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掏10萬美金對抗市值80億的組織—卻拯救了無數個「發瘋的」美式足球員

他自掏10萬美金對抗市值80億的組織—卻拯救了無數個「發瘋的」美式足球員
Photo Credit:Josh Hallett@Flickr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每天都在驗屍,所以每天都在提醒我人終會死。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死,我知道我會受到上帝審判,所以當我在這世上時有很多事情要做。」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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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門思

譯註:2009年九月,GQ的記者Jeanne Marie Laskas發表了「Bennet Omalu、腦震盪和NFL:一位醫生如何永遠改變了美式足球」(Bennet Omalu, Concussions, and the NFL: How One Doctor Changed Football Forever)一文,描述了Omalu醫生發現「慢性創傷性腦病變」(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的過程,和他不斷對抗NFL的否定和攻擊的過程。幾年之後,這篇文章變成一本叫做《震盪效應》(Concussion)的書,幾個月之後,這個故事被改編成了同名電影《震盪效應》,由Will Smith主演。

且說你在經營一個好幾十億的美式足球聯盟。且說科學界—從一個在匹茲堡的病理學家,慢慢全國的神經科學家都起而附和—找上你,他們說腦震盪(concussion)會讓你的球員發瘋,瘋到讓他們去自殺,這裡,在這些腦組織的切片就是證明。你會加入這些科學家,試著解決這個問題嗎?還是你會用你的權力去打擊它?

在2002年九月,一個起霧的,如同鋼鐵般灰濛濛的星期六,Bennet Omalu來到阿勒格尼郡(Allegheny)驗屍官辦公室,知道他今天的任務:對美式足球員Mike Webster的大體進行解剖。不像大部分住在像匹茲堡這種地方的34歲男人,Omalu對美式足球沒有特別喜好。

他在奈及利亞空襲下出生在比亞法拉(Biafra)叢林,美式生活的某些層面讓他很迷惑。從他的角度,美式足球是一種漫無目的的比賽,好幾個大塊頭彼此互撞。事實上,要不是有看到那天早上的新聞,他也許不會懷疑那躺在台子上的大體有什麼不尋常之處。

那個禮拜的新聞既令人振奮又令人困擾和興奮。享年50歲,Mike Webster,九次入選明星賽,名人堂球員。「Iron Mike」。在鋼人隊打了15年的傳奇中鋒。他在高掛球鞋後的人生既神祕又充滿悲劇,在電視上他們播個不停。他發生什麼事了?

這個傢伙怎麼從四次超級盃得主到……在自己的烤爐上尿尿,在自己的蛀牙上塗強力膠?Mike Webster替自己買了一把泰瑟電擊槍(Taser gun),用在治療自己的背痛上,會把自己電到沒有知覺,只為了能睡著。Mike Webster已經一貧如洗,或者把錢都捐掉了。他喪失記憶。訴訟纏身。Mike Webster也忘記怎麼進食。很快地Mike Webster連家都沒了,他住在卡車上,其中一扇窗戶用垃圾袋和膠帶封著。

聽到這樣的閒言閒語讓Omalu很困擾—特別是有關於已經過世的人。但是Omalu總是把自己想成是死者的代言人。這就是他對自己工作的看法:一種天職。一位法醫病理專科醫師的責任就是為逝者辯護和說話—為那些還在這裡的人翻譯。一具屍體是一則故事,透過身體組織、傷口型態說話,而細胞裡藏著秘密。

在解剖室裡,Omalu劈啪一聲戴上手套,靠近解剖台。他注意到Mike Webster的大體有69英吋長,244磅重。他撐起頭部,拾起解剖刀把胸腔劃開,打開肋骨。他把心臟拿出來,然後發現因為心臟病發作而死亡的男人應該有的全部症狀,這就是Webster的狀況。然後他從右耳後頭切下去,經過額頭,到另外一隻耳朵,劃成一個圓。他把頭皮從頭顱上掀開成兩片。他運用電鋸小心翼翼地從頭顱上切下一塊帽狀,拉開那塊帽狀,如接近產道裡的嬰兒般溫柔地,他碰到了腦部。

Omalu熱愛腦部。在身體的所有組織裡,那無疑是他最愛的部分。他有點把它看做是美國小姐。偉大的女主唱!需要如此細心呵護:它的運作需要比任何器官更多能量。大腦!那是他的最愛,他的樂趣來源,那就是為什麼他的專業在神經病理學。

Omalu看著Mike Webster的大腦。他不斷在想,這樣大隻的運動員為什麼最後腦袋變得這麼瘋狂?他想到美式足球和腦部傷害。他的思考跳躍幾乎沒有盡頭。他在想,拳擊手癡呆(dementia pugilistica)?「拳擊手腦病綜合症」(punch drunk syndrome),他們在拳擊界這樣稱呼。

臨床症狀有點像是Mike Webster的狀況:嚴重癡呆—妄想症、幻覺、火爆行為、記憶喪失—因為不斷撞擊頭部所造成。Omalu想,如果長期撞擊頭部可以摧毀一個拳擊手的腦袋,它是不是也會摧毀一個美式足球員的腦袋?那就是讓Mike Webster發瘋的原因嗎?

Photo Credit:Josh Hallett@Flickr CC BY SA 2.0

當然,美式足球員戴著頭盔,對頭顱來說是很好的保護。但是大腦呢?在頭顱裡頭流動,遇到衝擊時撞上阻礙。Omalu想:我看過這麼多像是戴著頭盔的機車騎士。在表面上一切無恙,但是當你打開頭顱,腦袋已經呈現爛糊狀。

所以Omalu把Mike Webster的腦拿到解剖板上,將它倒過來,看看兩側,然後再一遍。它看起來十分正常。不像你在阿斯海默症時看到的會變小。他看看電腦掃描(CT)和核磁共振(MRI)的結果。正常。也許就到此為止了。他已經有了死因。但是Omalu不願放棄。他想要知道關於這大腦更多一點。一定要有一個答案。人們發瘋不會沒有理由。

他去找他老闆,病理學家Cyril Wecht,並且問他自己可不可以研究這大腦,作些特別的檢查,對於腦部組織作電子顯微鏡研究,也許那裡藏了一個故事。

這樣的要求並不常見。其他老闆也許會說:「照規定來就好。」,特別是對像Omalu這樣的菜鳥,他還沒有什麼優秀表現,他的要求只是出於感覺。但是Wecht以不會對重量級案件逃避而聞名—他曾檢驗過JFK、Elvis、JonBenét Ramsey—他說:「好啊。」他說:「做你需要做的。」

