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右派的謬誤:許多公司採用的「獎勵薪資」制度,為什麼反而對生產力不利?

政治右派的謬誤:許多公司採用的「獎勵薪資」制度,為什麼反而對生產力不利?
Photo Credit: David Shankbone @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政治右派不只低估分配不均的成本,忽視市場扭曲所能帶來的影響,也放大了透過累進稅制矯正分配不均的成本,同時貶抑公共支出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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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效率與工資

美國社會的分配不均起因於私人獎酬不同於社會報酬,儘管有「占領華爾街」這種鼓舞人心的行動,人們普遍接受這樣的分配不均水準,使得美國很難採行有效的政策。總體經濟不穩定、產業解除管制,以及有關基礎設施、公共教育、社會保障和研究投資不足,在在見證政策失能。

我們用一個完全不同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高度分配不均會使得經濟無效率和生產力低落。我們都同意,人不同於機器,必須加以激勵才會努力工作;當我們覺得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時,就很難被激勵。這是現代勞動經濟學的中心信條。

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指出,企業對待員工的方式會影響生產力,包括支付多高的工資。事實上,這是著名的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一八九五年寫道:「待遇高的勞工通常效率高,因此不是昂貴的勞工。」他也承認,「雖然效率工資理論很樂觀,但這對分配理論有非常複雜的影響力。」

效率工資理論再度受到重視。發展經濟學的學者們發現,營養不良的勞工生產力較低。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發現,營養不良的士兵戰鬥效能也相對低落。教育學者已經指出,飢餓和營養不足會阻礙學習,這是為什麼學校營養午餐計畫那麼重要的原因。如今,每七個美國人就有一人處於營養不良的狀態,貧窮美國孩童的學習恐有受損之虞。

對處於經濟困頓的中低階層的人來說,現實生活裡總有無數的焦慮:會失去房子嗎?能否供養子女接受好的教育,以後才有機會出人頭地?退休之後將如何維生?對這些人來說,花費在焦慮的心神愈多,專注工作以提高生產力的精力就愈少。

經濟學家穆萊納珊(Sendhil Mullainathan)和心理學家沙菲爾(Eldar Shafir)證實,在匱乏狀況之下,做出的選擇往往導致匱乏更加惡化。此外,壓力和焦慮也會損害一個人學習新技能和知識。如果學習受到損害,生產力成長速度就會比較慢,而這對經濟的長期表現絕不是好事。

激勵員工時,必須要讓他們感覺受到公平對待。目前,勞工對工資差距不公平的感受日益濃厚。當高階主管一方面表示,必須降低工資或者必須裁員,公司才能保持競爭力,卻同時提高自己的待遇,勞工當然會認為這樣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這會影響他們對工作的付出、對公司的忠誠、和其他人合作的態度,以及投資未來的意願。大家都知道,快樂的員工生產力也較高;如果員工認為高階主管的待遇過高,就不可能是快樂的員工。

普利斯通(Bridgestone)輪胎的個案研究,顯現令人心寒的情況。公司獲利一年之後,管理階層要求每次輪班自八小時改為十二小時,而且白天班和晚上班輪調,並將新進人員的薪資調低三○%。結果工廠生產出許多有瑕疵的輪胎,這些瑕疵品和超過一千人的死傷有關,迫使普利斯通必須進行大規模的召修。

最近,經濟學方面的實驗更證明了公平性的重要:提高自認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勞工薪水,對生產力影響很大;對自認受到公平待遇的人則沒有影響。我們可能以為,提高某些人的工資的同時,降低其他人的工資,會提高前者的生產力,降低後者的生產力,兩者正好抵消。但是經濟理論說,低工資勞工的生產力降低幅度,高於高工資勞工的生產力上升幅度,所以,總生產力是下降的。

獎勵薪資的不利影響

政治右派人士和許多經濟學家一樣,傾向於高估獎勵薪資的利益、低估它的成本。當然,在某些情況中,金錢獎勵能夠吸引人才研究棘手的問題,並且提出解決方案。

然而,獎勵薪資用在某些情況中恐怕會十分荒謬。如果心臟外科醫師的薪資高低,是取決於病人手術之後能否生存下來,或者心臟瓣膜能否用上超過五年,會讓醫師更加小心或者更為努力嗎?醫生努力確保每次手術都做到最好,理由和金錢無關。有趣的是,在某些領域中我們發現,獎勵薪資有時會收到反效果,所以,訴訟案中專家證人的酬勞不准根據判決結果來支付。

