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與「效率」孰輕孰重?分配不均對經濟的傷害比你想像得大

「公平」與「效率」孰輕孰重?分配不均對經濟的傷害比你想像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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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信任,正是社會資本所有概念的基礎;人們能夠滿懷自信,相信會在保有尊嚴的情形下受到公平對待。為此,他們會有所回報。

文: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傷害民主政治程序

現代政治經濟中有令人費解的謎題,就是為什麼有人願意去投票。投票需要成本,選民前往投票所需要時間和體力;住在廣大的美國西部都市,公共交通不甚方便,前往投票所是件麻煩的事;行動能力有限的人,即使投票所在附近,也不方便投票。此外,令選民困擾的是,做這件事對個人並沒什麼好處。

事實上,個人投下的那一票,幾乎不曾攸關最後的勝負。現代政治和經濟理論假設,人是理性的自利行為人,在這樣的基礎上,有人會去投票是個謎。

答案當然是我們已經被灌輸「公民道德」的觀念,也就是「投票是國民的責任」。打算不投票的人恐怕都會擔心,如果大家都不投票,會發生什麼事?事實上,這種公民道德不應該被視為理所當然。特別是當個人深信政治體系偏袒一方且不公平時,更不會覺得有履行公民道德的義務。當社會契約被捨棄,當政府和公民間的信任蕩然無存,人們的理想就會破滅、感到疏離。在今天的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不信任感正在上升。

諷刺的是,想要操縱政治體系以滿足自身目的的富人,非常樂見這樣的結果。會去投票的人,都是認為政治體系行得通或者至少對自己有利的人。如果選民因為理想破滅,必須受誘才會去投票,那麼要他們投票,會是十分昂貴的事;破滅的程度愈高,成本愈重。然而需要的錢愈多,利益團體揮灑的空間就會更大。對有錢人來說,花錢去塑造政治程序無關公民道德,那是一種投資,必須要求和回收報酬。因此到頭來,他們很自然往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塑造政治程序。而這又會使選民理想破滅的感覺更為高漲,又進一步推升金錢的力量。

信任降低

我始終堅信,一個國家必須以合作的態度行動,才能解決國家的問題。政府是個正式機制,透過政府,人民才能集體行動。個人對於應該做什麼事,看法難免不同,這是集體行動那麼困難的原因。所以,需要妥協,而妥協必須建立在信任上:某個群體今天讓步,是因為他們曉得未來另一個群體也會讓步。人們必須懷有信任感,相信所有的人都會受到公平對待。

但是,群體成員的利益和觀點必須往某個方向看齊,共同行動才會比較容易;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內,每個人都在同一艘船上。不過,我們明顯看到一%和其他人並不在同一艘船上。社會不論哪個層面,合作和信任都很重要。

我們往往低估了信任所扮演的角色,低估將我們聯繫在一起的社會契約的重要性。如果每個商業契約都必須靠一方將另一方告上法庭才會執行,那麼不只是政治,就連經濟也會陷入僵局。如果我們每次亂丟垃圾都沒事,街道就會髒亂不堪,或者必須花很多錢去巡查,才能保持街道整潔。如果每個人在每項契約中都存心詐騙,生活就會變得很不愉快,經濟交易也會產生摩擦。

人類在整個歷史中,欣欣向榮的經濟都是存在於「言出必行」的社會中,握個手就代表成交。少了信任,將複雜的細節留待以後再探討的商業交易就不再行得通;缺乏信任,一筆交易中的每個參與者都會提防和他交易的人將如何、何時算計他。為了防範這些結果發生,個人會投入很多精力和資源擬定應變計畫、採取行動,確保萬一自己遭到「暗算」,後果不致太嚴重。

有些社會學家試著以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來解釋「信任」對整體經濟造成的影響。一個經濟體如果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本」,生產力會較高,就像擁有較多人力資本或實體資本的經濟體那樣。信任,正是社會資本所有概念的基礎;人們能夠滿懷自信,相信會在保有尊嚴的情形下受到公平對待。為此,他們會有所回報。

社會資本有如將社會凝聚在一起的黏膠。如果個人相信經濟體系、政治體系不公平,黏膠就發揮不了作用,社會的運作便趨於不良。我在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期間,需要走訪世界各地,見過社會資本很強、人民同心協力運作的例子,也見過凝聚力被摧毀、社會運作機能不良的情形。

舉例來說,印度東北方、僻處遙遠喜馬拉雅山上的不丹,每戶家庭可以砍伐一定數量的樹木供自己使用。然而,不丹政府將保護森林列為更廣大的環境保護之一環。我問,不丹這個人煙稀少且散居各地的國度,如何執行這種法令?答案很簡單,靠的就是社會資本。談到環境,不丹人已經將「對的」事情內化;欺騙是不對的行為,所以他們不做這種事。