身為一個有深厚宗教信仰的人,Omalu把Wecht的准許當作一種幸事。

當Bob Fitzsimmons接到來自匹茲堡驗屍官辦公室的電話時已經很晚了,也許已經是半夜,他是西維吉尼亞慧靈市(Wheeling)工作的律師。在辦公室熬夜對他來說並不稀奇,他正渡過一個很糟的禮拜。他努力想要了解電話上這人的口音,把他的頭往前伸。「不好意思?你需要什麼?」

那顆腦袋。Webster家庭的允許對Mike Webster的腦袋做電子顯微鏡研究。

喔天啊是Fitzsimmons的第一個念頭。好像Webster的案子還不夠複雜一樣。

Fitzsimmons在1997年第一次遇到Webster,那時後者出現在他的辦公室,尋求協助以解決他混亂的人生。Webster是一個巨漢,有著橡樹般的手臂和豬腳般大小的手。Fitzsimmons和他握手時忽然迷失了,嚴重受傷的手指碰到他手掌上不舒服的地方,讓他覺得畏懼。就好像那些手指每一根都斷過好幾次。

Mike Webster坐下來,告訴Fitzsimmons自己還記得人生的哪些部分。他也許已經看過十幾個律師和十幾個醫生。他真的不記得自己什麼時候看過誰。他不記得自己有沒有結過婚。他對於離婚法院有模糊的記憶。還有利他能(Ritalin),很多利他能。

「恕我直言,你已經喪失思路了,先生。」Fitzsimmons對Webster說。「你顯然有嚴重的疾病,先生。」那對任何人聽起來都不像是好聽的話,而坐在這裡的是一位英雄,一位Fitzsimmons尊敬的知名美式足球員,就像所有在1970年代揮舞過「恐怖毛巾」(Terrible Towels)的年輕傢伙。王朝!黑色和金色!那為這裡帶來樂觀氣氛,沿著河流,在阿勒格尼山丘的工廠城鎮。而這就是「Iron Mike」本人。

作為人身傷害律師,Fitzsimmons想他在Webster身上看到一個明顯的案子,一個受到閉鎖性頭部外傷所苦的男人—他在車禍和工廠意外的受害者身上看到許多次的那種。沒有骨折,頭部沒有外傷跡象,但有時候會有嚴重的精神問題、記憶喪失、性格大變、具侵略性的行為。

「請幫幫我。」Mike Webster說。

Fitzsimmons花了一年半找到Webster的所有醫療紀錄,分散在賓州西部和維吉尼亞洲西部的許多醫生辦公室。他讓Webster接受四次不同的醫學檢查,四個醫生全部確認Fitzsimmons的懷疑:多次腦震盪造成的閉鎖性頭部外傷。

Fitzsimmons向NFL提起失能主張。NFL將失能分成好幾級,Mike Webster是最低的那一級:部份殘障,每個月3,000美元(下同)。

Fitzsimmons說:「喔拜託。」他說如果有人可以符合最高級,那就是Mike Webster。最高級是「全殘,與美式足球相關」,那是專屬於那些因為上場比賽而殘障的球員。那會讓Webster一個月可以得到12,000元。Fitzsimmons對NFL說:「四個醫生—全部都是同樣的診斷﹗」

NFL說不。四個醫生不夠。他們希望Webster給他們的醫生看看。所以他們的醫生替Webster作了檢查……然後同意另外四個醫生的意見。閉鎖性頭部外傷。與美式足球相關。

NFL養恤金委員會還是無異議通過部份殘障。

Fitzsimmons說:「你一定是在跟我開玩笑。」他上訴到巴爾的摩的地區法院,那是養恤金委員會的所在地。法官推翻了NFL養恤金委員會的決定—那是史上第一次對於NFL採取這樣的動作。

但是NFL持續抵抗。他們把案子上訴到聯邦法院。他們說Mike Webster—生涯當中承受過也許25,000次衝擊,現在靠著吃品客洋芋片(Pringles)和小戴比胡桃捲過活(Little Debbie pecan rolls),偶爾有緊張性精神分裂症,好幾天蜷成嬰兒狀態—他們說Mike Webster不符合全殘的資格。

Mike Webster和Bob Fitzsimmons在那段日子變得很緊密。事實上Mike Webster纏著Fitzsimmons就像是嬰兒纏著媽媽。他在停車場睡覺,等著Fitzsimmons出現來工作。

他會在那待一整天,只是看著、等著,當Fitzsimmons回家時,Mike Webster會回到他的卡車上,給他寫信。數百數百封信。「親愛的Bob,謝謝你幫助我。我們得要堅持力抗下去。我們得要看到這事有結果。」然後他開始談到戰爭。血花四濺。信裡會無法避免地成為瘋子的喃喃自語。

現在他死了。

在2002年,Bob Fitzsimmons不知道到底該對這個在Mike Webster死於心臟病發作四天後,從匹茲堡驗屍官辦公室打電話來,有混濁口音,要求研究Webster大腦的男人說什麼。Fitzsimmons真誠地對他的客戶之死感覺深深哀悼,Mike Webster的人生僅僅剩下那案子、上訴、還有對上那個好幾十億產值的娛樂工業的勝利,後者似乎利用他、讓他被摧毀、然後把他像是一塊爛肉般地丟開。

現在他死了。

「好。」Fitzsimmons說。然後他把大腦給了Omalu。

Photo Credit:Josh Hallett@Flickr CC BY SA 2.0

日夜飛逝。好幾個週末。切片、染色、整理載片。這讓Omalu在他研究室的同儕面前感到如此困窘。「他發瘋了!」他想像他們會這樣想:「他對那大腦看個不停!他在這裡待到凌晨兩點!」

所以Omalu把Mike Webster的大腦放在一個塑膠桶,把它帶回自己在匹茲堡Churchill區的公寓家裡。他把它放在客廳的角落,架起一張桌子,一塊解剖板,一些刀子和一架顯微鏡,讓他可以不用困窘地盡情工作,沒有人會從他肩頭上張望,除了他充滿同情的妻子Prema。

「那些心裡摸不著,眼睛看不到的。」他會這樣對她說,這樣解釋盤據在房子裡成堆的書籍和期刊,大量關於創傷、關於美式足球、關於頭盔、關於阿茲海默症、關於腦震盪、關於撞擊、關於G力、關於蛋白質凝集、關於拳擊員癡呆的研究。他得要學更多東西,這樣他才能看得更多,這樣他才能學到更多東西,然後他會看得更多。

有好幾個月,他的腦袋想的都是這個。那變成他的一個天職。說到底他是一個充滿靈性的人,他以最私密的方式了解Mike Webster。「幫幫我」他聽到Mike Webster這樣說。

