這根本是句廢話,輸贏才是真正重要的,市場也始終以一種簡單的方式來佐證這點,就是你擁有多少錢。

贏得尋租遊戲,為頂層帶來許多財富,但這不是他們取得和保存財富的唯一手段,稅制也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一點,後面會談到。由頂層所設計的一套稅制,頂層繳納的稅賦低於公平的比例,稅額占所得的百分率低於遠比他們貧窮的人。我們稱這種稅制為「累退制」。

雖然,累退稅制和尋租是分配不均日益升高的關鍵,但還有一些更廣大的力量,對美國分配不均的另外兩個面向:掏空中產階級、增加貧窮,產生特別影響。

管理企業的法律,以及引導企業領導人與決定報酬如何分配的行為規範,兩者交互作用。如果貨幣主管當局可能是因為擔心通貨膨脹升高而採取行動,維持失業於偏高的水準,那麼工資就會受到抑制。強大的工會有助於降低分配不均,而力量薄弱的工會則會讓執行長〈有時和他們協助塑造的市場力量結合起來〉更容易提高分配不均。政治在工會力量、企業治理效能、貨幣政策執行等各個領域都扮演要角。

市場力量當然也舉足輕重,即使這些力量有一部分受到政治的塑造。舉例來說,市場力量是指平衡技術性勞工的供給與需求,不過這也受到科技和教育變動的影響。今天,美國並沒有利用市場力量和政治相互平衡的方式,也就是在市場力量可能導致差距擴大的期間,透過政治流程以抑制分配不均升高,或者政府出手緩和市場過度的行為,而是任令兩者結合起來,一起擴大所得和財富的差距。

Photo Credit: Frits Ahlefeldt-Laurvig @ Flickr CC By ND 2.0
尋租的形式與結果

前面提過,我們將當前政治犧牲眾人、圖利富人的許多方式,稱之為「尋租」。尋租有多種形式,包括來自政府的隱藏性和公開移轉與補貼、減低市場競爭的法律、現有競爭法執行不力、法令規定允許企業損人利己,或者將成本轉嫁給社會。「租金」(rent)起初是用來描述土地得到的報酬,地主是因為擁有土地而收到這些給付,不是因為他做了任何事情。這和勞工大不相同,因為工資是為了補償勞工所提供的勞力。後來,「租金」被沿用到獨占利潤或租金,也就是只因為控制獨占物而獲得的收入。

最後,租金這個名詞進一步擴大,包括因為類似的擁有方式而得到的報酬。如果政府給予某公司獨家權利,進口數量配額有限的某種商品,例如糖,那麼因為擁有這種權利而產生的額外報酬,稱為「配額租金」(quota-rent)。

天然資源富饒的國家,便以典型的尋租行為著稱。這些國家以有利的條件取得資源,遠比創造財富容易致富。這通常是一種「負和遊戲」。一般來說,這也是這類國家比缺乏資源的國家成長得緩慢的原因之一。

更讓人不安的是,我們可能以為資源富饒便能夠協助窮人,確保所有人都能接受教育和健康照護。對工作收入和儲蓄課稅,可能削弱誘因;相形之下,對土地、石油或其他天然資源課徵「租金」,資源不會消失,還是會在那裡等著人們取用,即使今天不用,明天也會用,不會產生不利的誘因效應。原則上,這表示應該會有龐大的收入,可用於挹注社會支出和公共投資,例如投資於健康和教育。

想不到,擁有最多天然資源的國家,竟然名列分配不均最高國家的清單上。這些國家顯然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會尋租,通常是那些擁有政治力量的人,而且他們會確保資源的利益大多歸自己所有。拉丁美洲的最大產油國委內瑞拉,在查維斯(Hugo Chávez)上台之前,有一半的人處於貧窮狀態。

尋租行為不只是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資源豐富國家所特有,包括美國在內的現代經濟體也流行這種行為。它在這些經濟體中有許多形式,其中有些非常類似於物產富饒的國家:允許某些人以低於公平市場價格的水準取得國家的資產,例如石油或礦物。如果政府將價值十億美元的某座礦場以五億美元賣給你,要想不富有也難。

另一種尋租方式正好相反:以高於市場價格的水準賣產品給政府。製藥公司和軍事承包商非常擅長這種尋租形式。例如,政府公開補貼農業或者隱藏性補貼,減低競爭的貿易限制,或者隱藏在稅制中的補貼,便是向民眾收取租金的另一種方式。

並非所有的尋租都透過政府向一般民眾榨取金錢,民間部門也能做。例如透過獨占業務和剝削資訊較少、教育程度較低的人,而從民眾榨取租金,例如銀行的掠奪性貸款便屬於這一類;或者,企業執行長利用自己對公司的控制權,從中提取較高的百分率給自己。在這方面,政府也會因為沒有出面制止這些行為、沒有將它們訂為非法,或者沒有執行現有的法律,而間接助長。