在依賴灌溉的社區,不管是峇里島的丘陵和山上,還是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馬沙漠(AtacamaDesert),居民必須齊心協力管理用水、維護灌溉渠道。這些社區似乎也發展出很強的紐帶,也就是強大的社會資本,「社會契約」很少見到欺騙的行為,或者欺騙根本不存在。

再看另一個極端。我在蘇聯帝國崩垮之後,拜訪烏茲別克斯坦,見到社會資本毀壞的後果。當地大部分的溫室都沒有玻璃,因此完全失去效用。有人告訴我,由於烏茲別克的社會和經濟凋敝,每個家庭都得照顧好自己,所以很多人跑去偷溫室玻璃,沒人知道偷來的玻璃要做什麼,但這件是本身提供了若干有限的安全感,而且就算他們不偷,別人也會去偷。

推而廣之,蘇聯瓦解之後,俄羅斯的產出顯著下降。大部分經濟學家都感到相當不解,蘇聯政權瓦解後和危機爆發前,實體、人力和自然資本都相同。消滅具有扭曲作用的舊中央計畫體系,以市場經濟取代,表示那些資源應該使用得更有效率。顯然,經濟學家的分析沒有將長達七十四年的共產黨統治、公民社會機制遭到壓制、社會資本已經毀壞的事實納入考慮。

能夠維繫國家不致分崩離析的唯一東西,就是中央計畫體系和鎮壓人民的獨裁政權。一旦這些機制崩垮,需要用來維持國家和經濟繼續運作的社會資本根本不存在。俄羅斯因此成了「東大荒」,比尚未開拓完成之前的美國西大荒更無法無天。俄羅斯「陷入系統性的真空中」,既沒有計畫,也沒有市場。

最近有關社會規範方面的研究指出,許多人或甚至絕大多數人,不會為了個人的私利而做出傷害社會的行為,但前提是他們見到了大部分的人也這麼做。反之亦然。當人身邊的「違規行為」數目夠多,良好的行為很快就會退化。

近年來,美國的信任被嚴重侵蝕,經濟體系內的銀行業尤其嚴重。原來是根據信任而經營的產業,現在卻完全失去信任。無論哪天翻開報紙,總會看到一篇以上的報導,說某家銀行或金融部門的某個人,因為某種詐欺行為、協助和教唆逃稅,或者涉入信用卡濫用、內線交易、某種抵押貸款醜聞,而遭到指控或定罪。

高盛公司的主管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說得很清楚:「見過大風大浪的投資人不會依賴信任,或者至少不應該依賴信任。」購買銀行相關產品的人,都是心甘情願的大人,理當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應該知道,高盛會耍手段,也有誘因去設計讓人賠錢的產品,製造資訊的不對稱,並利用這些不對稱牟取利益。

吃過投資銀行的虧的人,大多是有錢的投資人,也包括為一般公民管理資金的退休基金。此外,欺騙性的信用卡和掠奪性放款更令每一位美國人都了解銀行的不可信任。消費者必須詳細閱讀非常小的字體,即使這樣還不夠。

短視的金融市場只看單季報酬,也傷害職場信任。舊經濟學中,大部分公司不管景氣好壞,都會儘量留住好員工,員工則以忠誠回報,並投資人力資本以提高生產力。這就是所謂的「勞動力儲備」,對經濟有正面的意義。隨著市場更加短視,尤其當不景氣持續一段時間,這種人力政策似乎不再能讓公司賺到錢。在美國的彈性勞動市場中,裁撤員工相當容易,也因此給了企業另一個可支配的投入因素。

在舊模式中,經濟不景氣時生產力會下降,因為企業留用許多員工。現在,在景氣循環的底部,生產力不降反升;企業卻不分青紅皂白,遣散所有好員工。至於如何恢復團隊精神、忠誠和人力資本,就讓以後的經理人去煩惱吧。更廣泛地說,員工處在善待他們的職場中不只會更快樂,生產力也會提升,即使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千萬不要低估職場中感受幸福的重要性:人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時間是在職場度過,那裡發生的事情對其他層面的生活有極大影響。

社會紐帶可見於我們的政治、金融產業,職場關係中的聯結和信任蕩然無存,一定會造成更深遠的影響。不只是市場的運作,社會合作也需要信任和相互表現善意。我們已經解釋過,任何國家的長期成功都需要社會凝聚力,凝聚例如社會契約將成員緊緊相連。然而,目前的社會凝聚力相當脆弱;一旦社會契約受損,社會凝聚力很快就會遭到侵蝕。

政府和社會透過政策、法律和預算選擇所做的每個決定,不是強化社會契約,就是削弱它。美國允許分配不均擴大,就算沒有因此而引發社會衝突,也等於選擇走上破壞社會資本的路。