有一天他開始看一組新的載片,由匹茲堡大學一所實驗室為他準備,他從那裡訂來特製的染色劑。他已經訂了太多載片,得要從自己口袋掏腰包付錢。他把這組第一個載片放到顯微鏡上觀察。

「這是什麼?」他大聲叫出來:「哎呀,哎呀﹗這是什麼?」

棕色和紅色的汙點。到處都是。大量Tau蛋白的累積。Tau蛋白有點像是汙泥,阻塞了運作,殺死負責心情、情緒和執行功能的細胞。

這就是為什麼Mike Webster會發瘋。

Omalu把那塊載片拿給Wecht和匹茲堡大學的科學家看。每個人都同意:這是一種疾病,或者是一種疾病的樣子,而且從來沒有人看過。Omalu在想要怎麼稱呼它。他想要一個好的縮寫。最後,他想出「CTE」,「慢性創傷性腦病變」(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

他寫了一篇論文詳述他的發現。他把題目取為「NFL球員的慢性創傷腦病變」(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 in a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Player),把那篇論文放進信封,寄給地位崇高、由同儕審查的《神經外科》(Neurosurgery)期刊。

他想NFL的醫生讀到時會很高興。他真的這樣覺得。他覺得他們會歡迎這麼重要的發現:科學證據顯示像美式足球賽裡那樣反覆對頭部撞擊,會造成嚴重的、使人虛弱的腦部傷害。他覺得他們可以用他的研究試著解決這個問題。

「我那時很天真。」他現在這麼說:「有時後我會希望自己從未看過Mike Webster的腦袋。那把我拽進一個我不想扯上關係的世俗問題。人的卑鄙、邪惡和自私。試著掩蓋的人們,控制資訊如何被傳播。我起先不知道自己會走進地雷區。那是我唯一後悔的地方。」

關於Omalu在2015年七月號《神經外科》期刊上的文章,NFL的反應並不覺得歡迎。在一封寫給編輯的冗長信件中,三位由NFL支薪的科學家說,他們希望Omalu的文章被撤銷。

「我們不同意。」他們說。

「嚴重瑕疵。」

「全然誤解。」

三位科學家Ira Casson、Elliot Pellman和David Viano都是NFL輕度頭部外傷(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MTBI)委員會的成員。他們寫給編輯的信用詞試圖保持冷靜,但是每個人都可以讀出弦外之音:「這是我們的場子。我們不會向某個不知名的奈及利亞人的狗屁理論低頭。」

對Omalu的攻擊在於他錯誤解讀了自己在神經病理學上的發現。在他比較平靜的時刻,Omalu想到這件事,Casson、Pellman或Viano都不是神經病理學家。他在想,不是神經病理學家的醫生,對於神經病理學上的發現,怎麼會解讀的比神經病理學家好?

但大多數時候Omalu很難保持冷靜。事實上,當聽到NFL寫信要求撤銷時,他大汗淋漓。喝了幾杯約翰走路紅牌(Johnnie Walker Red Label)後,他才能鼓起勇氣閱讀他們的信,在那之後他作嘔地把它撕成碎片。

Omalu開始質疑輕度頭部外傷委員會的正直。在那委員會上沒有神經病理學家是一回事,委員會由像Pellman那樣的風濕病醫生率領又是另外一回事。

一個風濕病醫生?你選一個治療關節的傢伙來率領你的腦部研究?

當然,那時候NFL不知道的是,當Omalu的文章被刊出來的時候,他已經得到了第二顆大腦,來自前鋼人隊後衛Terry Long,他因為喝下防凍劑而死,享年45歲。

同樣的陳屍間,同樣的解剖台,同樣的故事。Terry Long的病歷和Webster很相似。沮喪。記憶喪失。瘋狂行為。進出精神病房。他破產,一貧如洗,而且獨自一人。他試過吃老鼠藥。他試過其他混合物。沒有什麼有效,直到他終於搞對了。

Omalu把Terry Long的腦袋帶回家,切片,送去染色,作同樣的檢測,發現同樣的汙點,同樣的Tau蛋白。「那東西不應該在一個45歲男人的腦子裡。」他說:「那比較像是一個90歲男人,有著阿茲海默症末期的腦袋。」

所以Omalu寫了另外一篇論文。他把它叫做「NFL球員的慢性創傷腦病變:第二集」(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 in a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Player: Part II),然後把它放進信封,寄給地位崇高、由同儕審查的《神經外科》期刊,該期刊最後沒有接受NFL撤銷第一篇論文的要求,而且刊出第二篇論文。

有關CTE的新聞,關於退休運動員可能受到使人衰弱的腦部傷害,現在已經上了主流媒體。NFL否認,而且攻擊匹茲堡的年輕神經病理學家,說他絕對搞不清楚自己在說什麼。

「十分荒謬。」他們對記者說。

「那不是全然的科學。」

「純粹是臆測。」

Omalu不喜歡他學到的教訓。他覺得自己學到美國非常骯髒的一面,有關一個價值80億的產業如何試圖要用最狡猾的手段,讓一個出於好意的科學家封口。他開始覺得害怕。朋友警告他。他們說:「你在挑戰世界上最有權力的組織之一。也許有些你不知道的事情正在進行。小心點!」

然後迎來了光明面。也許是他人生最開心的一天。Omalu接到一通來自Julian Bailes的電話,他是相當有名望的神經外科醫生,擔任鋼人隊隊醫工作已經十年。Bailes是西維吉尼亞大學附設醫院的神經外科主席,他和Mike Webster很熟,也是他家人的朋友。他也認識Terry Long。

他了解大腦。他了解腦震盪。他在西維吉尼亞的實驗室讓老鼠腦震盪,檢查那對腦部細胞造成的傷害。他認識退休美式足球員,在北卡大退休運動員研究中心共同主持一項研究,懷疑腦震盪和臨床憂鬱症(Clinical Depression)間有關聯。透過各種奇妙的巧合,Bailes和Omalu的研究彼此接觸、交錯又平行。

在電話上,Bailes自我介紹,他說:「Omalu醫師,我打電話來是要告訴你,我相信你。」

那是第一次與NFL有關係的人確認了Omalu的成果。他跑回家告訴老婆,她說:「你怎麼知道?也許他是在耍你。」他們已經變得越來越害怕。Omalu的父親會從奈及利亞的村落打電話來,「不要再研究了,Bennet。我聽到NFL一些不好的事。他們權力很大,有些人不好惹!」

落井下石的是,那天剛好有個運動記者來拜訪Omalu,希望得到幾句話,他看到Webster和Long的腦袋擺在客廳的桶子裡,於是說:「快把那些拿出你房子!有人可以闖進來殺了你,把這些腦子偷走!你知道你在跟誰打交道嗎?」

