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紅色」供應鏈：避免「向下沈淪的競賽」，透過社會價值來創造產業升級

文：潘美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對紅色的恐懼

「紅色供應鏈」最近成為臺灣社會一個熱門的議題，這個用詞透過電視媒體和財經雜誌的傳播，也成為街談巷議日常聊天會提到的話題。一個月內我竟然在幾個不同的場合被問到「到底什麼是紅色供應鏈？」，甚至家庭聚會和久違的大學同學聚餐時，都有人在問這個問題，不只這是一個被高度關切的名詞，問這個問題的人，都還帶著一股不解的恐懼。

「紅色供應鏈」最早來自於2013年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報導，指出中國在全球電子資訊產業的位置，已逐漸脫離只是提供勞力密集的末端組裝工作，美國的蘋果公司開始使用中國廠商提供iPhone的零組件，構成其全球供應鏈的正式成員，並可能威脅到原先在此供應鏈上臺灣、日本、韓國等廠商的地位。

其實，中國已經是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早已經不是新聞，但過去是台商接單，台商在中國的工廠生產的部分，現在則是中國廠商開始有能力可以自行接單、生產，有機會取代過去台商的角色。

臺灣電子資訊產業在全球分工所佔有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經被譽為「矽屏障－臺灣最堅實的國防」。若從產業競爭的層次來看，廠商投注研發，以成本和效率爭取訂單，本就是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也是必然的結果。但問題是中國以國家級的戰略行動，扶植電子零件供應鏈，例如，制訂智慧型手持裝置品牌業者必須至少有三成是向中國當地業者採購的政策，並透過國家的支援扶植中國特定廠商，提昇技術與生產規模，目的就在取代臺灣廠商在國際品牌全球供應鏈的地位。

這並不是一場完全自由競爭的賽局，經濟只是手段，政治才是最終的目的，紅色恐懼的是「以商逼政」。我們在和日、韓、或甚至東南亞國家在競爭的時候，即使這些國家分別都被標示一種顏色，頂多就是一種競爭對手的識別，是不會產生同樣的反應。

面對紅色供應鏈的威脅，產業界或政府相關部門的討論，從產業競爭的經濟優勢的角度出發，基本上往發展品牌或產業技術升級的方向，並強調政府應該介入並大力扶持。但當大家只期待政府發動「積極作為」之時，強調的是經濟理性或政府的角色，但我們應該將社會的思維也帶進來。

原因有兩個：第一、因為商品的供應鏈就是生產與銷售的過程，牽涉到環境資源、物料生產與勞動力，這些並非發生在真空狀態，而是在社會制度或權力的脈絡下運作的。第二、研發創新必須經濟發展兼顧社會永續，不能侷限於單面向的思考。

「全球商品鏈」概念的啟發

供應鏈在企業管理或工業工程的領域，著重物流與製程管理，重視的是成本和效率。但經濟的運作不能抽離社會脈絡或忽略社會基礎，我們在思考因應紅色供應鏈策略的同時，應先認識供應鏈運作的社會機制，並開發多元創新的可能性。

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是由美國杜克大學社會系的Gary Gereffi教授在1990年代針對商品生產製造的全球化所提出的分析概念，之後則是使用Global Value Chain（GVC）。所謂的「商品鏈」是指「一個商業成品的勞動網絡和生產過程」，形式上和企業管理或工業工程所指涉的供應鏈類似，但商品鏈強調全球生產網絡當中的權威統御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是決定供應鏈的機制。

在一條商品鏈當中，決定金融、物料和人力資源如何配置和流通的流程，純粹由價格決定的買賣交易，也就是純粹的市場關係，只是廠商之間關係型態的其中一種。供應鏈的廠商之間合作與生意往來，有不同程度的權力關係型態，它受到主導廠商控制協力廠商的程度、以及協力廠商的能力等因素的影響。

Gereffi指出，當商品鏈的領導廠商在商品鏈上面具有越高的統御權力的時候，這個品牌廠商就能夠設定標準規格與指導原則，甚至可以做到比法定標準更嚴格的地步。從產業升級的角度來看，後進國家廠商可以進到這類廠商主導的商品鏈，就有機會學習更先進的技術或管理策略，達到產業升級的效果。

本人當年拜師Gereffi門下，學習的正是後進國家產業升級的招數，這也是商品鏈理論在臺灣較為人知的路數。其實商品鏈的統御架構分析，也提供了從主力廠商下手，促進社會進步的可能性，這部分在面對臺灣當前的挑戰，更有啟發作用。以買者主導的商品鏈為例，具有控制行銷管道的大零售商如Wal-Mart, GAP, Tesco或Nike等品牌，掌握強大的購買力，因此對於旗下訂單的供應商，就具有讓他們要求符合標準的權力。

紡織與成衣生產是買者主導全球商品鏈的典型案例，這些品牌廠商沒有自己的工廠，透過離岸外包的方式，獲取低工資的勞動力，並以此獲取利潤。不過壓低成本的話，就會出現價格「向下沈淪的競賽」（race to the bottom），從零售商往下到貿易商，再往下擠壓到成衣製造商，迫使再往工資更低廉的地方設廠，也造成在該產業的全球供應鏈上勞工的生產條件日趨惡劣。

現在幫西方品牌大廠代工的台商，也都必須遵守永續的人權、環境準則｜Photo by 王宏仁

臺灣曾經在1990年代，因為擁有成衣配額而在全球成衣商品鏈具有相當的地位，為這些品牌的零售商接單生產，也在這些廠商的要求下，到中國、東南亞等地區設廠，當配額的出口優惠取消之後，臺灣的地位就被取代了，我和Gereffi 之前的論文就預示了這種後果。但現況的發展卻不悲觀，有兩個現象是我們當年沒有預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