我們強調過,在政治領域中絕對需要合作,因為我們在政治中做出影響所有人的集體決策。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管理方式,例如警察國家制定規則,懲罰不服從的人,但是這種社會通常運作得不好。一方面,執法者無法時時刻刻威脅誘迫,另一方面,如果人民覺得法令規定不公平,也會試圖規避。要人民服從,就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即使人民服從,也只是在某些部分而已。生活倘若令人不快,生產力一定偏低。

民主政治的國家,更需要依賴信任和社會契約。我們已經見到缺乏信任將如何傷害經濟,如果發生在政治領域,情況可能更糟:社會契約毀損可能對民主政治的運作帶來令人憤怒不滿的影響。

Photo Credit: Eddie Keogh /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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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與覺醒

在大部分美國人眼裡,公平顯然十分重要。事實上,美國人最引以為傲的,就是經濟體系相當公平,每個人都有充分的機會。

經濟學家幾乎都只將重點放在效率上,但最近有項研究指出,公平對大部分人如何重要。在三位德國經濟學家古斯(Werner Guth)、希密特柏格(Rolf Schmittberger)和施瓦澤(Bernd Schwarze)率先執行的一連串實驗中,給受測者一定金額的錢,例如一百元,要他將錢分給自己和另一個人。第一種版本稱作獨裁者遊戲,第一位玩家給第二位玩家多少錢,後者只能接受。標準的經濟理論預測,第一位玩家會將一百元全部留給自己。然而,實際的結果是第一位玩家會給第二位玩家一點錢,但通常不到一半。

相關實驗得到更強的證據,顯示公平十分重要:大部分人會接受沒效率,而不接受不公平,即使傷害自己也在所不惜。在「最後通牒」版遊戲中,第二位玩家有權否決第一位玩家提出的分錢建議。如果第二位玩家行使否決權,兩個人都拿不到錢。標準經濟理論的策略是:第一位玩家會將九十九元留給自己,只給另一位玩家一元,而第二位玩家會接受,因為一元比零元要好。

事實上,第一位玩家給第二位玩家的錢通常是總額的三成至四成,以一百元算就是三、四十元,要是給第二位玩家的錢低於二十美元,第二位玩家通常就會否決這分配方式。曉得自己處於力量較弱的一方,他願意接受某種分配不均,但能夠忍受的不均程度有限。寧可一無所有,也不接受只得到一點點。

不公平的認知會影響人的行為。如果個人相信雇主對自己不公平,比較可能在工作上混水摸魚。實驗結果證實公平的認知對生產力十分重要。

但是美國的經濟體系從根本來說不再公平。機會的均等只是一種迷思;而且美國人逐漸了解到這一點。一項調查顯示,六一%的美國人現在相信我們的經濟體系對有錢人有利;只有三六%認為我們的體系大致上公平。差不多比例的美國人認為,經濟體系不公平、對有錢人有利的問題,比政府管理得過多還要嚴重。

另一項研究是比較個人對良好的所得分配的認知,以及他們所能接受的分配不均程度。結果證實,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分配不均過高,而且,不分男女、黨派、頂層或底層,看法普遍一致。根據大部分人心目中的理想分配,頂層四○%擁有的財富應低於目前頂層二○%所擁有的。同樣受人矚目的是,在請受訪者在兩個圓餅圖中選擇分配方式時,他們一面倒地選擇了瑞典式分配,人數遠多於美國式分配,大約是九二%相對於八%。

認為美國政治體系受到操弄,甚至比經濟體系不公平的感受還要強烈,尤其是窮人相信他們的聲音沒有被聽到。「占領華爾街」普遍受到支持,正好反映了大家的不滿,相信我們的政治與經濟體系不公平,導致兩者的力量減弱。

大家覺得不公平最立即的癥狀就是參與的意願低落,但我們更擔心,選民會被民粹主義者和極端主義者所吸引。這兩者猛烈攻擊造成不公平體系的既有機制,同時更做出不切實際的改革承諾。

不信任、媒體和覺醒

沒有一位經濟學家會懷疑,商品和服務的市場競爭十分重要。對社會和政治來說,更重要的是「觀念的競爭」。遺憾的是,觀念市場已被扭曲。公民如果無法得到必要的資訊,投票時就不能做出好的決定;如果媒體報導偏頗,大眾也得不到平衡的資訊;即使媒體做出平衡報導,公民也知道政府提供給媒體的資訊可能並不平衡。

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約六十年前指出,極少市場接近經濟學家所說的「完全競爭」,所以主張「制衡的力量」十分重要。要不是有那麼多報紙和電視台代表多樣化的觀點,永遠不會有真正的媒體競爭,但是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例如,用更強大的反托拉斯法來監督媒體。這不只攸關廣告市場是否被控制,也攸關觀念市場是否被控制。