最終,Omalu把所有大腦組織都送到Bailes在西維吉尼亞的實驗室存放。Bailes和Fitzsimmons見了面,這變成一個組織,一個負有如下任務的兄弟會:

「更了解這種疾病,了解NFL頑強且危險的否認,然後把它們都打破。」

第三個案例是Andre Waters—費城老鷹隊身經百戰的安全衛—他沒辦法依據NFL退休計畫被認定殘障,儘管他有數次腦震盪、持續痛苦和嚴重損害身體的憂鬱症。2006年11月20日,44歲的他朝自己嘴巴開了一槍。

Omalu拿到大腦,作了檢驗,發現CTE。

第四個案例是Justin Strzelczyk,他是最年輕的,當他以最戲劇化的方式過世時只有36歲。他在一九九〇年代大部分時間都擔任鋼人隊進攻線衛,Strzelczyk在休息室很受歡迎,一個像山一樣高大的人,隨身攜帶著斑鳩琴。在他退休之後幾年,每下愈況的情形就開始了。

他開始聽到來自「壞蛋」的聲音,他相信那不斷追著自己。他把車停在紐約州水牛城郊外公路上的加油站,給了某人3,000元,告訴他快往山上跑!壞蛋要來了!然後他回到卡車上加速狂飆,時速90英哩,最後警察足足追了他40英哩。警察設下金屬釘,弄破他的輪胎,但是他還是不斷不斷往前衝,直到他突然轉到對向車道,一頭撞上載著強酸的油槽車,然後一切都爆炸了。

Omalu拿到大腦,作了檢驗,發現CTE。

為什麼是這些傢伙?Omalu和Bailes在想。為什麼不是其他人?畢竟不是每個退休NFL球員都發瘋然後自殺。有多少人年紀輕輕就過世,從來沒有接受診斷?為什麼那麼多退休球員身受憂鬱症所苦,出現阿茲海默症的症狀?Omalu和Bailes會坐下來思考,彼此討論再思考。

頭部創傷,當然了,但是還有什麼?這些傢伙有服用類固醇?或是其他藥物?有遺傳標識(genetic marker)嗎?頭部傷害是什麼時候發生的重要嗎?從醫學的角度,那是一個迷人的謎題—他們覺得從NFL的角度也會很迷人。

事實上,Omalu的確問過。在診斷Webster之後很久,他寫了一封信給名人堂,提議要全面性、縱向的研究—找到每個名人堂球員,取得他的基因檔案,找到基線,每六個月檢查他有沒有出現憂鬱或其他神經精神病學的症狀,當他過世時檢查他的腦袋。

Omalu那封信石沉大海。所以他六個月之後又寄了一封追蹤。一樣沒有回音。

Photo Credit:Josh Hallett@Flickr CC BY SA 2.0

Omalu、Fitzsimmons和Bailes成立了一個叫做運動遺產研究所(Sports Legacy Institute,SLI)的組織,打算對CTE進行更科學的研究。他們有了第四位成員Chris Nowinski,之前是在家庭間仲介大腦的中間人—替Omalu取得大腦來研究。

Nowinski和其他人不一樣。他似乎有不同的任務。很難準確地指出來。「我們不能一有新案例就去找媒體。」Omalu會這樣告訴他。「我們要研究,我們要學習。」Nowinski有更宏大的想法。他說CTE是一個公共衛生的議題,公眾有權力知道。他相信SLI可以,也應該上頭條。

說真的,如果Nowinski要進行什麼聖戰,沒人可以責怪他。他不是科學家。他是前WWE摔角手,摔角時的藝名是「Chris Harvard」,他是唯一在哈佛念過書的摔角手。他在大學時打美式足球,但是他當摔角手時的頭部重擊讓他栽進來,特別是最後一次,在Albany的「百事可樂中心」(Pepsi Center),「達德利兄弟」(Dudley Boyz)使出一招「達德利死亡」(Dudley Death Drop),讓可憐的Chris Harvard一頭掃進一桌來加油的觀眾中。

視力衰退、嚴重偏頭痛、喪失平衡感、記憶力出問題,他才24歲,有些時候卻感覺像是個孱弱的老人。他看了八個醫生,才有人花時間告訴他發生什麼事。那些是腦震盪。那些過去的日子。不只是那些讓他失去意識的日子。而是全部,也許上百次當他看到星星,感覺「叮噹」—任何造成腦部功能喪失的創傷都是腦震盪,它們全部都很嚴重,它們全部都是腦部損傷,它們全部都需要被注意,更不要說是再度受傷前的療癒時間。

從來沒有人告訴他那些。沒有人告訴他,他每天回來工作都可能造成潛在的腦部傷害。沒有人,直到Nowinski遇到一個世界知名的腦震盪專家向他解釋一切,所以Nowinski就離開了WWE。

他寫了一本充滿詳細研究的書「頭部遊戲:美式足球的腦震盪危機」(Head Games: Football’s Concussion Crisis),上了很多電視節目,讓Chris Nowinski和CTE議題間的關係聲名大噪。

Omalu不了解發生什麼事了。Bailes和Fitzsimmons懂。他們會彼此對望然後說「Uh-oh」。

2007年夏天,NFL新任理事長Roger Goodell在芝加哥召集了第一次全聯盟的腦震盪議題高峰會。32支球隊的醫生和訓練員都被要求出席。那會是NFL討論這件事和聆聽獨立科學家意見的機會,很多科學家也被邀請參考—總共有300人出席。

他們邀請Bailes參加,但是沒問Omalu。

「他們為什麼沒有邀請我?」Omalu會問Bailes:「為什麼NFL不想要和Omalu醫師說話?」

Bailes沒有簡單的答案。他了解這些傢伙。他知道誰是圈內人誰是圈外人,他也知道政治可以有多骯髒。「他們想要排擠他,把他鎖在門外,讓他邊緣化。」Bailes說:「他是吹哨者(whistle-blower)。」

「那你可以發表我的成果。」Omalu對Bailes說:「你可以拿著我的簡報。你可以拿著我的研究,你可以展現給他們看Omalu醫生發現了什麼!」那可不是新聞。他已經發表了論文。他們為什麼不聽?