事實上,政府可以有效執行競爭法律以限制獨占利潤;針對掠奪性放款和信用卡濫用訂定有效的法律,以抑制銀行的剝削程度;設計良好的企業治理法律,以抑制企業高階幹部從公司收入提撥資金給自己的比例。

觀察位居財富分配頂層的人,可以感受美國分配不均的特性。位於頂層的人,極少是使科技改頭換面的發明家,或者改變我們了解自然法則的科學家。杜靈(Alan Turing)的才華提供了現代電腦所根據的數學,愛因斯坦也是。或者如雷射的發現,湯斯(Charles Townes)扮了要角,發明電晶體的巴迪恩(John Bardeen)、布雷頓(Walter Brattain)和夏克利(William Shockley),乃至解開DNA之謎的華生(James D. Watson)和柯里克(Francis H. C. Crick)。這些人對我們的福祉做出重大貢獻,卻沒有一個人從經濟體系得到很大的獎賞。

相反地,財富分配頂層的許多人,在某些方面是商業天才。舉例來說,有人可能說賈伯斯(Steve Jobs)或搜尋引擎、社群媒體的創新者,各自表現才華。賈伯斯去世前在《富比世》(Forbes)雜誌的全球最富有億萬富翁名單上排名第一百一十名,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排名第五十二。許多這類「天才」,是在巨人的肩膀上建立他們的商業帝國。發明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的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等巨人,根本不曾名列《富比士》的億萬富豪。伯納斯李可以成為億萬富翁,但他選擇免費提供自己的構想,而大大加快網路發展的速度。

仔細觀察頂層人士的成功,可以看出他們投入不少才華於設計運作方式,利用市場的力量和其他不完美的漏洞,以確保政治為他們效力,而不是為更廣大的群眾效力。

我們已經談過金融家,他們占頂層一%或○.一%人口很大的一部分。雖然其中一些以創造價值的方式得到財富,其他人的財富卻主要得利於無數尋租形式。除了我們討論過的金融家,頂層還有獨占者及他們的後代,透過機制,成功地取得和維持市場的霸主地位。在十九世紀的鐵路大亨之後,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和標準石油(Standard Oil)接棒。二十世紀結束時,換上蓋茲和微軟雄霸個人電腦軟體產業。

放眼其他國家,則有墨西哥的企業家史林姆(Carlos Slim)。《富比世》將他列為二○一一年全球最富有的人。由於史林姆主宰墨西哥的電話產業,所以收取的價格高達較競爭場的好幾倍。墨西哥的電信系統改制民營之後,他取得很大的一分,財富因此一飛沖天。世界上許多巨富,都是靠民營化帶來的機會。

我們說過,以很高的折價取得國家資產,十分容易致富。舉例來說,俄羅斯現在許多寡占企業家,起初的財富都是因為以低於市場價格購買國家資產,然後透過獨占的力量,確保利潤源源不絕而來。在美國,政府大部分的贈與通常比較不露痕跡。比方說,我們設計出售政府資產的一些規定,其實等於部分贈與,但不像俄羅斯人那麼明目張膽。

另一群重要的巨富是企業執行長們,已經成功地從企業收入中領取愈來愈高的報酬。例如聯合健康集團(UnitedHealth Group)的漢姆斯里(Stephen Hemsley)在二○一○年就領走一.○二億美元。後面會說明,近數十年來,這些執行長能夠累聚這麼多財富,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生產力突然提高,而是他們更有能力從自己理該效力的企業取走更多。加上,人們的疑慮降低、容忍度更高,也促使他們敢於上下其手。

最後的一群尋租者由頂尖律師構成,包括那些協助別人以規避法律、但通常不致坐牢的方式尋租而變得更富有的人。他們參與了複雜稅法的訂定,將一些漏洞放進裡面,好讓客戶能夠避稅。接著,再設計複雜的交易,以利用這些漏洞。他們設計出複雜且不透明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也協助設計似乎合法的契約安排,以產生獨占力量。目的是不讓市場按照應有的方式運作,而是做為圖利頂層的工具,然後從中得到巨大獎酬。

書籍介紹

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天下雜誌出版

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我們的經濟與政治體系承諾我們要做的事,與他們實際做的事情,兩者天差地別到不容忽視的地步!--史迪格里茲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是省思全球化與自由市場最清醒的聲音。2008年金融危機後,史迪格里茲受法國前總統薩科齊邀請,擔任國際經濟與社會進步評量委員會主席,打破GDP的迷思。

這次,史迪格里茲聚焦全球都面對的世紀難題-分配不均。薪資停滯、工作機會消失,大眾的稅愈來愈重,但是社會福利卻一減再減。根本的原因,就是財團綁架政府、只求自己的財富如滾雪球般膨脹,而政府失能、完全無法矯正市場失靈。受害的不只是中產階級與勞工,更已經傷害了民主政治與司法體系。

我們必須看清楚財團扭曲的邏輯,站出來改變!

天下雜誌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