由於財務獎勵制度無法設計得十分完美,所以往往扭曲行為、過度強調數量,以及不重視品質。因此,大多數的產業都不會採用金融業那種簡單、會造成扭曲的獎勵辦法來酬賞其執行長。相反地,他們會考慮相對於類似職位的其他人的表現,同時評估長期的績效和潛力。獎酬經常以升遷的形式給予,並假設即使缺乏「獎勵薪資」,員工也會盡最大的努力,高階主管尤其如此。

獎勵薪資,尤其是金融業用的那套方法,可以用來說明薪酬會造成多大的扭曲。銀行家因此而有誘因去追逐過高的風險、行為短視,以及採用欺騙和不透明的會計手段。年頭好的時候,銀行家可以抱著高額的利潤回家;壞年冬的時候,便將虧損留給股東去扛;真的快要混不下去了,爛攤子就丟給債券持有人和納稅人。

尤其在經濟大衰退之後,銀行靠著大眾提供的呼吸器維生時,情況更是令人感到憤怒。政府等於遞給他們空白支票,以接近零的利率借錢給他們,他們再拿錢去「投資」報酬率高得多的債券。一位銀行家朋友告訴我,如果政府願意以那些條件借錢給他,任何人,就連他十二歲的孩子都能大賺一筆。銀行家居然把這樣獲得的利潤,看成好像是靠自己才華賺來似的,仍舊理所當然地領取早已習以為常的高薪。

事實上,如果一個人真的有心獎勵,而非意在欺瞞,大可設計出不同的薪酬制度。良好的獎勵制度也許應該根據公司相對於業界其他公司的表現發給薪資,但極少公司這麼做。由此可見,他們不是不了解什麼叫做獎勵,就是對設計和績效有關的獎酬結構不感興趣,或兩者兼而有之。缺乏設計良好的薪酬辦法,反映了另一種市場失靈:企業治理不足,允許高階主管有圖利自己的空間,包括訂定自肥的薪酬制度,而不是對社會或甚至對股東有利。

到目前為止,我對獎勵薪資的批評,都在傳統的經濟分析範疇之內。所謂獎勵,就是要激勵人,比方說,激勵他們賣力工作。心理學家、勞工經濟學家和其他的社會學家,曾經詳細研究哪些因素會激勵人們,而經濟學家似乎在許多地方大錯特錯。

和外在獎酬(金錢)比起來,內在獎酬(把工作做好而得到滿足)往往會對人產生更好的激勵作用。舉個例子來說,兩百年來,不少科學家的研究和觀念都是為了使我們的生活改頭換面,而不是為了追求財富。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探求真相、動腦筋思考的樂趣,並且從中得到成就感及同儕認可。當然,這並不表示他們會拒金錢於門外。況且,如同前面說過的,一個人如果滿腦子想的都是自己和家人的下一餐在哪裡,就會因為分心而無法做好眼前的工作。

在有些情況下,專注於外在獎酬(金錢)反而會減損努力。大部分老師會進入教育,不是為了金錢,而是因為他們喜愛孩子,樂意獻身教學。最優秀的教師如果進入銀行業服務,可能賺到遠高於目前的收入。如果有人認為,只要多給老師五百美元或一千五百美元,他們就會更加用心教書,這樣的說法簡直是在侮辱老師。事實上,獎勵薪資反而會腐蝕人心,因為這會提醒老師自己的待遇有多低,見錢眼開的人可能受不了誘惑而另尋待遇較好的工作,留下只能擔任教職的人。同時,如果老師認為自己的待遇很差,將會傷害士氣,而產生不利的誘因效應。

有個常聽到的故事,也證實了前述的看法。有家日間托兒所遇到一個問題:有些父母總是無法準時接孩子,於是決定要加以收費、提供誘因,激勵父母準時來接孩子。結果,許多父母,包括那些偶爾遲到的人,本來都會想方設法準時接小孩;基於社會壓力,他們會想做「正確的事」,也就是儘量準時接孩子,即使不能每次都準時來接。收取費用之後,把這樣的社會義務轉化成金錢交易,使得父母不再覺得負有社會責任,而是改為評估遲到的效益高於或低於罰金。如此一來,遲接小孩的情形反而增加。