所以Bailes就是這麼做。他帶著Omalu的載片,下載了他的PowerPoint簡報,往芝加哥出發。

到這個時候,NFL對於承認腦震盪問題已經有了些進展。首先,委員會主席Pellman,那位風濕病醫生已經下台。其次,委員會宣布一個會摧毀以前一切,針對腦震盪的新研究(那包括對120位退休球員進行臨床測試,至少到2012年才會完成。事實上,Bailes已經著手類似的調查,大概隔年就會完成。)

但是那些是真實的,實質進展。NFL頒布了腦震盪管理的標準:「醫療決定必須永遠優先於競爭考量。」他們會對所有NFL球員做神經心理學的基線測試—用那當作一種工具,輔助決定一位球員在受到頭部傷害之後,要多久才可以回到球場。

(在聽到NFL的腦震盪規定之後,Omalu說:「你是說他們在此之前從未有過任何腦震盪規定?天啊。」)

或許最重要的是「88計畫」(the 88 Plan),那展現了NFL和它對待受到癡呆所苦的退休球員時的人性面。「88計畫」來自Sylvia Mackey的一封信,她是名人堂球員John Mackey的妻子,Mackey在小馬隊就穿88號。

她說,他已經變成一個「不斷惡化、暴躁、看護殺手、退化、腦部遭到摧毀的恐怖悲劇。」他從NFL收到的每月2,450元根本不夠給付他需要的安養費用。所以「88計畫」會每年提供受癡呆所苦的退休球員至少88,000元。

但是這並不代表NFL承擔這團混亂的實質責任。它的MTBI委員會發表了科學研究,宣稱反覆衝撞頭部不會造成腦部傷害。在2007年HBO的特別節目,委員會共同主席Casson被用不同方式問了六次與美式足球相關的反覆腦震盪,是否會導致腦部傷害、癡呆或憂鬱症。每一次他都否認。

在芝加哥,Bailes以相反的證據捍衛他的立場。科學的證據。腦部的細胞傷害。他看到有些傢伙翻了白眼。他聽到有些惱怒的嘆息。他想到Omalu,還有他為什麼做這些的原因—他如何對於NFL沒有抱持敵意,在他看到Webster的大腦前對NFL如何近乎無知。他想到Omalu是如此純粹的科學家,還有他如何自己掏腰包花了100,000元追蹤到底。

所以Bailes挺身到底,他展示了Webster近乎完美的腦袋在解剖板上的幻燈片。他展示了切面。他展示了Tai蛋白,那讓他一頭栽進去的爛泥。他展示了Long的細胞,展示了Waters的細胞,展示了Strzelczyk的細胞。他表現出自己相信Omalu的工作成果。

那次會議並未對媒體公開,但是Bailes記得一清二楚。「他們沒有說:『謝謝,醫生,那真是太了不起了。』他們對我生氣。我心裡想:『這是一個發生在全美最受歡迎運動上新疾病,結果它的領導人有什麼反應?疏遠發現它的科學家?拒絕相信他發現的科學?』」

在其後的記者簡報,Omalu的名字不斷被提到,所以Casson這樣回應:「就運動員的慢性腦部疾病,唯一有科學根據的證據是對於拳擊手和某些越野賽馬。在其他運動員身上,從來沒有科學的、令人信服的證據。」

完全忽略Omalu的工作。

那其他研究又如何?比如說Bailes於2003年在北卡大和運動醫學專家Kevin Guskiewicz就數千位退休運動員的研究,發現遭受數次腦震盪的球員有憂鬱症的機率是其他人的三倍?

NFL斷定那份研究是「有瑕疵的」。

2005年北卡大的追蹤研究,顯示反覆遭受腦震盪的NFL球員有輕度知能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或前阿茲海默症的機率是五倍,那份研究顯示有阿茲海默症的退休NFL球員比率比走在路上的一般人高出37%,那又怎麼說?

「有瑕疵的」。

那麼,唯一沒有瑕疵的實驗,就是由NFL付錢找來的科學家所作的研究,剛好與越來越多研究者的意見相異。「那在科學界真是前所未見。」Bailes說:「那就好像美國心臟協會說:『嘿,如果那不是我們贊助的研究,我們不會承認或有所評論。只有我們能搞懂心臟病!』」

或者那會像是1980年代的香菸業—每個人都說香菸會造成癌症,除了那些從香菸身上賺錢的人。

如果不是這麼不負責任的話,那真是荒唐得可笑。

畢竟,生死交關的,是人的性命。受到頭部傷害的運動員,總是受到男子氣概文化的壓力:快回到場上!像個男人一樣站起來!不要表現出你的痛苦。更不要說那些想要打進職業球隊的大學美式足球員、高中美式足球員、兒童聯盟。

在這個時候Bailes大發雷霆: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好幾十億的產業。他們要從什麼時候開始負責任?就說你是個孩子,你決定要打美式足球。你知道你可能弄傷膝蓋,甚至可能扭傷脖子變得癱瘓。那些都是已知的風險。但是你不知道會變成一個腦部受傷的年輕人。NFL應該領導世界找出答案,承認那些風險。他們應該感謝我們把研究提給他。他們要從什麼時候開始負責任?」

「聽著,兩年前奧克拉荷馬大學刊出了一篇開創性的的論文。他們在奧克拉荷馬大學球員的頭盔裡裝加速儀,用來測量加速度。然後他們把G力紀錄下來。這樣我們就知道當美式足球員被擊倒時,他承受了大約60到90G。比較起來,戰鬥機駕駛在5G或6G時會失去知覺,但那是持續一段時間。那些美式足球承受的G力只有幾毫秒,非常短暫!碰!他們發現在球場上,戲劇化的例子是沒有防備的接球員受到的衝擊大約100G。那把他們擊倒。非常戲劇化,每個人都親眼見到。但是線衛呢?他們每一球實際上都承受了20到30G。因為他們開球時就用頭互撞。每一球。」

「頭盔不是解答。在頭顱裡頭,腦袋也有某些程度的變化。它會漂浮在腦脊髓液(Cerebrospinal fluid)中。它就在那液體裡浮著。當頭突然停止下來時,大腦會繼續晃動,彈回來。所以當我受到撞擊時,碰,我的頭顱停止了,但是我的大腦持續往前約一公分。碰,碰,它會彈回來。所以就算你有一呎厚的護墊,那也沒辦法改變那種加速度和減速度的現象。還有很多傷害是因為旋轉。那些纖維因為旋轉而斷裂。當你帶著面罩時,那就好像一個支點:你受到撞擊,你的頭天旋地轉。很多纖維就在那時候被剪斷—因為旋轉。頭盔沒有辦法避免這點。」

「還有,你最近有看過頭盔嗎?在美式足球的古早年代,你是戴著那種皮質帽子保護耳朵。就這樣而已。你不會注意到頭部。你會在第一次進攻就被撞昏﹗即便在六十年代,頭盔也就是薄薄的一層。現在的頭盔像是武器一樣。」

「所以我對NFL說:『你為什麼不減少頭部的撞擊?少讓他們撞擊到頭部!讓線衛用蹲踞的方式開始進攻,而不是彎腰用頭撞頭。讓他們站起來,像是保護傳球者時那樣。就不會一定得要造成頭部接觸。』」