我們可以特別警醒留意媒體經營者是否試圖控制報紙、電視和廣播的言論,也可以用公共力量支持有助於多元的媒體。公共財畢竟是公共財,只要確保運作良好,所有的人都將受益。確保公民得到充分的資訊,對民主政治十分重要,而這需要活躍和多元的媒體。其他國家也成功地曾經確保媒體多元,其方法是對媒體提供廣泛的共支持,例如設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社區廣播電台,以及支持報業發展,甚至在小社區內也這麼做。

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報導更為平衡的媒體。實際上,在媒體這塊領域,仍是一%的人占上風。他們擁有資源,能夠購買且控制重要的媒體,甚至有人願意賠本經營媒體,因為這是維持他們經濟地位的投資。就像銀行業者的政治投資,如果把扭曲政治程序得到的利益計算在內,這種投資報酬可能遠高於一般投資。

造成不信任和理想破滅的另一個要素是,人們不只無法信任我們的政經體系公平,甚至不相信政經體系提供的資訊。

我們為何應該在乎?

本章談過,雖然政治體系名義上是依據一元一票的原則,到頭來卻還是為頂層的利益效力。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惡性循環:政治遊戲規則不僅直接造福頂層,確保他們擁有高得不成比例的發言權,間接給他們更多權力。我們已經列舉一連串使得人們對政治失望與不信任的力量,社會裂痕愈來愈大,大家愈難妥協,形成政治僵局。這又進一步傷害了我們對各種機制的效能及其公平性的信任。

惡性循環的結果在美國清楚顯現。因為和其他的先進社會相比,美國的選民投票率非常低。近年來,總統選舉的平均投票率是五七%,在不選總統的年頭中,眾議員選舉的平均投票率只有三七.五%。年輕人感到理想破滅,尤其是在期望甚殷的二○○八年選舉之後,怪不得二○一○年的選舉,年輕人的投票率更是只剩約二○%。初選的投票率更低,而且存在偏差,選民對大選候選人失望,這也使得大選的投票率降低。

對政治體系感到失望、相信政治體系不公平,會使得體系外的激動情緒升高,「占領華爾街」就是明證。這種事情如果能促使政治體系改革,結果可能是正面的,但若政治體系斷然拒絕這些改革,便會強化人們的疏離感。

本章稍早談過信任、合作、社會資本,以及公平感對經濟和更廣大社會的運作十分重要,政治體系失敗會對其他領域產生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為了不斷擴大的分配不均,而付出的另一種高昂代價。

民主制度慘遭開腸剖肚

我們大部分人所想的民主制度是一人一票。許多政治人物大談特談「中間」選民、「獨立」選民,因為標準的政治理論說民主制度就該如此。但是沒有人會說,美國的政治結果真的反映了中位數選民的利益。中位數選民沒有企業利益,所以不會設法阻撓金融管理改革。根據調查絕大多數人希望加強管理,大銀行卻不願意。

於是,我們最後做出的管理改革,就像瑞士乳酪般充滿漏洞、例外和豁免。不論從哪一套原則來看,這些都站不住腳。負責訂定新管理規定的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共有六十一位成員,約為全部眾議員的一五%。二○一○年通過的「杜德∣法蘭克金融改革法案」,在十大銀行和二億希望加強管理的美國人之間審慎妥協且取得平衡。我想,歷史會證明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是對的。

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講得鏗鏘有力:「所得極其集中,和真正的民主不相容。我們的政治體系被巨富扭曲,而且隨著少數人的財富日益增多,扭曲愈來愈嚴重,還有人能否認嗎?」

林肯總統在蓋茨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中表示,美國正在打一場偉大的內戰,為的是確保「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致從地球上消失」。但如果現在發生的事情持續下去,那樣的夢想便岌岌可危。

書籍介紹

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天下雜誌出版

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我們的經濟與政治體系承諾我們要做的事,與他們實際做的事情,兩者天差地別到不容忽視的地步!--史迪格里茲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是省思全球化與自由市場最清醒的聲音。2008年金融危機後,史迪格里茲受法國前總統薩科齊邀請,擔任國際經濟與社會進步評量委員會主席,打破GDP的迷思。

這次,史迪格里茲聚焦全球都面對的世紀難題-分配不均。薪資停滯、工作機會消失,大眾的稅愈來愈重,但是社會福利卻一減再減。根本的原因,就是財團綁架政府、只求自己的財富如滾雪球般膨脹,而政府失能、完全無法矯正市場失靈。受害的不只是中產階級與勞工,更已經傷害了民主政治與司法體系。

我們必須看清楚財團扭曲的邏輯,站出來改變!

天下雜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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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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