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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荷據清廷到民國,從二二八到太陽花:談台灣主體性的建構與危機

從荷據清廷到民國,從二二八到太陽花:談台灣主體性的建構與危機
荷西殖民時期的橫置福爾摩沙島地圖,透露當時的台灣並非邊緣島嶼,而是掌握時代局勢的海洋核心樞紐。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太陽花運動退場兩年後的今日,回顧台灣主體運動的發展軌跡,或可讓我們更看清台灣獨立的現在與未來。

文:陳峻毅(英國利物浦大學文學碩士,文字工作者)

太陽花是文化的台獨運動,否則,它就什麼都不是。

一場具歷史意義的社會運動如果是成功的,那是因為它永遠尚未成功。社會運動沒有完成之日,它永遠是其他運動的連續與發端。太陽花運動沒有完成與否,只有就此停止或以另一種形式繼續。

兩年之後的今天,如果談論太陽花仍是有意義的,那麼我們該探討的就不只是它作為政治抗爭的成敗,更是它在台灣歷史中的價值,以及它所帶來的未來思考。從二二八事件(筆者稱三月革命)到太陽花運動,實是一段台灣主體的建構史;它是波瀾壯闊的,卻也存在著不明確的未來危機。

在太陽花運動退場兩年後的今日,回顧台灣主體運動的發展軌跡,或可讓我們更看清台灣獨立的現在與未來。

二二八之前的台灣認同:台灣漢人 vs. 滿清中國

台灣之浮出歷史海平面,始於四百年前的明朝末年(十七世紀)。台灣「民族」意識是在時間中漸進形成的,其組成自始便包含了多樣的種族血緣:南島原住民、漢人、日本人(倭寇)、荷蘭人(日爾曼語系)、西班牙人(拉丁語系)。

荷西殖民時期的橫置福爾摩沙島地圖,透露當時的台灣並非邊緣島嶼,而是掌握時代局勢的海洋核心樞紐。

荷西殖民時期的橫置福爾摩沙島地圖,透露當時的台灣並非邊緣島嶼,而是掌握時代局勢的海洋核心樞紐。

1662年,鄭成功與荷蘭人的締和條約。一紙條約,結束了台灣不隸屬任何國家的自由時代,這座島嶼從此在殖民霸權版圖之間流轉。

1662年,鄭成功與荷蘭人的締和條約。一紙條約,結束了台灣不隸屬任何國家的自由時代,這座島嶼從此在殖民霸權版圖之間流轉。

其中,作為主要移住民、左右著台灣主體意識發展的閩、粵漢人,自明末以來的最大移民動機,便是為了延續香火而逃離政治動亂、滿蒙南侵、民不聊生的唐山大陸。這種為了保存漢文化命脈,而遠離大陸原鄉的集體潛意識,造成台灣漢人在文化上對大陸懷抱鄉愁式認同、但在政治、社會與經濟上極力擺脫大陸影響的矛盾歷史現實。(註1)

直到1895年馬關割讓之前,這種矛盾被呈現為兩百多年持續發生、卻因清廷分化統治而從未成功的「反清復明」運動,之後又因遭日本「異族」的帝國殖民統治,(註2)而被自我虛構的祖國忠貞──「中國」(支那)一詞乃大清國(Chin-a)用於外交上之政治性自稱,並非漢人國家──暫時遮蔽了半個世紀。

明朝滅亡,台灣漢人抵死不從「薙髮令」;滿清割台,不少遺忘漢族身份的台灣人卻抵死不願剪掉「豬尾巴」,而以清朝遺民(Chin-ese)自居。充滿歷史諷刺的中國鄉愁,竟成了皇民化時代台灣漢人抵抗殖民的精神慰藉。

日據五十年,台灣在西化衝擊中被迫和日本共同發展為現代化儒教國家,而彼岸的大陸卻在徹底滿清化(Chin-ization,即中國化)之後,因貧亂而無能自南方的漢人革命中蛻變為現代國家。「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成為矛盾口號;當「中華」的所指從「漢民族/漢文化」被徹底韃靼化為「中國」的殖民帝國概念時,中國的僵化版圖便抹滅了漢族的生動存在。

可以說,推翻滿清之後的中華民國/人民共和國雖然在統治上似是去滿清化(de-chinized即去支那化、去中國化)了,但在文化上卻至今未能再讓漢人作為一個民族從「中國」(滿人王朝)意識形態中「獨立」出來,反而在政治思想、史觀、語文、習俗及價值觀等方面處處仿效滿清帝國舊習、以封建旗風為尚。

這種因為被異族長期殖民,而在政治獨立後卻無法完成文化去殖民化,反而崇尚殖民宗主威權文化的社會慣性,就如同脫離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卻緬懷日本帝國時代生活一樣,是一種集體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後殖民現象。大中國主義(反分裂)和大日本主義,都是為異族舊帝國延續其正統的奴性典型,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貪腐封建與威權化,是漢族革命失敗、滿清復活的歷史鐵證。

此外,這種滿清中心主義(China-centrism),也構成了中華民國治下的台灣史觀。這種史觀將清治時期的台灣漢人抗清獨立運動──其中以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事件最為人知──皆視為民變,而刻意遮掩其背後台灣漢族抗清(三大事件皆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的民族精神。同時,對於日治時代發生之噍吧哖事件,也未如其他抗日事件般做中華英雄化的大書特書,所為者,正是余清芳起義並非為了回歸中國,而是要建立「大明慈悲國」,當「臺灣漢人的皇帝」。

余清芳以羅教(齋教)信仰號召起義,建立大明慈悲國。

余清芳以羅教(齋教)信仰號召起義,建立大明慈悲國。

鑽研齋教與民間信仰的羅俊,是噍吧哖事件的另一精神領袖。

鑽研齋教與民間信仰的羅俊,是噍吧哖事件的另一精神領袖。

二戰方酣,日本帝國對美國宣戰的錯誤決定,預告了太平洋戰爭的慘敗,也使得被迫捲入戰禍的台灣,對於漢文化早已毀壞殆盡、由外國勢力操弄、分裂的新「中國」再度抱持泡沫般的夢幻期望。1945年日本戰敗前後,作為殖民地而缺乏主體意識的台灣,其民族認同無疑是歸屬中國多於日本的。

雖然部份前往中國參與抗日的台灣知識份子(如史明鍾浩東夫婦)早已在接觸中對南北兩個中國政權(國民黨與共產黨)有所幻滅,但島內人民多仍無知於兩股中國勢力背後所共同代表的、與台灣的三種差異衝突。

其一是文化上的滿清遺俗(說滿洲話Mandarin、以盤釦的旗服旗袍為「唐裝」、視旗風為傳統)對比於台灣漢風的差異;其二是社會上的封建貪腐積習(因而貧窮)對比於台灣現代化開明法治(因而富庶)的差異;其三是政治上由戰勝國扶植的中國國民黨(美)和中國共產黨(蘇)對比於台灣作為戰敗國日本降地的抵觸。加以國共內戰趨烈,無差別地吸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台灣知識界,卻渾然未知於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已被兩種意識形態撕裂為二。此種分裂衝突會延燒至台灣,只是遲早之事。

初醒:二二八與三月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