「完全無動於衷。他們也一句話也不說。我是誰?我只是一個在實驗室讓上百隻老鼠接受腦震盪的傢伙,一個打了十年球的球員,一個當了二十年的邊線醫生。我懂什麼?只是某個愚蠢的神經外科醫生而已。」

「NFL沒有回答任何我們提出的問題,它只是閃躲,對我們不斷射箭。批評我們。說我們的成果只是一派胡言。他們只有攻擊我們。」

Photo Credit:Josh Hallett@Flickr CC BY SA 2.0

第六個案子是Tom McHale,他打了九年進攻線衛,大部分時期是在坦帕灣海盜隊。憂鬱症和關節慢性疼痛讓他發現羥可酮和古柯鹼。2008年5月25日,45歲的他因為合併服用這兩者而殞命。

Omalu拿到大腦,作了檢驗,發現CTE。

他決定不要對媒體公開McHale的案例。NFL已經很火大。他們拒絕承認CTE或任何Omalu的研究,或甚至,Omalu本人。似乎他們想要乾脆假裝Omalu不存在。

而後者很厭煩,厭煩於堅持說是,Bennet Omalu是個真人,他發現了一種真實的疾病,真的會對人造成傷害,即便你坐在那裡否認。和NFL公開爭論只是讓他從研究中分心。他會安靜地持續工作,檢驗大腦。他會把志向放在治癒這疾病。他會準備科學論文,一切以科學為證。

這種想法讓Nowinski這邊的關係崩潰。安靜地持續工作?但是Nowinski正在建立SLI;他在替自己打響名號。拆夥是意外且醜陋的,直到今日兩邊都對發生什麼事各執一詞。 Nowinski得到SLI,與波士頓大學醫學院合作建立了「創傷性腦病變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他在神經退化疾病專家Ann McKee指導下建立了大腦銀行,並且持續重要的工作,診斷出更多CTE的案例,蒐集了超過一百位同意在死後捐出大腦作研究的運動員。

的確,不經意想要對CTE研究更多的人,輕易就會被引導到SLI和波士頓集團—SLI有個推特帳號,有個頒獎典禮,SLI的網站上是Nowinski的照片,還有連結到他在電視報紙上的訪問。慢慢的,Omalu的名字從這些故事中淡出了,接著是Bailes,還有Fitzsimmons,還有他們的努力戰役。那些都是故事,在不斷複述中慢慢被簡化和省略。

歷史是被寫出來的,說話大聲的人宣示勢力範圍,英雄是被發明出來的。

波士頓集團想要看看Tom McHale的大腦,在家人的要求下,Omalu同意了。所以他把大腦切成兩半,其中一半寄到波士頓。他說請不要將診斷結果告訴媒體,他正在準備一篇辨認出CTE亞型的科學論文。Nowinski對這段對話的記憶截然不同。他說Omalu從來沒有回電,直到今日,他都激烈捍衛自己把McHale診斷結果公開的決定,就在2009年超級盃那週,就在坦帕灣。他登上頭條,宣布波士頓集團,而不是Omalu,在另外一位NFL球員身上診斷出CTE。(Nowinski說他是代表McHale家庭發言。)

「天啊。」看到CNN新聞的Omalu說:「那是我的大腦﹗他們竟然對於誰診斷那顆大腦說謊﹗」

那已經足夠讓一個人變得邪惡,讓他產生提起訴訟和復仇的心態。

但是Omalu沒有變得邪惡。他提醒自己:「我每天都在驗屍,所以每天都在提醒我人終會死。那讓我變得非常虔誠。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死,我知道我會受到上帝審判,所以當我在這世上時有很多事情要做。」

西維吉尼亞州的摩根城(Morgantown)被冷杉和硬木圍繞,那是個藏在阿帕拉契山谷的城鎮,煤礦令人昏昏欲睡地堆在駁船上,沿著孟農加希拉河(Monongahela River)進進出出。那所大學—還有它世界級的保健衛生設備—是那裡最大的建築。

在Bailes的辦公室裡,他的秘書Becky剛收到一個包裹,正在挖掘包裝填充物。以前當她摸到一個紙盒拉出一罐腦子時,她總會覺得很困擾,但現在她已經習慣了。

罐子裡裝的是Omalu診斷出的第15例CTE—他看過最戲劇化的。他還沒準備好要對媒體公布這件事。

「你的大腦已經到了。」Becky對也是剛剛抵達的Omalu說。他不喜歡跟大腦一起旅行。他相信UPS。「你的旅途還愉快嗎?」

「當然,當然,當然。」Omalu回答說。他的臉像胡桃木那麼深色,圓圓的充滿孩子氣。他的動作流暢、冷靜且有效率。「但是我的裁縫師不在!」他告訴Becky。

Omalu在兩年前搬到加州—他接受了San Joaquin郡首席法醫的職位—但是他依然向匹茲堡的一位裁縫師買所有西裝。它們幾乎全部都是藍色寬條紋,曖昧地閃耀著,無可挑剔的合身。量身訂做。襯衫也是。他不喜歡口袋。如果你的襯衫上有口袋,你的口袋底端就會有露出線頭的風險。那就是他的想法。不要有口袋—就沒有線頭。就是這麼簡單的邏輯。

Fitzsimmons也來了,纖細的他帶著開懷的笑容和素淨的打扮。「兄弟,你還好嗎?」他對Omalu說:「今天一定得要打紅領帶,不是嗎?」兩個人互相擁抱,拍拍彼此的背。

最後,Bailes忽然打開門進來,剛離開手術房的他還在擦洗手臂,口罩半掛在嘴邊。他手裡拿著一罐健怡可樂。「你們想要來點核果嗎?想吃點什麼嗎?蘇打餅乾?我還沒吃飯咧。」

他們在會議室放鬆,像是鄉村人一樣彼此問候、開玩笑,然後忘記了時間。

「所以這傢伙,他來自某個聰明人的科學雜誌。」Omalu說:「然後他說:『Omalu醫師,你真是個聰明人!你為什麼虎頭蛇尾呢?』然後我告訴他,我說:『Omalu醫師絕不虎頭蛇尾。』」

「虎頭蛇尾。」Bailes朝著Fitzsimmons微笑地說。他們兩人對Omalu的景仰是充滿關切的,就像是父親一樣。即便前者的用字只是完全真誠。

然後他們談到正經事,Fitzsimmons把一堆文件抽出來。

「我需要讀嗎?」Bailes說。

「我是你的律師,我說就簽吧。」Fitzsimmons說,然後三人都拿出自己的筆,找到自己名字,後頭寫著「以下合稱為「腦部創傷集團」(The Brain Injury Group)」