標準的獎勵薪資給付方式還有另一個缺點:大部分雇主認為,團隊合作是公司經營成功絕對不可或缺的,然而個人的獎勵可能傷害這種團隊合作。因為除了建設性的競爭,還會產生破壞性的競爭。相較之下,根據「團隊績效」而支付薪資可以促進合作。說來諷刺,標準的經濟理念總是鄙視這種獎酬制度,認為個人將失去誘因。一般來說,個別努力對團隊的績效影響微乎其微。

經濟理論未能準確衡量團隊獎勵的效果,原因就在於它低估了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個人會努力工作,以取悅團隊中其他人,同時他們也相信這是該做的事情。另一方面,經濟學家也高估了個人的自私,因此,由員工擁有的公司在遇到危機時,表現得比較好,裁員人數也比較少,也就不會讓人感到驚訝了。

標準經濟理論談到行為時,是以理性個人主義為主流方法。他們相信,每個人評估每件事情所採取的觀點,都不會注意別人做了什麼事、他們得到多高的待遇,或者受到怎麼樣的對待。羨慕、忌妒等人的情緒,或者公平的感覺並不存在,如果存在,在經濟行為中也沒有占得一席之地;就算確實出現,也不應該理會。經濟分析應該忽略這些的存在而往前推進。

對非經濟學家來說,這樣的方法似乎毫無道理,對我來說也是。前面說過,個人如果覺得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有可能減少努力,而團隊精神則可以激勵士氣。事實上,這個為美國的短期金融市場量身打造、以個人為中心的經濟學,正傷害經濟裡的信任與忠誠。

簡單說,政治右派主張獎勵薪資是美國維持高生產力水準之必須,但實際的情形恰好相反,許多公司採用的獎勵薪資辦法,製造了更高的分配不均,反而對生產力不利。

Photo Credit: David ShankboneCC By 3.0
高估累進稅制成本,低估其效益

政治右派不只低估分配不均的成本,忽視市場扭曲所能帶來的影響,也放大了透過累進稅制矯正分配不均的成本,同時貶抑公共支出的效益。

舉例來說,雷根總統曾經宣稱,降低稅制的累進程度可以帶來更多稅收,因為儲蓄和工作會增加。他錯了,降稅後稅收實際上顯著降低。布希總統的減稅措施,結果也沒有比較好;他的措施和雷根一樣,只是使赤字升高而已。柯林頓總統提高頂層的稅率,美國反而經歷一段快速成長的時期,分配不均略為下降。當然,政治右派講得沒錯:如果邊際稅率接近一○○%,誘因會顯著減低。但是上述的例子告訴我們,我們還離這水準很遠。

事實上,加州大學的教授薩茲(Emmanuel Saez)、巴黎經濟學院皮克提(Thomas Piketty),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的史坦契瓦(Stefanie Stantcheva)審慎探討了提高稅負的誘因效應和降低分配不均的社會效益之後,估計頂層的稅率應該訂為七○%左右。這也是雷根總統開始為富人謀求福利之前的水準。

但我相信,這些數字也未能充分反映加重累進稅制的效益,理由有三。第一,我們先前指出,提高公平性可以提高生產力,而上述學者的計算和大部分經濟分析一樣,忽視了這點。

第二,人民覺得經濟和政治體系不公平,傷害到他們的信任,而信任是社會運作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加重累進稅制或許對恢復信心、相信體系公平,能有一些貢獻,而這將帶來龐大的社會效益,包括有助於經濟成長。

第三,稅制缺乏累進效果,頂層稅率偏低,主要來自稅制的特別條款,例如資本利得稅偏低、資本利得的定義廣泛,以及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充滿漏洞。這些因素扭曲了經濟,也降低了生產力。那麼多美國公司不必繳什麼稅的原因之一,在於其海外子公司將所得匯回美國國內後才需要課稅,該項條款無異鼓勵這些公司投資海外,而不是投資美國。消除這些條款,可望提高累進效果和強化美國經濟。此外,由於頂層的收入來自尋租收入,倘若針對這些租金下手,我們大可以加重累進稅,卻不致對誘因產生任何不利影響。

