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獅城人如此不安?拆解新加坡建國神話背後的「危機」論述

為何獅城人如此不安?拆解新加坡建國神話背後的「危機」論述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只有開啟多元、深刻的討論,重新審視李光耀的思想及治國理念,新加坡才能夠從強勢政府的陰影中走出來,才得以探討:為何會國會有了更強大的反對黨,經濟就不能發展?為什麼沒有菁英的統治,就找不到未來?

文:劉存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公共政策與國際事務系三年級)

新加坡作為人人稱羨的亞洲花園城市,它的經濟發展程度與幸福感指數卻往往成反比。在2012年的全球幸福指數排名中,新加坡名列第111名;同年,新加坡社會被蓋洛普民調(Gallup Poll)評為最缺乏情感的社會(most emotionless society),也是個不快樂的國度。

新加坡南大公共政策系的陳重安教授認為,新加坡社會的不快樂是因為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無形地破壞了新加坡人的幸福感。菁英教育制度將教育資源集中,弱者被淘汰,只有最優秀的學生可以獲得最好的教育,逐漸造成一個階級社會。缺乏社會福利網令人們缺乏安全感——上班族和學生壓力大,許多老人依然從事勞力工作。

同時,政府以重罰與重賞的方式來管制人民,結果造成心理學上的動機排擠現象(motivati​​on crowding out),使人們不再根據內在動機去做事情(例如不是為了保護環境而不亂丟垃圾),而是因為受到外在管控而去行動(為了守法而不亂丟垃圾)。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新加坡社會可以接受這種為了經濟和效率,而犧牲個人幸福感的政策呢?為什麼2015年的新加坡大選,民眾的反對聲浪明明如此高,可是卻依舊選回人民行動黨?

一脈相傳的論述

在新加坡大學上政治學系的課,會和新加坡同學及教授有許多辯論,而這個過程中就有機會觀察新加坡人對政治的態度和國家的想像。同時,也可以發現新加坡社會,無論是政府菁英、大學教授、大學生、普羅百姓或是小販,都有著「一脈相傳」的論述。在此,我們姑且把這種論述稱為「新加坡的易損性」( vulnerabil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的易損性」主要由島國的歷史與地理因素構成,這個論述將新加坡描述成一個本不應該存在的國家,為了努力維持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與地位,國民就要付出代價來保障這個國家,避免它因為各種意外而被淘汰、取代。

那這個論述又是怎麼建構成的呢?在上「新加坡政治」這堂課的時候,教授不只一次提到新馬分家時的委屈與得意。委屈的是因為新加坡突然被馬來亞拋開,接下來要面對資源缺乏、土地狹小、人口等有限發展條件;得意的是因為1965年後的故事證明,新加坡自力更生反而發展得更好,況且離開的是一個最終被新加坡唾棄的腐敗國家/政府。

不強大就被欺負

不僅如此,新加坡同學還會認為,新加坡作為一個以華人人口為主的國家,可是卻被兩個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印尼和馬來西亞包圍著。這三國在歷史上曾有過外交糾紛,因此與鄰國不穩定的關係更讓新加坡人認為:如果島國不強大,就會被鄰國欺負、甚至侵占。

二戰時期,新加坡曾經面對英殖民政府的遺棄,也面對日本的軍國主義統治。這段歷史更讓新加坡同學認為,新加坡人應當自強,因為世界是殘酷的叢林,沒有其他國家會來幫助你,不能適應就只會被淘汰。同時,新加坡也曾經歷共產主義浪潮,即使如今冷戰已「結束」,但共產主義仍像幽靈一樣提醒著新加坡人:言論和集會自由是可怕的。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易損性」這個論述,其構成主要源於歷史上面對突然被迫獨立的恐懼、日據時代被英政府拋棄的不安、共產主義的威脅,以及在地理上面對自然資源、國土面積、地緣政治的壓力。這些問題形塑了新加坡社會對於未來的不安與恐懼——他們認為自己的命運就像浮萍一樣,在國際社會中無依無靠地飄蕩。

強大的防禦體制

對外,他們相信唯有不斷努力成為經濟強國、建立強大的軍隊、進行防禦性外交(defence diplomacy),才能在國際社會中爭得一席之地,不會被取代、欺負;對內,他們相信必須由強勢政府和政治菁英進行高效的管理、限制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以確保社會的穩定。菁英式的教育制度確保培養出一流人才,並執行嚴厲的法律來維持社會的秩序。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新加坡的易損性」論述導致新加坡社會的不安與恐懼,進而合理化政府菁英統治的政策。新加坡反對黨在2015年大選失利的主要原因,或許就在於此——新加坡民眾認為,支持反對黨就意味著換掉政府,但這也同時預示著失去「強勢政府」這一個新加坡建國以來的最大擔保。

要改變新加坡的政治局勢,就要去拆解「新加坡的易損性」的論述。不然,新加坡社會中瀰漫著的「怕死」與「怕輸」情緒,會讓人民寧願把權力渡讓給政府,甘願民主自由被限制,也不要人民當家做主的好處。

破解「李光耀神話」

要如何拆解這個論述?或許就需從破解「李光耀神話」開始。李光耀逝世一年以來,坊間也再次複製易損性論述,創建李氏神話。不僅大部分知識分子鮮少就其過失深刻反思,就連反對黨領袖也公開宣稱「李光耀應該是新加坡跨越政黨的公共資產」。在新加坡,我們很難聽到對於李光耀神話的異議,亦沒有人去檢討李光耀的語言政策、社會管控政策、菁英教育制度等政策的影響。

檢討李光耀的政策和影響力,並不一定是否定他生前的成就和貢獻,而是要承認作為一個凡人也會有犯錯的時候;更何況,作為施政者,其在實行各種政策時,會給社會帶來各種意料之外的副效應(unintended effect)。作為一個政治領袖,李光耀已經成為了強勢政府的象徵與「易碎新加坡」的解藥。他也必然在不同層面影響了不同的社群,所以我們更不能用同一把標尺去衡量李光耀的功過,也更需去理解這個神話的創建背後的政治性。

只有開啟多元、深刻的討論,重新審視李光耀的思想及治國理念,新加坡才能夠從強勢政府的陰影中走出來,才得以探討:國家的成就是以怎樣的代價換來的?為何會認為國會有了更強大的反對黨,經濟就不能發展?為什麼沒有菁英的統治,就找不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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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城曾是小漁村?

曾經聽一位歷史系教授說過,他們在新生入學面試時設計的問題是:「李光耀將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大都市,請問你怎麼看?」當時有一位面試者反問:「獨立前的新加坡真的是小漁村嗎?」彷彿那段歷史不曾也不該屬於新加坡。由此可見,新加坡人的不安心理並非與生俱來,而是被建構成的。

康德認為,功利主義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把人當作實現某種目的的工具,而不把人當成目的本身。「新加坡的易損性」論述要求,每個人民以追求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為終極目標,並且要求個人意志和自由權利必須對此做出讓步。

每個個體在這種國家論述之下,化為一根根的螺絲釘,成就了國家機器,卻要犧牲個人的內在價值。而康德認為,這樣一個要求個人犧牲內在價值與自由權利而建立起來的政權是不正義的,因為一個人的價值不能被異化、被轉移。

本文獲當今大馬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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