一間大腦銀行。洛克斐勒基金會(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一棟全新、造價3,000萬元的研究機構。布蘭琪洛克斐勒神經科學機構(The Blanchette Rockefeller Neurosciences Institute)在一年前開幕,就在Bailes辦公室對面—一棟漂亮的建築,佔地78,000平方英呎,有著最先進的實驗室空間。

那是世界上唯一專注於人類記憶和記憶失調研究的非營利獨立機構,與西維吉尼亞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有合作關係。Jay Rockefeller參議員以他的母親布蘭琪為名,後者在1992年因為阿茲海默症過世。現在,Webster的大腦和Long及其他人的大腦都會在一樓—一間專注於腦部創傷和CTE研究的實驗室。

他們還在蒐集大腦,但是依然還有很多,他們想要得到Steve McNair的大腦,還有拳擊手Roy Jones Jr.同意在死後要捐出大腦。新的研究中心預計這個月開幕。

Omalu把目光放在治癒CTE。為什麼不呢?

「你在比賽前服用一顆藥丸,可以避免Tau蛋白的增生。」他說:「就好像你服用阿斯匹靈避免心臟病一樣。」為什麼不呢?「這是我們現在應該談論的。而不是來來回回的人性自私面。不是NFL的政治和卑劣行為。任何人還想否認這種疾病就是瘋了。現在的問題是解方。既然我現在了解病理了,那是我的下一步。」

腦部創傷集團正在準備七份新的科學論文。新發現。CTE的亞型。可能的基因型態。Omalu不會虎頭蛇尾。他把對話移出公眾領域,認真工作,Fitzsimmons處理和洛克斐勒的事宜,Bailes負責科學論文,說真的,他們想要的是NFL加入他們一起試著找出答案。

那顯然很難成真。他們最後聽到NFL的訊息,是NFL在2008年像是最後一搏似地要反駁Omalu的成果。我們已經和一位科學家談過了。世界上研究Tau蛋白的權威。我們想要把他送去西維吉尼亞看看你們的成果。

Bailes同意了。

來自紐約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的神經病理學家Peter Davies研究阿茲海默症和Tau蛋白超過30年。他沒有從NFL收受任何金錢,甚至停車費都沒有。他對於自己在西維吉尼亞發現什麼有很多懷疑。他已經檢驗過數以千計的大腦,但是從沒看過任何近似於Omalu在他的論文中描述的Tau蛋白堆積程度。他相信Omalu出自好意,但是太過天真和被誤導。「我很懷疑。」他說:「我不認為那裡有任何東西。」

所以當Davies在2008年十月來到西維吉尼亞時,他很有禮貌地微笑著走進Bailes的實驗室,Omalu把第一個載片遞給他,然後他在顯微鏡下觀察,他說:「哎呀。」他說:「哎呀。」他說:「這是什麼鬼?」

就這樣持續了兩天,一片接著一片。Davies的唯一懷疑只剩下載片本身的汙漬。也許技術人員不是採用最先進的設備和儀器。他問Omalu可不可以給他一些細胞樣本、大腦切片帶回他在紐約的實驗室,他可以用新的載片和自己的儀器、自己的技術人員、自己獨有的染色技巧。

「當然,當然,當然。」Omalu說:「你帶點切片回家,和你們的人談一談,看看你有什麼想法。」

在紐約Davies的實驗室,他做自己的測試,當他用顯微鏡觀察時,他嚇到了。Tau蛋白的病症比他在西維吉尼亞看到的更嚴重了—甚至更明顯。「快來看看這個!」他叫自己的研究團隊來:「我到底看到什麼?這會把你嚇到不行!而這還不只一個案例。我這裡有三個案例。成堆的Tau蛋白堆積病症,而這傢伙甚至還沒40歲……」那比他們在最末期的阿茲海默症病歷看到的都還更嚴重的多—而且在全然不同的大腦位置。

「我的天啊,這太異常了。」Davies說:「我們得要參與。」他寫信給Bailes和Omalu。他說Omalu是對的。

「一定要給Bennet Omalu肯定。」他今日說:「因為他是第一個發現的,沒有人相信他,業界裡沒有人,包括我在內。我不認為那裡有任何發現。但是當我看到樣本,他絕對是正確的。我的懷疑是錯誤的。」

NFL從來沒有揭露Davies的報告,沒有將其公諸於世。他們也沒有再和Omalu、Bailes和Fitzsimmons談過話。

他們在2009年五月召開了另一場會議,比芝加哥高峰會的規模要小得多,再度討論腦震盪和MTBI委員會的工作進度。他們邀請波士頓集團的研究人員參與。他們邀請Davies,後者將自己在西維吉尼亞的所見所聞告訴他們。

「毫無疑問那裡有什麼。」Davies說。但是他的結論有所不同。他不相信CTE的主要病因是腦震盪或創傷。他甚至以老鼠為主要對象設計研究,來測試自己的假設說類固醇是主要病因。然而,他坦率地承認自己不是像是Bailes的創傷專家,他也沒有像是Omalu花上一生觀察受到反覆創傷的大腦。

他研究的是阿茲海默症,相信自己沒有看過那樣的大腦必定是有原因的,而他相信原因就是類固醇的使用。畢竟,那麼多人得過腦震盪—不只是運動員。這麼多年以來,他不是應該在一般人的大腦看到一些CTE的證據嗎?但是只有運動員會服用類固醇,所以這就是他追蹤的連結。

Bailes曾和人合著一本關於類固醇和運動的書籍,並不排除類固醇或其他任何因素可能造成CTE,但是他指出合成類固醇(synthetic steroids)直到1959年才被發明—那比首次在拳擊手身上發現的拳擊手癡呆(dementia pugilistica)案例要晚了30年。

不管如何,無論類固醇理論是否為真,它對NFL來說都不是值得慶幸的假設。它頗為吹噓的藥物測試規定怎麼樣?球迷一直毫無掛慮地相信這些又高又快的傢伙,現在每年都變得更快更壯只因為……天然。不是因為「增強體能藥物」(performance-enhancing drugs)。

不管是腦震盪或類固醇或兩者兼有,NFL都面對了一個越來越難否認的問題要解決。

Photo Credit:Josh Hallett@Flickr CC BY SA 2.0

MTBI的共同主委Ira Casson參加了五月的會議,他已經不再死忠於NFL的論點—那是當他在2005年共同署名寫信要求撤銷Omalu在《神經外科》期刊的文章時所寫下的。

既然全國各地的科學家都開始接受這研究很堅強,Casson的立場改變了嗎?