降低富人的稅負,使赤字和國家債務大幅升高的另一個負面影響是製造了壓力,導致政府減少教育、技術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而右派人士低估了這些公共投資的重要性。公共投資不只直接產生高報酬,也能做為高報酬的民間產業投資的基礎。政府投資於研究與技術所做的貢獻,包括十九世紀第一條橫跨北美的電報線,以及二十世紀打造出網際網路和第一個瀏覽器。

最近的研究顯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生產力高度成長的時期,奠定了後來生產力持續成長的基礎。其中的理由之一,便是政府投資於道路。這種公共投資只能透過課稅,才能取得永續性的資金,以目前分配不均的水準來看,我們確實需要設計良好的累進稅制。和累退稅制比起來,累進稅制造成的扭曲效果較低。企業執行長不會因為一年帶回家的薪水從一千兩百萬美元降為一千萬美元,就減少努力。

總之,由於社會中巨大的分配不均,對頂層一%的少數人課稅,可以獲得大量的稅收,縱使讓社會的某些生產性活動有所損失,但和針對多數人課徵較高稅率以籌措同樣金額的錢相比,所產生的影響一定小得多。

結論

如果今天貧窮的人明天就能富有,或者獲得真正均等的機會,分配不均的不利影響或許會比較小。就在「占領華爾街」運動吸引人們注意到分配不均日益升高的時候,政治右派人士以幾乎自豪的態度表示:他們和相信結果均等的民主黨不同,始終致力於機會的均等。領導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的威斯康辛州共和黨議員瑞恩(Paul Ryan)竟然表示:「我們不要將注意焦點放在重分配上,應該將重心放在向上流動性。」

這樣的觀點反映出兩個事實面的問題。第一,此話的言下之意是說,我們在結果均等方面失敗了,機會均等卻表現成功。其實不然。第二個問題是,累進稅制主張的是結果均等。正如蔡特所說,民主黨其實不是主張結果均等,而只是主張政策應該「離開使所得分配不均激升、政府的改善努力微乎其微的原地」。

或許最根本的一點是:沒有一個人是靠自己的努力成功的。開發中國家有許多聰明、努力、活力充沛的人仍然貧窮,不是因為他們缺乏能力或者努力不夠,而是因為他們在運作不良的經濟體中工作。一直以來,美國人都受益於舉國集體努力而發展出來的基礎設施與機制,然而頂層一%正試圖取得這個體系所帶來的利益中的大部分,為此,他們寧願摧毀整個體系,也要保住現在擁有的利益。

我們為分配不均付出很高的代價,而分配不均正使經濟受到愈來愈大的傷害,包括生產力降低、效率降低、成長降低、不穩定升高。降低這種分配不均的衝擊,遠遠超過可能需要承受的任何成本。我們已經找出分配不均的成因與影響,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證實「較高的分配不均和較低的成長有關」。

長久以來,美國以身為公平的社會自豪,每個人都有出人頭地的均等機會,但是今天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的卻不是這麼一回事。美國的窮人或甚至中產階級躋身頂層的機會,低於歐洲許多國家。頂層一%對社會造成最大的負擔是:侵蝕了我們的認同感。由於分配不均會使經濟變弱,大多數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更加黯淡。

除了喪失認同感、使經濟衰弱,美國的分配不均還製造了另一個問題:民主瀕臨險境。

書籍介紹

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天下雜誌出版

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我們的經濟與政治體系承諾我們要做的事,與他們實際做的事情,兩者天差地別到不容忽視的地步!--史迪格里茲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是省思全球化與自由市場最清醒的聲音。2008年金融危機後,史迪格里茲受法國前總統薩科齊邀請,擔任國際經濟與社會進步評量委員會主席,打破GDP的迷思。

這次,史迪格里茲聚焦全球都面對的世紀難題-分配不均。薪資停滯、工作機會消失,大眾的稅愈來愈重,但是社會福利卻一減再減。根本的原因,就是財團綁架政府、只求自己的財富如滾雪球般膨脹,而政府失能、完全無法矯正市場失靈。受害的不只是中產階級與勞工,更已經傷害了民主政治與司法體系。

我們必須看清楚財團扭曲的邏輯,站出來改變!

天下雜誌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林佳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