屍體像千層麵一樣層層疊起，佛羅倫斯60％人口死亡：十四世紀的黑死病有多慘烈？

文：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

黑死病強大的破壞力很難傳達。我曾經教授十四世紀英格蘭歷史的課程，在課堂上強調一三四八到四九年這場災難。但總是有人堅持黑死病不可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糟糕，或像倫敦空襲那樣可怕。我通常會解釋，一次大戰四年期間，英國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一‧五五，每年平均百分之○‧四。黑死病在七個月內像浪潮一樣席捲歐洲，英格蘭約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口死亡──年死亡率是百分之七十七。因此，一三四八到四九年的死亡率大約是一次大戰的兩百倍。

或者，換成比較二次大戰的轟炸，若要重現瘟疫致人於死的程度，在日本不只要投下兩顆原子彈，而是四百五十顆。也就是每天在不同的城市投下兩顆原子彈，如此連續七個月。如果真是這樣，就不會有人懷疑那是人類史上最大的災難。但瘟疫來襲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們距離當時的人事物太遙遠了，所以難以體會那樣規模的死亡。比起十四世紀蹂躪整個社會的疾病，父母在一次大戰中失去愛子的創傷，我們反而比較容易理解。

黑死病是經由動物傳染，史上第二次的流行病，其病原體是一種桿菌，名為耶爾森氏菌（Yersinia），由寄宿在齧齒動物身上的跳蚤傳染，但也會經由人類身上的跳蚤傳染。第一波感染的病人在股溝或腋下會出現黑色腫塊，因此也稱為淋巴腺鼠疫。然而，某些情況下，黑死病也透過感染者的呼吸傳播。以現今的科學解釋，若疾病期間發生肺炎，呼出的桿菌便會經由空氣，直接傳染給人類。這一類的傳染不稱為淋巴腺鼠疫，但卻是更危險的肺炎性鼠疫。

第一次的流行病發生在八百年前，於五四一年爆發。黑死病的先驅在第六世紀發威，但隨著時間逐漸減弱，終於在七六○年間消失。到了一三四七年，人們將近六百年沒在歐洲見過瘟疫了，因此沒人準備承受瘟疫再度來襲的後果。

一三三一年在中國初次有人記載，接著瘟疫透過行經絲路的商人，在一三四七年秋天抵達克里米亞半島，被感染的人登上熱那亞人的船，前往君士坦丁堡。從君士坦丁堡散播到西西里、希臘、埃及、北非、敘利亞，以及聖地。一三四七年底，瘟疫抵達基督宗教世界的商業心臟地區──貿易都市威尼斯、比薩、熱那亞──而且是最危險的肺炎性鼠疫。受影響的城市很快就看見堆積的屍體：死亡率超過百分之四十只是正常。

瘟疫的消息散布得比傳染本身還快。獲知消息的城市緊閉城門，阻擋所有旅客，但當城門偶爾必須為了運送食物與物資打開時，便阻擋不了小如跳蚤的生物。瘟疫對誰都不留情：無論貴賤、男女、老幼、基督宗教教徒或穆斯林，無一倖免。在突尼斯，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譯注：一三三二~一四○六年，阿拉伯穆斯林學者，被稱為人口學統計之父）寫道：「生存這件事彷彿已被人遺忘，於是它大喊……而世界回應了它的聲音。」阿尼奧洛‧迪圖拉（Agnolo di Tura，譯注：十四世紀義大利編年史家）描述他在錫耶納的所見所聞：

五月的時候，開始見到很多人死去。那是件殘酷又可怕的事，我不知道怎麼開始訴說那有多殘忍、無情……父親拋棄小孩，妻子拋棄丈夫、兄長拋棄胞弟，因為這個疾病彷彿看一眼，吸口氣，就會感染……家裡的人盡可能把死者搬到壕溝，沒有司鐸，沒有葬禮……而我……親手埋葬了我的五個孩子……死了這麼多人，大家相信世界末日來了。

佛羅倫斯的情況是全歐洲最慘烈的，大約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死亡，一個目擊者描述：

所有的市民除了把屍體搬去埋葬外，其餘什麼也不能做；很多人沒告解也沒儀式就死了；很多人孤獨地死去，很多人餓死……每一座教堂的井都深至潛水層，因此晚上死掉的窮人，馬上就被捆起來丟進井裡。到了早上，井裡出現一大堆屍體，他們就剷一些土覆蓋在屍體上面；過不久，又有人被放在上面，於是又覆蓋一層土，好像在做千層麵一樣，麵和乳酪層層疊起。

詩人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為屍體的處理大感驚訝。他寫道：「常見的是，鄰居對腐爛身體既害怕又同情，徒手把屍體拖出門外，放在門前，經過的人可能就會看見。」佛羅倫斯的作家佐凡尼‧維拉尼（Giovanni Villani）自己就是瘟疫的罹難者。他編年史的最後一句話是：「瘟疫持續，直到……」他還沒寫下日期，淋巴腺鼠疫就用黑色的手摀住他的嘴。

一三四八年一月，黑死病抵達法國馬賽港（Marseilles）。從馬賽港往北行經法國，往西進入西班牙。死亡的威脅絲毫沒有減弱。在佩匹尼昂（Perpignan），一百二十五個公證員死了八十個，十八個外科理髮師（譯注：中世紀時，因理髮師有銳利的刀，也從事外科手術）死了十六個，九個內科醫生死了八個。整個城鎮繁榮的借貸行業全部停止運作。在法國的亞維儂（Avignon），自從教宗克雷孟五世（Clement V）一三○九年搬到這裡後，便成為教宗的居住地。這裡三分之一的樞機都死了。在隆格多克（Languedoc）和普羅旺斯，半數的人口喪生。

儘管如此，黑死病馬不停蹄，往四面八方前進。勃根第的日夫里（Givry），難得保存從一三三四年起的堂區記事簿，記載著當時的埋葬人數，從每年二十三人，短短四個月上升到六百二十六人──意味著死亡率將近百分之五十。在英格蘭，每個教區都有百分之四十的司鐸死去，埃賽克特損失了半數的神職人員。偏遠的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農夫平均死亡率是百分之四十二。

這些數據的背後，尚有較幸運的地方，例如哈特爾伯里（Hartlebury）是百分之十九，以及情況慘重的莊園，例如奧斯頓（Aston）是百分之八十。英格蘭最大的兩個城市，倫敦和諾里奇，死亡率都是百分之四十。一三四九年七月，發現一艘來自倫敦的船漂流在挪威的港口卑爾根（Bergen）。當地方官員登船時，他們發現全部的船員都死了。他們驚恐的撤退，但太遲了，其中一名已經感染，於是瘟疫也抵達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