「沒有。」他說:「沒有發生任何事足以改變我們在那些信裡所寫的任何意見。職業美式足球、NFL球員生涯和腦部病變有關係嗎?呃,我們不知道。也許。」

那他覺得為什麼如此多的獨立科學家都說有關係呢?

「我想那中間有很多……缺陷。」他說。他覺得最大的問題在於,說到底,所有科學家看的都是死人。他說,來自活人的臨床資料非常少—那就是MTBI委員會的研究要關注的方向。

「基本上,」他說:「如果你看看醫學文獻裡的案例—紐約時報可不算是醫學文獻—大部分來說,臨床資料都是來自死後所蒐集的:和家屬訪問,『人們這樣告訴我。』等等。你不會看到任何資料顯示,呃,這是醫生檢測他時發現的;這是他的精神病學評估結果;這是他們的神經科醫生發現的。完全沒有!」

「對我來說,那產生了一個問題就是臨床表現(clinical picture)到底是什麼?我不認為從幾個自殺案例就跳到假設其他人也是如此是公平的,比方說某個人在高速公路上開快車,那一定是要自殺。呃,我們不知道。我不認為任何人可以告訴你,除非你有實際從事診斷的神經科醫生。我想很多人太快下結論。」

「臨床資料非常少。」

Fitzsimmons和Bailes還有Omalu坐在Bailes在西維吉尼亞的會議室,仔細思考著Casson的說法。

「臨床資料非常少?」Fitzsimmons說。但是他有五位醫生,其中一位來自NFL,曾經診斷過Mike Webster,並且作出他有閉鎖性頭部外傷的結論。「我有一個檔案夾那麼厚的臨床資料。」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Bailes說:「我不了解為什麼NFL這麼做,你知道,只要拿起一本教科書。」他拿起一本教科書,那種你會在任何醫學院的神經外科看到的。

「這本是失智症的神經病理學(The Neuropathology of Dementia)。它非常詳盡地描述了Tau蛋白的病理學。有一整章關於創傷導致失智症。所以這是我覺得很異想天開的,竟然還有抵抗。腦部創傷是失智症的風險之一已經人人熟知。為什麼我們還要爭辯這點?為什麼我們不能接受它,然後往下一步試著去避免它?」

「臨床資料?」Omalu說:「臨床資料?不好意思,但是診斷的黃金標準是什麼?解剖!那就是診斷的黃金標準。只有當你把屍體剖開,看看細胞,你才會找到疾病的證據。」

他們這裡有15個病例證據,躺在一個罐子裡,一個被等待說出的故事。

然後是第16個病例:Gerald Small,一九八〇年代海豚隊的角衛。他在加州沙加緬度被發現過世時只有52歲,他沒有工作,和阿姨同住,酗酒。沙加緬度驗屍官把大腦寄給Omalu,他現在在驗屍官的圈子裡已經有名了。

Omalu拿到大腦,作了檢驗,發現CTE。

第17個病例是Curtis Whitley,一九九〇年代在電光隊、黑豹隊和突擊者隊打中鋒。當他面朝下在西德州一台租來的拖車廁所被發現時,沒有穿上衣,沒有穿鞋,只穿著藍色的暖身褲,他只有39歲。

Omalu拿到大腦,作了檢驗,發現CTE。

「你會想遲早有一天,就像生命中大部份時候,你都得要面對事實。」Bailes說:「我想那有部份是當NFL把它們的專家送到摩根城時的心態。也許它們現在正在計畫它們的策略,我不知道。」

2006年12月13日,在提出申請之後第七年和Webster過世之後第四年,美國聯邦第四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ourth Circuit)維持了原來判決,認定Webster已經完全且永久地殘障,其原因是打美式足球造成的腦部傷害。該項以三比〇做出的判決,讓Webster的四個子女和遺孀得到超過150萬元的補償。

Photo Credit:Josh Hallett@Flickr CC BY SA 2.0

後來發生什麼事?

2009年10月,美國國會第一次就美式足球員的CTE症狀舉行聽證會。NFL理事長Roger Goodell作證時沒有確認美式足球與腦部創傷的關係。加州選出來的眾議員Maxine Waters告訴Goodell說:「我想你是個價值八十億元的組織,但是沒有認真看待你們對球員的責任。」

2009年12月,NFL宣佈會採用更嚴格的重回球場規定。任何顯示腦震盪症狀的球員,在同一天內不得重回球場。

2010年1月,NFL宣佈捐贈100萬元給波士頓大學,用在「創傷性腦病變研究中心」的大腦銀行。

2010年4月26日,21歲的賓州大學美式足球隊隊長Owen Thomas自殺,醫生發現他的大腦也有CTE症狀,這是最年輕診斷出這病症的球員。

2011年2月17日,前芝加哥熊隊的Dave Duerson舉槍自盡,他把槍口對準胸部,並且留下字條寫著:「拜託,我的大腦要捐給NFL的大腦銀行。」他的大腦發現有CTE症狀。

2011年8月,前亞特蘭大獵鷹隊的Ray Easterling對NFL提起訴訟,指控聯盟有計劃的詐欺,並且對美式足球和失智症的關聯知情。最後有6,000位退休NFL球員加入訴訟,幾乎是聯盟所有在世球員的四分之一。

2012年,新聞節目「Frontline」報導,儘管NFL採用了新的規定,但是球季中的腦震盪現象比前一季增加了14%。

2012年4月19日,對NFL提起集體訴訟的Ray Easterling舉槍自盡。他的大腦發現有CTE症狀。

2012年5月2日,前聖地牙哥電光隊的Junior Seau舉槍自盡,他也把槍口對準胸部,受到NFL的鼓勵,Seau的家屬把他的大腦捐給美國國家衛生總署(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而NIH也從他的大腦發現CTE症狀。

2012年9月,NFL在新球季開打同時捐贈3,000萬元給國家衛生總署,用於醫學研究資金,這是聯盟92年歷史上最大額的一筆捐贈。Goodell理事長說,聯盟的目標是「積極與最好的科學家合作,對於大腦和腦部創傷有更多了解。」

2013年,在聯邦法院要求仲裁下,集體訴訟達成和解,NFL付出7.65億元,但是不承認有不當行為,兩方持續談判。

2015年,基於集體訴訟的和解談判,NFL被要求揭露精確資料顯示,三分之一的球員有可能得到與美式足球相關的失智症,而且比一般大眾出現在「年紀更輕的階段」。4月22日,在經過兩年談判之後,法官批准了無上限的和解金額,NFL要對65年間的球員付出10億元,平均每位球員可以得到約19萬元。

延伸閱讀:

本文獲運動視界授權刊登,原文請見:《震盪效應》—一位醫生如何永遠改變了美式足球

責任編輯:羊正鈺
核稿編輯:林佳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